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十二回乱世群雄崛起，刘渊称汉，石勒十八骑纵横

摘要：匈奴是我国北方古代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在秦汉时期，他们与中原汉族时而交战，时而和解。随着部分匈奴部众迁入长城以南定居，汉匈两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逐步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代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在秦汉时期，他们与中原汉族时而交战，时而和解。随着部分匈奴部众迁入长城以南定居，汉匈两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逐步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汉高祖刘邦曾为缓和关系，与匈奴首领冒顿〔mò dù〕缔结和亲之约，并互称兄弟。受此影响，冒顿的部分后裔便顺势改姓刘氏，融入汉地社会。

到了东汉时期，南匈奴的一支逐渐迁居至并州地区（今山西一带）。曹操执政时，将其部众划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实行分而治之。其中左部最为强盛，拥有一万余户，其首领为刘豹；其余四部规模较小，每部约有三千至六千户不等。晋武帝时期，将“部帅”改为“都尉”，由五位都尉分别统领各部，民众则散居于汾水流域一带。

刘渊（？－310），字元海，出身于匈奴别部屠各族，自称为南匈奴单于的正统后裔。他是刘豹之子，早年师从上党名士崔游，系统研习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他曾对同窗朱纪、范隆感慨道：“我读史时常想，随何、陆贾虽为一代名臣，却缺乏军事才能；而周勃（绛侯）、灌婴（颍阴侯）虽战功赫赫，却未能在文治方面有所建树。前者无武略，后者缺文才。”因此他立志兼通文武，成为真正全面的人才。

刘渊体魄强健，精于骑射，同时刻苦钻研兵法，广泛涉猎经史典籍。他不仅勇武过人，更具备卓越的政治见识与战略眼光，其才略远超一般将领，堪称乱世中的杰出人物。

魏晋更替之际，匈奴部族首领刘豹之子刘渊作为人质居于洛阳。在晋朝准备平定东吴之前，散骑常侍王济曾向晋武帝进言：“若陛下委任刘渊掌管东南战事，平定东吴将易如反掌。”

然而侍中孔恂等人立即反对，称：“刘渊并非汉人，心必不与我朝同心。若授以兵权征讨东吴，恐其趁机割据自立，称王一方！”

后来，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反叛，接连攻陷秦州、凉州，晋廷震动。晋武帝召集大臣商议远征统帅人选，司隶校尉李熹提议：“陛下若能调动匈奴五部兵力，并命刘渊为帅讨伐树机能，胜利可期。”

孔恂再次坚决反对，警告道：“此举万万不可！一旦启用刘渊，西北疆土恐怕永难归于大晋。刘渊若真能平定凉州，就如同蛟龙得云雨，腾跃九天，岂肯再屈居浅水池中？”

刘渊听闻这些议论后，私下感叹道：“王浑、李熹乃我同乡，深知我的为人与才能。如今却有如此多人怀有偏见，在君王面前恶意中伤，实在令人愤恨！只怕我终将含冤困死于这洛阳城中了！”

刘渊或许并不知晓，齐王司马攸曾向晋武帝进言，请求将他处死。幸而王浑与儿子王济极力劝阻，说道：“大晋治理边疆应以德服人，怎能毫无根据地怀疑人质，随意诛杀在朝廷侍奉的藩属子弟？”恰逢此时刘渊之父刘豹去世，晋武帝只好放他返回部族，继承左部帅之位，之后又任命他为北部都尉。

刘渊治军赏罚分明，待人真诚坦率，匈奴五部中的杰出人物纷纷归附。不仅如此，幽州、冀州一带的汉族名儒和青年才俊，也有不少人跋涉千里前来与他交流论学。

杨骏掌权期间，为了笼络地方势力，便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封其为汉光乡侯。至此，刘渊实际上已掌控了并州匈奴五部的军政大权。

然而到了公元294年（元康四年），因匈奴部众郝散、郝度元起兵反晋失败，逃往塞外，刘渊受到牵连，被罢免所有官职。直到公元299年（元康九年），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遥控朝政，上奏朝廷任命刘渊为宁朔将军，监管五部军事事务，并召他前往邺城，安置于自己身边加以任用。

此时朝廷上下混乱不堪，犹如一锅沸腾的开水。刘渊的堂祖父刘宣，曾任匈奴左贤王，他与部族众人密议道：“我族祖先曾与汉朝结为兄弟，同甘共苦，共享福泽。然而自魏晋以来，虽仍保留单于名号，实则寸土皆无，地位竟与寻常百姓无异。如今晋室骨肉相残，天下动荡，州郡之间无一处安宁。这正是我们重振祖业的大好时机！刘渊天资卓绝，才略过人，若不推举他为大单于，以图复兴邦国，岂非辜负上天所赐此等英才？”众首领听后纷纷赞同。于是派遣呼延攸前往邺城，暗中告知刘渊。

刘渊得知族人齐心拥戴，心中自然欣喜，便向成都王司马颖谎称家中有丧事，请求告假归乡。成都王未予批准。

刘渊只得让呼延攸先行返回，并嘱咐刘宣等人迅速召集匈奴五部豪杰，同时联络氐、羌、鲜卑等周边部族，打着“声援成都王”的旗号作为掩护，暗中积蓄力量，图谋割据称雄。他自己则暂时留在邺城，静观时局变化，伺机而动。

当安北将军王浚率军进逼邺城时，刘渊敏锐地察觉到机会来临。他对成都王司马颖进言道：“敌军十余万兵临城下，气势如虹，守城兵力恐怕难以支撑。不如由我返回匈奴五部，召集部众前来勤王，以报殿下昔日厚恩。”

成都王司马颖面露疑色，摇头道：“你真能确保五部肯出兵相助？即便来了，王浚麾下的鲜卑、乌桓骑兵骁勇善战，来去如风，你们抵挡得住吗？远水难解近渴，我打算暂且南迁洛阳，避其锋芒。”

刘渊久历官场，深谙权术之道，善于察言观色、巧言劝说。他立即语气谦恭地说道：“殿下乃晋武帝亲生骨肉，功勋卓著，声望倾动天下，四海归心。匈奴五部素感您的恩德，无不愿为您效死力。但若您此时弃守邺城南逃，岂不是向天下昭示自己势弱？再者，洛阳的张方专横跋扈，若殿下入洛，他岂会真心拥戴、拱手让权？何况论战力，北方诸族之中，我匈奴五部最为勇猛，一旦出兵，叛贼首级必悬于邺城城头，指日可待！”

这一番话既有奉承，又暗含利害，说得成都王心花怒放。当即封刘渊为北单于，并加授“参丞相军事”之职，命其速返草原调集兵马。此举无异于“纵虎归山”，为日后风云变乱埋下了伏笔。

刘渊返回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时，刘宣等人欣喜若狂，当即拥立他为大单于。短短一二十日内，四方部众纷纷来投，聚拢兵力达五万人之众，并将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设为都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刘渊离开后，担心他一去不返，便派遣破虏将军王育前去催促。这位王育出身贫寒，幼年曾以牧羊为生。他在放羊时勤奋读书识字，因专注过度而丢失数只羊，无力赔偿，只得上街卖身为奴以偿损失。同郡人许子章见其勤学不辍，深为感动，不仅代为偿还羊款，还将他接到家中一同读书学习。

成年后，京兆太守杜宣赏识其才学，聘任他为主簿。后来杜宣遭人排挤，被贬为县令。

另一位县令王攸前来拜访时，因杜宣未出迎而勃然大怒，当众辱骂道：“你现在不过是一只死鹞，还敢把我们当麻雀欺压？”

话音未落，身高八尺有余的王育猛然站出，直指王攸怒斥：“我的长官蒙冤降职，犹如日月之蚀，天象常理，何罪之有？你区区一县令，竟敢肆意羞辱！莫非以为我的刀不够锋利？”说罢拔刀欲斩王攸。幸得杜宣闻声而出，及时制止，才避免血案发生。

此事传开后，王育忠义刚烈之名远播，后被成都王司马颖延揽入幕为官。

刘渊一向敬重王育的忠义与胆略，见到王育前来催促军务，便将他挽留身边，并委以太傅之职。正因刘渊不拘一格、重用寒门之士，许多在西晋仕途失意的将领、官吏以及饱学名士纷纷投奔其麾下。

在获得匈奴五部的广泛支持的同时，刘渊又大力吸纳汉族士人，志向愈发远大，雄图渐展。当时成都王司马颖失去邺城，刘渊欲趁势征讨鲜卑与乌桓。

然而刘宣等人极力反对，认为：“我等志在复兴匈奴旧业，鲜卑、乌桓可为盟友，岂能反目相攻？”

刘渊却道：“征伐他们并非必须，但若仅止于恢复旧业，又有何雄图可言？大丈夫当效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亲手开创基业。如今讨伐司马氏政权，势如摧枯拉朽。只是百姓久受晋室教化，未必归心于我。”

随着各族民众陆续归附者达十余万众，刘宣等人劝请刘渊称帝。刘渊答道：“汉朝享国长久，恩泽深远，蜀汉虽亡，我既为汉室后裔，理应承继大统。不如效法高祖当年，先称汉王。”

于是，公元304年十月（晋永兴元年），刘渊正式称汉王，建年号为“元熙”，任命刘宣为丞相，刘宏为太尉。他又礼聘恩师崔游出任御史大夫，崔游坚辞不受；两位同窗好友范隆、朱纪则分别被任命为大鸿胪与太常，共襄大业。

刘渊自立为王，西晋朝廷难道真的坐视不管吗？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河间王司马颙手中，而东海王司马越也趁势再度崛起，两人各怀心思，明争暗斗，形成对峙之势，使得中央难以统一号令。

石勒十八骑

张方率军劫掠洛阳，并强行挟持晋惠帝西迁长安，这一事件震惊天下。皇族宗亲、朝廷重臣乃至地方官员无不愤慨。此前在邺城兵败后退守封地东海国的司马越，趁机休整兵力，广结盟友。经过一年多的积蓄与谋划，他判断时机已成熟，遂发布讨伐檄文，号召各地忠义之士联合起兵，目标直指迎回晋惠帝，重返旧都洛阳。

时任都督徐州诸军事的东平王司马楙，素来善于见风使舵——谁掌权他就依附谁，权势更迭时他也随之升降。听闻即将爆发大战，他心中惶恐不安。

其长史王脩献计道：“如今东海王司马越声望卓著，深得人心，既然他已举义旗起事，您不如主动将徐州兵权相让。此举既能避祸全身，又能博得礼贤让权的美名。”司马楙深以为然，随即上表请求调任兖州都督，顺势将徐州军务移交司马越。

至此，司马越与其两位兄弟司马略、司马模分别掌控了徐州、青州与冀州的军事力量，三兄弟联袂执掌东方要地，势力迅速壮大，为后续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范阳王司马虓是晋惠帝的堂叔，文武双全，才干出众，当时担任都督豫州诸军事，镇守许昌。他联合了东海王司马越兄弟、东平王司马楙以及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等人，共谋铲除张方，并迎奉晋惠帝返回洛阳。到了公元305年（永兴二年）七月，众人一致推举东海王司马越为盟主，正式与盘踞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决裂。

就在东海王等人准备出兵西进、讨伐长安之际，局势突生变故。此前，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执政时曾颇得民心，一度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即便他失势后，仍有不少人怀念其统治。此时，他的旧部——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公师藩，在鄃县（今山东平原西南）起兵，打着复兴成都王势力的旗号发动叛乱。

当时成都王司马颖正被河间王司马颙软禁于长安。按理说，若公师藩真心拥戴成都王，应与东海王联手西进解救主上。然而，他们的真正意图却是趁乱夺取战略要地邺城。当时邺城由东海王之弟、北中郎将司马模镇守。

公师藩起初仅有千余人，但在进军途中迅速集结至数万之众。其中一支数百人的精锐骑兵尤为凶悍，原是茌平县（今山东茌平南）官营牧场的牧卒，由牧帅汲桑率领，成员中还包括出身羯族的石勒，日后成为影响北方政局的重要人物。

石勒（274—333年），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西北）人，出身于羯族。羯族人通常具有深目、高鼻、多须的外貌特征，可能原居西域，属古代中亚一带的少数民族。西汉时被匈奴掳至漠北，长期受匈奴贵族奴役，后随匈奴南迁进入中原。尽管身处异族统治之下，羯人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结构，信奉祆教（即拜火教），并沿袭火葬的传统习俗，主要分布在今山西、河北等地。

石勒原名訇（bèi），体魄强健，胆识过人，骑射技艺出众，在当地数百里内罕有匹敌。虽身为羯族小首领，但生活困顿，为谋生计，曾辗转各地做佃农、佣工，或往来于洛阳、雁门之间从事小本买卖以维持生计。

西晋末年，并州遭遇严重饥荒，社会动荡。北泽都尉刘监见石勒身材魁梧，恐其日后生乱，欲将其抓捕贩卖为奴。石勒得知消息后连夜逃亡。途中得遇邬城（今山西介休东北）人郭敬相助。郭敬感其处境，不仅提供衣食，还暗中收留庇护，助其渡过难关。

时值灾年，民不聊生，百姓饥寒交迫，而权贵阶层却趁机盘剥，从中牟利。建威将军阎粹向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献策：将境内因饥荒流离失所的胡人抓捕，贩卖至山东为奴。此举既能筹措军饷，又可中饱私囊。司马腾闻之大喜，立即采纳这一“无本万利”的买卖。他派遣部将郭阳与张隆率兵四处搜捕胡人，手段残酷。

为节省成本并防止逃亡，官兵用一副木枷锁住两人，成双押送。在这场大规模抓捕中，年仅二十多岁的石勒也未能幸免，被卖到茌平县师懽家中为奴。

师懽见石勒相貌不凡——双目深邃，鼻梁高挺，满脸虬髯，体格雄健，气度非凡，便未让他从事繁重劳役，反而给予一定自由。石勒因此得以在庄园中活动自如。

石勒出身游牧民族，精通相马之术，对马匹优劣一眼便知，很快便与附近牧场的牧人们打成一片。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牧帅汲桑。汲桑是清河郡贝丘人（今山东临清以南），年约二十多岁，力大无穷，传闻能单手举起千斤重物；其声如洪钟，怒吼之时，数里之外皆可听闻。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在动荡的乱世中，石勒曾辗转至武安临水（今河北磁县）靠帮佣谋生，却在途中被邺城巡逻骑兵误认为奸细拘捕。恰在此时，一群梅花鹿从路旁经过，骑兵们纷纷追逐猎物，石勒趁乱逃脱。

目睹时局艰难，石勒意识到安分守己已难生存。于是，他与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人联手，借用牧场骏马，开始劫富济贫。此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人相继加入，队伍壮大至十八人，人称“十八骑”。

这支队伍远行劫掠财物与丝绸，时常将所得分赠给汲桑。成员背景各异：其中王阳、支雄、呼延莫、赵鹿、支屈六、夔安等人，皆如石勒一般是从并州被贩卖至此的胡人；张越则是石勒的姐夫；刘征略通文墨，熟习兵法；其余多为牧马出身的勇武之士。

当公师藩起兵反晋，四方豪杰纷纷响应。“十八骑”趁势组织数百名牧马人和被奴役的胡人，拥戴汲桑与石勒，从官府马场精选最强健的战马，组建骑兵队伍，正式加入公师藩的起义军行列。

当时石勒尚名为“哿”，因尚未正式取名。汲桑认为他日后将带兵征战，理应有姓有名。鉴于其祖辈出自西域石国，便为他定姓为“石”，取名为“勒”，自此正式称石勒。石勒作战极为勇猛，屡立战功，被公师藩任命为前队督。他率领的骑兵迅疾如风，常以奇兵制胜，接连攻下阳平郡（今河北大名东部）和汲郡（今河南卫辉西），斩杀太守李志与张延，势如破竹，直逼邺城。

镇守邺城的司马模惊恐万分，束手无策，部下将士也人心惶惶，甚至萌生投降之念。就在此危急关头，援军突然抵达——原来是邻近的广平郡太守丁绍派兵前来救援。

丁绍素有清廉之名，虽处乱世，各地饥民蜂起、战火频仍，但他治下的广平郡却秩序井然，百姓安定。其所率军队训练有素，一与公师藩交战便取得胜利，成功稳住邺城局势，解了司马模燃眉之急。

为表感激，司马模特地在自己的封地南阳国（今河南南阳一带）为丁绍建立生碑(生碑，即在人物尚健在时为其立碑，用以颂扬其德政或功绩，多见于古代对有功官员的尊崇之举。)，以彰其功。

不久，兖州刺史苟晞〔xī〕亦率军来援。司马模联合丁绍与苟晞，三路大军合力反攻，迫使公师藩暂时退兵，暂解邺城之围。

河间王司马颙得知公师藩以拥立成都王为名起兵后，觉得有机可乘，打算借成都王之名拉拢公师藩，从内部瓦解东海王主导的同盟体系，于是重新启用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他为镇军大将军，总领黄河以北各项军事事务，命其率军收复旧地邺城。然而，实际只拨给他一千名士兵，兵力极为有限。

通常情况下，碑刻多为死后所立，而生前立碑则意味着极高的礼遇与推崇。但东海王对此并不在意，在他眼中，成都王司马颖与公师藩不过是受挫败逃的微末之徒，根本不值一提。他一心只想迅速出兵西进，直指长安。然而，“同盟虽结，人心各异”，未曾料到的变故接踵而至，局势开始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东海王主盟攻长安

公元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八月，两支军队如猛虎出柙，直指盘踞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声势浩大。其中一路由东海王司马越统领，率步骑三万，自徐州进据萧县（今安徽宿州萧县西北）；另一路由范阳王司马虓率领，从许昌移师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当时，范阳王司马虓任都督豫州诸军事，但实际掌控豫州的刺史刘乔却拒不听命。

为整合力量，东海王司马越以盟主身份下令，调刘乔转任冀州刺史，而由范阳王兼任豫州刺史，试图统一指挥。

刘乔愤然抗命：“此非天子诏令，岂能遵从！”拒不交出兵权。

面对刘乔的抵制，范阳王司马虓并未退让，反而通过东海王以朝廷名义任命亲信接管豫州要职：任命刘蕃为淮北护军，其子刘舆为颍川太守，驻守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另一子刘琨为豫州司马，辅佐军政。这一任命进一步激化了与刘乔的矛盾。

刘舆字庆孙，刘琨字越石，兄弟二人风度翩翩、才名远播，时人称誉：“洛中奕奕，庆孙、越石。”意即洛阳才俊之中，首推此兄弟二人。他们早年曾名列“金谷二十四友”，依附权臣贾谧；后又与篡位的赵王司马伦结为姻亲。

虽经历贾谧倒台、司马伦败亡等政潮，因声望卓著，得以免于诛戮。如今再度被范阳王司马虓起用，重登政治舞台，一时风云再起。

范阳王司马虓身为皇室宗亲，刘乔一时不便公然与之决裂。然而，当刘舆兄弟突然现身支持对方后，刘乔便找到了出兵的借口。他从豫州治所陈县（今河南淮阳）发兵西进，直指许昌，公开宣称不诛杀刘舆、刘琨兄弟誓不罢休，斥其为叛逆之臣。此举表面针对二人，实则意在影射背后的范阳王，可谓指桑骂槐。

与此同时，东海王率军驻扎于萧县，正准备西进支援范阳王与刘舆兄弟。刘乔随即派遣长子刘祐率军东进迎击，成功阻挡了东海王三万大军的推进。

盟军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东平王司马楙，自调任兖州以来，大肆敛财，横征暴敛，激起当地百姓强烈不满。

范阳王司马虓趁机提议将其调离兖州，改任为都督青州诸军事。岂料东平王拒不接受任命，公然撕毁同盟协议，转而与刘乔结盟，共同对抗东海王一方。

远在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起初听闻东海王等人结成联盟、即将大举进攻时，惶恐不已，仿佛绞索已勒紧脖颈。可没想到局势突变，敌方内部生隙、联盟瓦解，令他喜出望外。河间王当即下令嘉奖刘乔，擢升其为镇东将军。

十月十八日，河间王以晋惠帝名义颁布讨伐诏书：“刘舆胁迫范阳王谋反，罪大恶极。现命张方为大都督，统率十万精兵前去征讨；另命镇南大将军刘弘协同刘乔，会师许昌。凡能斩杀刘舆、刘琨兄弟，献其首级者，封为三千户县侯，并赏赐绢帛三千匹！”

刘弘（236–306）时任荆州都督，镇守襄阳。他与晋武帝同年出生，少年时曾一同读书，此后历任朝廷与地方要职，政绩卓著，德行兼备，深受百姓爱戴。他一向痛恨那些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之徒。

眼见战事一触即发，烽烟四起，无数百姓将面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之苦，刘弘心急如焚，决意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是他立即修书数封，派遣专使紧急送往各方。

在致刘乔的信中，他劝道：“你当初坚守职责，拒绝他人擅自调兵，本是忠于职守之举。古语有云：‘牛踩了别人的田，主人固然有过，但若因此夺其牛，惩罚未免过重。’如今因官职调动而兴兵动武，实属不必。回想当年廉颇与蔺相如，将相从仇怨走向和解，皆因以国事为重。愿你能放下旧怨，范阳王也定会与你重归于好。当今天下动荡，天子流离，百姓困顿，我们更应同心协力，共扶社稷。”

刘弘又致信东海王说：“范阳王欲兼任豫州刺史，确有不当之处；但若因此矫枉过正，酿成战乱，则更为不智。恳请大王以公义为先，摒弃私怨，共助皇室安定天下。我等臣子愿肝脑涂地，效死不渝。”

刘弘还向朝廷上表进言：“如今天下战乱频仍，今日称忠良，明日却成叛逆；清晨尚能握手言欢，黄昏便兵刃相向。骨肉兄弟自相残杀，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实在令人悲痛！臣以为，应立即颁布诏令：凡未经朝廷许可、擅自兴兵攻伐者，天下共讨之。唯有如此，国基方可稳固如泰山！”这番话看似面向全体藩王，实则暗指掌控长安朝政的河间王司马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