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五十次,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
魏征,唐初杰出政治家,史上最有名的诤臣,深为唐太宗李世民器重。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五十次,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
这段时期呈现出一片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为唐朝盛世景象奠定基础,故李世民和魏征成就后世传颂的千古君臣佳话。
不过世人皆知魏征促成贞观开明盛世,却鲜有提及李世民成就魏征诤臣之名。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值此隋末乱世,魏征备经丧乱,仕途坎坷,“跳槽”多次,直至被李世民招募麾下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留下一代良臣的千古流芳。
公元580年,魏征出生于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省晋州市)的一户贫苦家庭。
在豪强士族垄断社会政治资源的隋朝,普通农家子弟是没有什么出头机会的,但只有魏征虽守着清贫,却有大志向。
年轻时的魏征喜好读书,涉猎广泛,对隋末时局有很深刻的认识。
由于隋炀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百姓不堪徭役兵役之繁重,揭竿而起,呼啸山林,发起反隋起义,各地豪强割据自立。
魏征敏锐的察觉在王朝末年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之时,正是跨越阶级的好机会,遂摒弃经史子集,研究纵横之说,以图施展才华。
617年,年近不惑之年的魏征辗转至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帐下,由于魏征文笔出众,很快从一帮大老出的行伍中脱颖而出,成为元帅府文学参军。
但魏征不甘心止步于一个文书,斟酌良久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一个都没采用。
618年,李密为争夺洛阳,与王世充展开血战,魏征趁机向李密的长史郑颋建议:
“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死伤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
但郑颋不以为然,后来李密果然被王世充击败,瓦岗军溃散各奔东西,魏征投靠至河北窦建德,成为其起居舍人,但依然没有得到重用。
621年,秦王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中击败并生擒窦建德,收复河北,太子李建成闻听魏征贤名,请他担任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至此,魏征踏入唐朝权力核心,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可以说,李建成对魏征有知遇之恩。如果没有李建成,魏征恐怕会永远被埋没。
魏征也很感激李建成,一心辅佐其保持太子大位,对抗秦王府。622年,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起兵,河北祸患再起,魏征提醒李建成:
“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
在他的建议下,李建成挂帅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并趁势结交山东豪杰。
在平定刘黑闼过程中,魏征屡次献策,对俘虏及叛军家属宽大处理,从而瓦解刘黑闼叛军的斗志,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李建成也因此大获全胜。
随着唐朝统一战争接近尾声,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皇位继承权斗争日益白热化,魏征建议李建成驱逐李世民至他处,将他排挤出长安,但遭到李建成拒绝。
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取得大唐统治权,而魏征也迎来人生的重大转变。
政变不仅是政敌之间肉体上的摧毁,更是政治派系之间的厮杀,失败的一方将遭到清洗,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贡献,立过什么功劳。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杀尽了自己的兄弟侄子,甚至霸占了太子和齐王府的妻妾。
同时李世民也知晓魏征参与太子党迫害自己的事情,于是派人把他带来,质问其为何离间骨肉亲情。
李世民这么问分明是把自己弑兄杀弟的责任推卸到魏征身上。闻言者都为魏征担忧,但魏征却不卑不亢的回答:
“先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的祸事了。”
有人分析魏征这么回答其实是告诉李世民自己非无才之人,只是没有遇到贤明的君主。潜台词是只要重用自己,自己就能够成就李世民。
李世民倒也豪爽,直接将其赦免,还授为詹事府主簿。李世民到底是听了魏征的话才给他生存的机会还是一开始就没打算惩处魏征?
小编倾向于后者,李世民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在做任何事情前不可能不考虑后果,其实在审问魏征前就已有所考量,绝不会因为几句话就改变自己的初衷。
而李世民接受魏征的原因很简单,既可以掩盖残杀兄弟,体现自己宽大胸怀的一面;又可以利用魏征善于劝谏的优点,让天下士人看到自己求贤若渴,善于纳谏的一面。
对待大臣和宗室,哪个成就自己,哪个有威胁,李世民拎的很清,一切都是维护自身统治出发。
不久李世民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命他安抚在河北的李建成、李元吉旧部,事实证明,李世民这一招棋走的很漂亮,有了魏征的样板,河北的将领们都服从诏令,平稳度过了玄武门之变的政治风险。
626年八月,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年号贞观,魏征被擢升为尚书左丞,成为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臣子。
633年魏征改任侍中,负责门下省事,跻身宰相行列,执掌封驳权。
虽然门下省不掌管政务处理,但着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苦差事,要知道在君主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门下省的封驳就是变相减损皇权,得罪皇帝本人,所谓伴君如伴虎,哪天搞不好轻则罢官,重则掉脑袋。
但就是这么一个难干的位置,魏征一干就是十几年,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贞观朝以至后世历代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上至朝廷军国大事,下至李世民个人言行。
针对唐朝立国之初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
魏征建议与民休息,以静为本,驳斥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
在吏治方面,魏征力主严格考核官吏,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对于曾是秦王府幕僚贪污行为,劝谏李世民严厉查处,在选人用人方面,坚持扬长避短,把合适的人安插在合适的岗位。
同时魏征深知皇帝的行为思想对帝国和社会的安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不惜以身犯险,时刻提醒监督甚至批评李世民的言行。
他劝谏停止规模较大活动、营造宫殿,如贞观六年(632年),官员请求李世民东封泰山,唯独魏征不同意。
在他看来供顿劳费势必疲劳百姓,遂规谏李世民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
在君主思想作风上,他规谏李世民要兼听广纳,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
因为魏征看来,帝王久居深官,视听不能及远,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
李世民欣然采纳,甚至公开说: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随着承平日久,李世民稍有懈怠,节俭之风有所松弛,东巡洛阳时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有所责备,魏征便以隋炀帝杨广为鉴,纠正李世民的思想。
除此之外,李世民为女儿长乐公主准备嫁妆礼数欲有所加,以及在宫中建层观望昭陵,以缓解对长孙皇后思忆之苦,都被魏征叫停。
有时魏征上疏言辞激切,无所顾忌,批评之尖锐让人难以忍受。而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受万民景仰,对于魏征的顶撞直言难免盛怒。
但魏征仍面不改色,以至于自己的威严也为之收敛。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好的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征走来,便藏在怀里,而魏征站立许久,上奏朝政,鹞鹰最后竟被闷死。
虽然魏征言行多有冲撞,但李世民认识到他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故对其进言多所采纳。
有一次,李世民谈到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征回答:
“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除此之外,魏征在十几年里劝谏不胜枚举,极大促进李世民的行动及施政。
在魏征以及一班能臣良将的努力下,李世民任用贤能,知人善任,广开言路,采取以农为本,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同时厉行节约,复兴文教,完善科举制度,对外平定边患,稳固边疆,使唐朝呈现出一片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经济迅速发展的富庶繁荣局面。
643年,颠沛半生、案牍劳形十余载的魏征终于病倒,李世民亲自到家中探视,君臣交谈良久。
也许在此时,君臣二人才明白彼此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在砥砺前行的十几年里,大唐国力蒸蒸日上,这是属于李世民的成绩,也是魏征实现其抱负的写照。
魏征病逝后,李世民亲临其丧礼,为其废朝五天,允许其陪葬昭陵。此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
可以说,魏征确实助李世民一臂之力,成就贤君之名。但李世民何尝没有成就魏征呢?
诚然,魏征是古今有名的谏臣,但李世民的开明才是他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
在一次与李世民的交谈中,魏征也坦然回答:“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如果梳理一下魏征的过往,我们可以发现魏征是一名诤臣,却不是君王的忠臣,魏征忠于的是江山,是社稷,无论谁坐在至高无上的龙椅上,魏征都是如此行事。
只不过李世民愿意给魏征这个机会,即便他曾是政敌的亲信。试想若不是李世民,放在任何一个朝代,以魏征的耿直性格,恐怕早就死一百回了。
正因为李世民和魏征君臣二人和衷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才开创贞观年间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来源:小瑀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