摘要：年报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1362.9亿元，同比下降3.21%；归母净利润322.96亿元，同比下降9.85%，扣非净利润亦同步下滑9.60%。这是民生银行自2020年以来连续第四年营收下滑，净利润则跌至近12年最低水平。

有一种失望，叫无奈。

2024年的民生银行依旧没有实现逆袭。

年报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1362.9亿元，同比下降3.21%；归母净利润322.96亿元，同比下降9.85%，扣非净利润亦同步下滑9.60%。这是民生银行自2020年以来连续第四年营收下滑，净利润则跌至近12年最低水平。

民生银行（600016.SH）2024年年报的披露，再次暴露了这家曾被誉为“小微之王”的股份制银行的深层危机。

本文将从利润与营收下滑的动因、不良贷款率攀升的逻辑、战略转型的困境及频繁踩雷等维度，全面解析民生银行的现状。

利润与营收双降的核心动因

净息差持续收窄，负债成本居高不下，民生银行的净息差从2023年的1.46%降至2024年的1.39%，虽降幅小于行业均值，但其负债成本与同业差距显著。以招商银行为例，其2024年负债成本仅1.64%，而民生银行为2.27%，63个基点的差距对应每年约423亿元的利息收入损失。尽管民生银行通过优化负债结构（如增加低成本同业存单）降低存款成本17个基点，但其存款结构以高成本的定期存款为主（占比超60%），导致负债端改善空间有限。此外，贷款收益率下降25个基点至3.55%，进一步压缩了净息差。

非息收入增长乏力，中间业务承压，非息收入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5.15%，主要受代理保险、基金费率下调及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尽管民生银行试图通过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业务破局，但实际效果有限。例如，其科技型企业贷款户均仅360万元，仍延续小微贷款模式，且未披露相关不良率，风险敞口不透明。信用卡业务虽新增发卡量增长12.55%，但不良率攀升至3.28%，投诉量高居行业第二，进一步拖累中间业务收入。

规模增长停滞，内生动力不足，2024年民生银行总资产增速仅为1.82%，存款规模同比下降0.47%，对公存款流失3.98%。由于存款增长乏力，其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面临压力，限制了规模扩张能力。零售存款虽增长7.61%，但高成本负债占比仍超60%，导致“保规模”与“控成本”的矛盾加剧。

不良贷款率攀升

房地产与关联交易的历史包袱，民生银行自2015年起深度绑定房地产行业，2024年末对公房地产贷款余额3951.64亿元，不良率升至5.01%。尽管其通过风险处置使房地产不良生成率略有下降，但恒大集团等房企的贷款余额仍达91亿元，且相关抵押资产（如武汉中心大厦）流动性存疑。此外，泛海系、东方集团等关联方贷款余额合计261.78亿元，虽已计提拨备，但诉讼回收周期长，风险敞口未根本化解。

不良认定标准宽松，拨备覆盖率不足，民生银行的不良贷款认定存在显著缺口。2024年末，其阶段三贷款（已违约但未计入不良）余额达869.91亿元，但表内不良贷款仅656.1亿元，认定缺口达213.81亿。拨备覆盖率141.94%创三年新低，远低于行业均值，且阶段三贷款拨备覆盖率仅50%，风险缓冲能力薄弱。相比之下，招商银行等同行对不良贷款的认定严格遵循监管标准，拨备覆盖率长期维持在200%以上。

信用卡业务风险集中暴露，信用卡业务成为民生银行资产质量的另一重灾区。2024年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145.31亿元，不良率2.98%，投诉量占全行总投诉量的65.82%。尽管管理层解释称不良率高企与核销处置不足有关，但催收环境恶化（如反催收联盟活跃）及客户还款能力下降，导致风险化解难度加大。此外，信用卡乱扣费、暴力催收等问题频发，进一步削弱客户信任。

区域与行业风险扩散，从区域分布看，不良贷款集中于长三角、总部及西部地区，其中长三角不良贷款增量达42.37亿元。行业层面，批发零售业不良率上升0.06个百分点至1.44%，制造业虽有所改善，但个人贷款不良率攀升至1.80%。经济复苏不均衡与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加剧了资产质量压力。

从“小微之王”到“失落的十年”

战略摇摆与路径依赖，民生银行曾凭借小微金融快速崛起，但2015年后转向房地产的战略调整埋下隐患。尽管新任行长王晓永提出“两重两新”（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新经济、新动能）战略，并押注科技、绿色、普惠等“五篇大文章”，但实际进展缓慢。例如，绿色信贷余额3234亿元虽增长22.4%，但碳金融产品仍处试点阶段，政策依赖性高。数字金融投入60.19亿元，但手机银行用户增速仅7.1%，智能化转型成效不彰。

股东结构复杂与治理短板，民生银行的民营基因曾是其竞争优势，但股东泛海系、东方集团的债务危机导致关联交易风险集中爆发。尽管新希望集团增持至5%并推动治理改革，但大家保险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股权稳定性存疑。此外，年报删减战略目标表述，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沦为“泡沫”，反映管理层对长期方向的迷茫。

资本补充与增长瓶颈，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36%虽小幅提升，但依赖资产规模停滞下的被动优化。内生资本生成能力不足，难以支撑3%以上的资产增速。在货币扩张周期中，民生银行的市场份额持续被国有大行及头部股份行侵蚀，竞争力进一步弱化。

频繁踩雷 风险意识差

此外，近期热点事件还包括民生银行起诉东方集团及前副董事长张宏伟涉及金额10.3亿元。

从股权架构来看，民生银行位列东方集团前十大股东，东方集团曾与新希望系和泛海系并列为民生银行的“三大系”股东。而截至2023年底，民生银行对其还有近百亿贷款。

2025年4月1日，民生银行通过网络直播召开2024年业绩交流会。据黄红日透露，截至2024年底，东方集团在该行的关联贷款规模余额为76.94亿元，与上年末相比减少约19亿元。从占比来看，该关联贷款在本行总体贷款中占比较低，风险敞口处于可控范围，对该行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

黄红日同时表示，截至2024年末，恒大集团在该行的贷款余额为91亿元，均为房地产项目贷款，恒大集团在该行的总体贷款占比不高，并且已经综合考虑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计提，预计对经营不会产生重大的损失。

东方集团、泛海集团、恒大集团作为民生银行的重要关联方或大客户接连暴雷，暴露了民生银行在风险管理、战略决策、内部治理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关联交易风险集中，暴露股东利益捆绑隐患

股东与企业深度绑定，风险敞口难剥离，东方集团和泛海集团均为民生银行主要股东，截至2024年底，东方集团贷款余额76.94亿元，泛海集团贷款余额184.84亿元。尽管民生银行声称贷款占比低且“风险可控”，但泛海系曾占其关联借款的80%，而东方集团流动性危机（如2024年6月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直接威胁其质押股份价值，形成“股东即债务人”的畸形关系。

担保物价值虚高，风险缓冲不足，泛海系贷款主要依赖武汉土地抵押、武汉中心大厦在建工程等资产，但这些抵押物流动性差且估值存疑。例如，武汉中心大厦因长期烂尾，实际处置难度极大，民生银行虽胜诉但回收资金有限。恒大集团91亿元贷款虽以房地产项目抵押，但在楼市下行周期中，抵押物变现能力大幅缩水。

关联贷款“借新还旧”掩盖风险，东方集团贷款从2023年的98.89亿元降至2024年的76.94亿元，表面看风险降低，但实际是通过质押资产续贷而非实质性还款，本质是风险递延。泛海系更是在2019-2020年通过多笔流动资金贷款叠加担保，形成复杂的债务链条，最终导致诉讼金额超54亿元。

风控机制失效：从准入到处置的全链条漏洞

贷前审查形式化，客户筛选失准，恒大集团在民生银行的贷款余额曾高达293亿元（2020年），尽管民生银行宣称抵押物“足值有效”，但2023年房地产不良贷款率飙升至5.13%，显示抵押资产评估存在严重偏差。此外，东方集团2023年归母净亏损15.57亿元、资产负债率超70%，却仍获得大额授信，暴露风险预警机制失灵。

贷后管理缺位，风险处置滞后，民生银行泉州分行因“贷后管理不到位”被罚250万元，典型案例是未及时发现泛海系贷款资金被挪用至高风险领域14。对恒大贷款的风险暴露始于2020年，但直至2024年仍在计提拨备，处置效率低下。

不良资产处置依赖“甩卖”，损失加剧，2025年民生银行以2-3折甩卖60亿元信用卡不良资产，预计回收率不足30%，反映出其催收能力薄弱且风险定价机制失效。对关联方不良贷款虽胜诉但执行周期长，如泛海系诉讼历时两年仍未完成债权回收。

战略方向偏差：过度依赖高风险行业

房地产依赖症积重难返，民生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从2022年的3818亿元增至2023年的4003亿元，不良率从4.28%升至4.92%，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500亿元可转债计划因房地产业务风险遭监管问询后撤回，显示战略转型受阻。

信用卡业务逆周期扩张埋雷

2022年行业收缩时，民生银行信用卡发卡量逆势增长7.3%，但有效客户占比降至61%，导致2024年信用卡不良率攀升至3.24%。这种“以规模换收入”的策略牺牲了资产质量。

新兴领域布局“口号化”，尽管提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转型，但科技贷款户均仅360万元，仍沿用小微模式，未形成差异化竞争力；绿色信贷虽增长22.4%，但碳金融产品依赖政策补贴，可持续性存疑。

治理结构缺陷：股东干预与内控失灵

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东方集团张宏伟、泛海系卢志强曾长期担任民生银行董事，形成“股东控制董事会”格局。张宏伟在东方集团债务危机中仍连任副董事长，凸显治理独立性缺失。

合规文化薄弱，监管处罚频发，2024年开年即收超400万元罚单，涉及贷前调查失职、资金挪用等；2023年更因同业账户违规被罚近6000万元，暴露内控体系形同虚设。泉州分行罚单直指其“不良资产处置程序不合规”，与关联方风险处置中的违规操作形成呼应。

信息披露不透明，风险缓释不足，民生银行对关联贷款的风险分类和拨备计提标准模糊，例如泛海系贷款拨备覆盖率未公开，而阶段三贷款拨备率仅50%，远低于行业标准35。2023年撤回可转债申请时未回应监管对房地产客户风险的追问，进一步削弱市场信任。

系统性风险与转型困境的交织，民生银行的困境本质是“股东利益优先”模式与市场化经营原则的冲突。其案例警示：

关联交易需刚性约束：应建立股东贷款限额、独立评估机制，避免“内部人控制”；风控须穿透周期：需强化行业风险预判，摒弃“抵押物迷信”；治理改革迫在眉睫：需优化董事会结构，切断股东干预经营路径；

战略转型需实质性突破：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真正构建差异化竞争力。

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民生银行或将陷入“风险暴露—业绩下滑—资本

补充受阻”的恶性循环。

破局之路与不确定性

风险化解与资产处置，民生银行需加速存量风险出清，尤其是房地产与关联方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手段盘活抵押资产，同时提升不良核销力度。但泛海系诉讼周期长、房地产政策效果滞后，可能延缓风险释放。

负债端革命与业务重构，降低负债成本是当务之急。需通过场景金融、财富管理提升活期存款占比，并压缩高息同业负债。零售业务需摆脱对信用卡的过度依赖，转向财富管理与养老金融等高附加值领域。

2025年，民生银行能否依托新股东与管理层改革实现“破旧立新”，仍需观察其战略定力与执行效能。然而，在资产质量未根本改善、息差修复空间有限的背景下，这家曾经的标杆银行恐难逃“平庸化”命运。

来源：大升财经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