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阳书坊是明代前期硕果仅存的坊刻中心，中央及地方官府皆委托建阳书坊刻书，建阳书坊成为全国性的出版中心，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政府出版职能。同时，建阳书坊也是全国性的图书发行中心，各地官民纷纷赴建阳购书。建阳出版地位变化的分水岭在嘉靖初年。正德、嘉靖以后，民间出版业
关于明代建阳出版业的地位问题，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认为：“自南宋至明季，福建建宁府书坊一直为全国重要的出版地之一。”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明代建阳刻书的鼎盛”一节论述了明代建阳坊刻的发展、概况、特点及评价等问题，但以宏观叙述为主，对建阳书坊出版地位、出版物内容和种类的历时性变化未作深入探讨。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在讨论明代建阳书坊的发展时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明代建阳的坊刻，以正德间(1506—1521)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明前期，刻本内容仍以传统的经、史、类书、医书为主。这一时期，全国的科举应试之书，多出于建阳书坊，书坊承接了许多官方委托刻书的任务。”“明嘉靖以后，是建阳刻书业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书坊，还是刻本的数量均比明前期多出若干倍，并远超宋元。”主要强调明代后期建阳出版业在总量上超过前期。贾晋珠《谋利而印》在讨论明代前期的出版业时谈道：“建阳出版业比全国其他大多数地方要活跃得多。所以，至少到16世纪初，很多著作的书版是如此稀缺，以至于中央、州县、各级政府都利用建阳所存的书版。”肯定了建阳书坊在明代前期的特殊地位。周启荣《近代中国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也谈到了建阳书坊，他认为：“就出版的数量和品种——从经史、小说、戏曲、举业书到医书和历书——来说，建阳无疑是最大的出版中心。”
以上论述普遍肯定明代建阳出版业的地位，指出了建阳出版业在明代前后期的不同。但多为宏观的概括性叙述，深入细致的分析较少。并且，关注点在于建阳出版业的总量变化，因此得出明代建阳出版业在后期超过前期的结论。我们认为，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固然是考察出版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但对于评价建阳在全国出版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造成的影响来说，探讨其相对地位的变化可能更有意义。本文试就建阳出版业在明代相对地位的变化，出版物内容和种类的演变等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代前期的建阳：全国性的出版中心及发行中心
在宋代，建阳所在的建宁府已与杭州、蜀中并峙为三大坊刻中心，所刻书称为“建本”，也称为“闽本”。蜀中地区经南宋末年兵燹，刻书业一蹶不振；杭州书坊入元后亦衰落，刻书留存很少；元大都坊刻杂剧有少量留存至今。元代最重要的坊刻中心，南有建宁，北有平水，建宁书坊可考者数量多于平水。建刻在元代已执全国出版业之牛耳。但宋元时建宁府的坊刻主要集中于其附郭县建安，建阳的书坊较少。到了明代，建安坊刻业衰落了，建阳刻书成为建刻的代名词，建阳进而成为全国唯一的坊刻中心。
(一)全国性的出版中心
明代前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低谷时期，其他的坊刻中心都衰落了，只有建阳硕果仅存。约成书于成化、弘治间的陆容《菽园杂记》说：“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顾炎武《钞书自序》：“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可见明代前期书版相当匮乏，除了政府刻书机构及藩府，仅建阳书坊藏有大量刻版。建阳书坊甚至成为“书坊”的代名词。《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福建布政使司进《南唐书》、《金史》、苏辙《古史初》。上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令书坊刊行。至是，三书先成，进之”。这条材料说明，此时所谓令“书坊”刊行，就是令福建建阳书坊刊行；而建阳的坊刻进呈朝廷，表明建阳书坊承担了为中央政府刻书的任务。解缙曾向明太祖献《太平十策》，在“新学校之政”一条中称：“宜令天下投进诗书著述，官为刊行。令福建各处书坊，今国学见在书板、文渊阁见在书籍，参考有无，尽行刊完。”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亟需大量书籍。建阳书坊奉朝廷之命刊行从各地访求征进之“遗书”“诗书著述”，实际上成为了政府文化政策的执行者，承担了一部分国家出版机构的职能。
明代的内府(司礼监)和中央许多政府部门都有刻书，是正式的国家出版机构。但这些官刻书的流通范围是十分有限的，若要使书籍广泛流通，则有赖于民间出版业的参与。在明代前期，朝廷为了推广某些重要著作，往往指令建阳书坊翻刻印行。成化二十三年(1487)，以丘濬《大学衍义补》“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下令由福建书坊刊行。弘治九年(1496)，朝廷将理学名臣薛瑄之《读书录》转发福建书坊“翻刻市鬻，务使天下之士皆得见之”。嘉靖八年(1529)诏以蔡清所著《易经蒙引》，发建宁书坊刊行，书前有礼部公文云：
臣等访得天下科举之书，尽出建宁书坊。合无候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转行福建提学副使，将《易经蒙引》订正明白，发刊书坊。庶几私相贸易，可以传播远迩。就便刊刻，亦不至虚废国财矣。
要使书籍“传播远迩”，端赖建阳书坊刊行。嘉靖《惠州府志》卷十五载有一篇当地名士吴高的《啖蜜唧辩》，中云：
昔东坡谪惠，屡为恶少水蛋侵侮，难以势力折。先生出不得已，乃谓土人取鼠未生毛开眼者，饲以蜜，以箸挟而啖之，犹唧唧作声。咏诗云：“朝盘见蜜唧，夜枕闻鸺鹠。”盖以恶鸟比恶少，蜜唧诮水蛋，而深嫉之之辞。祝穆《和甫集》《方舆胜览》不曾亲履其地，乃以先生之诗为诚然。……予生也后，不得从先生游。自幼至长，询诸故老，皆曰无；访之乡落，曰无；访之溪洞山谷，亦无。则惠人之受诬明矣。尝欲于建阳书坊，命工刊去之，然存之亦无害。盖欲警吾乡人，自兹以后不敢侮贤者，又以见先生之侮甚不得已焉。
苏轼贬谪岭南期间写有一首题为《闻子由瘦》的诗，其中有句“旧闻蜜唧尝呕吐”，写当地一种骇人的饮食习俗。吴高认为这是东坡有意编造的，被他书引用而广为流传。他认为要正本清源，就只有到建阳书坊去修改书版，才能消除天下人对岭南饮食的误解。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当时建阳刻书在全国的影响力之大。
尤需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官修著作，都是通过建阳书坊的翻刻而广为流通的，这是建阳书坊承担国家出版职能的典型例证。如成化四年(1468)《大明一统志》修成，令福建布政司下书坊翻刻印行。嘉靖七年(1528)诏以《明伦大典》发福建书坊刊行。除了中央政府委托的刻书任务之外，地方政府与官员也往往委托建阳书坊刻书。这一方面方彦寿先生已撰有专文讨论，兹不赘。
除了以福建书坊刊刻官方推行的典籍之外，在中央藏书的建设中建阳书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梁储《郁洲遗稿》卷二《修书籍疏》：
照得内阁及东阁所藏书籍，卷帙浩繁，但历岁既久，残缺颇多。臣等已督令典籍等官刘伟等，逐一查对明白，欲行礼部转行福建书坊等处，照依开去各书内所缺篇数，印写解京，以凭委官修补。……正德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圣旨：“是，该衙门知道。钦此。”
正德十二年(1517)，中央藏书残缺颇多，乃令福建书坊将所缺部分写刊解京，以使馆藏完足。福建书坊能够承担这项工作，必是具有相当大的书籍和书版储备，说是国家的典籍储备中心恐并不为过。
正是因为明代前期建阳刻书在书籍出版和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士大夫心目中，建阳不仅仅是一个坊刻业中心，也是国家的文脉政教之所系。弘治十二年(1499)建阳书坊发生火灾，吏科给事中许天锡把这场火灾与不久之前孔庙发生的火灾相提并论：
今年阙里孔庙灾，远近闻之，罔不惊惧。迩者福建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先儒尝谓建阳乃朱文公之阙里，今一岁之中，阙里既灾，建阳又火。上天示戒，必于道所从出，与文所萃聚之地。何哉？臣尝考之，成周宣榭火，《春秋》书之。说者曰：“榭者，所以藏乐器也。天戒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礼乐为言？礼乐不行，故天火其藏以示戒也。”今书坊之火，得无近于此耶？
一向以民间坊刻中心著称的建阳，能够与作为圣人故里的曲阜并置一处，除了和朱熹的关系之外，主要在于它是书版汇聚之所，是“文所萃聚之地”，是关系国家礼乐政教的地方。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阳不仅在全国出版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国家文化建设和道统延续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对建阳地位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正是明代前期建阳在全国出版业中独尊地位的反映。
由于建阳在文化和教育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明前期中央政府曾多次采取措施对建阳出版业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坊刻业中心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弘治十一年(1498)，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奏言，因建阳书坊刊刻的举业书不利于举子读书穷理，“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出书板尽烧之，作数缴部。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提学、分巡、分守都是地方监察官员，弘治十二年(1499)上引吏科给事中许天赐的奏疏更提出派中央官员到建阳对出版业进行监管，“推翰林院或文臣中素有学识官员，令其往彼提调考校”。嘉靖五年(1526)，鉴于建阳所刻书籍多有错讹，福建巡按御史杨瑞、提学副使邵锐提议在建阳专设儒官，校勘经籍。朝廷答复“毋设官，第于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不久派翰林院侍读汪佃校书闽中。尽管事实上汪佃最终并未成行，但派中央官员监管某一民间刻书中心这一举措本身，在中国出版史上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全国性的流通发行中心
建阳书坊不仅是全国性出版中心，亦是全国性的图书流通发行中心。明代前期，为了丰富中央及地方学校的藏书，朝廷多次遣人前往建阳采买书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明太祖在谕旨中说：
朕常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与《五经》《四书》，其他子史诸书，未曾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
明初书籍匮乏，朝廷向北方学校颁发子史诸书时，先由国子监印刷，国子监没有的，则需要到福建去采购。宣德四年(1429)，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孔彦缙得到朝廷批准，派人到福建采买书籍。天顺年间，江西广信知府金铣派府吏江宪专程到建阳书坊，采买经史图书数千卷，置于府学及所属六县县学。可见明代前期建阳不仅是全国的图书储备中心，也是图书采购中心、发行中心。
除了官方图书需到建阳采购外，士大夫个人前往建阳书坊购书的情况也很普遍。江西南昌人张元祯是天顺四年(1460)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他在幼年时曾在父亲的带领下“游建阳书坊，欲得古今之书而尽读之”。约在景泰年间，明代著名理学家、江西余干人胡居仁曾往建阳书坊买求《程子遗书》《朱子语类》《伊洛渊源》《晦庵文集》等宋代理学名家著作，虽然最后只找到《晦庵文集》，但他访书的目的地表明建阳是当时士人求购书籍的首选之地。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其他地区的出版中心皆已衰落的情况下，明代前期建阳书坊出版品类齐全，书籍保有量丰富，成为全国主要的书籍供给地。景泰间袁铦续修《建阳县志续集·典籍》云：“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书目具在，可考也。”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也说：“建阳县有书坊，天下所资。”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建阳书坊在为全国提供书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官府对书坊的无度征索也使书户不堪重负。《建阳县志续集·典籍》记载：“官府之征索，尝不酬劳，(书户)往往阴毁之，以便己私。”建阳保存和出版的书籍丰富，因而成为官府征集书籍的来源地，但也因此背负了给官府供应书籍的任务。如果官府对书户不加体恤，任意压榨盘剥，书户就会想方设法加以逃避，甚至出现了暗中销毁书版这样的极端举动。
二、明代后期的建阳刻书：区域分工下的重新定位
在宋人眼里，相较于浙本、蜀本，建本的质量就不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的教官根据讹误满纸的麻沙本出错试题的故事，更是成为流传甚广的揶揄建本的笑话。到了明代前期，建阳成为天下仅存的出版中心，因此时人对于建阳坊本中粗制滥造的毛病，谈论更多的是如何加以避免和纠正。前面谈到，在弘治和嘉靖年间，地方和中央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对书坊进行监管，以提升建本的质量。
嘉靖以后，对建本的贬低之声渐多。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书册”：
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
据陈善序，《七修类稿》约成于嘉靖中后期。郎瑛指出建本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这是比文字讹误更大的毛病。万历后期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明清之际的周亮工说：“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他又举出建本“错讹颇多”的例子，进而说道：“予谓建阳诸书，尽可焚也。”在明代前期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读书人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建本，而建本也并不是劣本的代名词：“建阳本明初时纸版尚精洁，字细而行密，类宋板式。近人所藏宋板书，多是建阳明初本，不可不辨。”很多明初的建本被后人误认为宋本，可见质量是不低的。
之所以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对建本的评价发生变化，原因就在于出版中心开始在其他地区陆续涌现，而在江南地区崛起成为高端读物出版中心之后，建阳对于自己在全国出版业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中低端读物出版中心。
正德、嘉靖间，出版业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民间刻书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伴随着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商业出版如火如荼。建阳的出版地位和市场定位在各个出版中心的相互竞争中发生了变化。成书于万历十七年(1589)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在该书另一处胡应麟更详细地比较了各地的刻书质量：“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在胡应麟看来，苏州、常州、湖州、徽州刻书最精，其次是南京、杭州，闽本最下。谢肇淛在《五杂组》中也比较了南京、徽州、湖州、杭州、湖广、四川、建阳等地的刻书，同样认为建本质量最为低下。在万历年间，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江南各地的出版物质量普遍较高；建阳书籍刻印量最大，但质量是各地刊本中最差的，同时价格也是最低的。明代后期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建阳难望江南地区之项背，因此无法在高端出版物上与江南地区的书坊竞争，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市场定位，将出版重心放在面向中下层读者的通俗读物上。质低、价廉重新成为建阳坊本的标签，表面上看似是宋人对建阳坊本评价的延续，实际上是明代后期出版业重新洗牌的结果。
明代后期建阳专注于中低端读物的出版，注重通俗性和实用性，与江南地区形成事实上的区域分工。以下从丛书、日用类书、戏曲、小说几个方面比较建阳与江南地区出版物种类和特点的不同。
丛书虽发轫于宋代，但大量出版则是在明代，不仅刊刻数量大增，类型也更加丰富。明代丛书多汇集历代珍异文献，需要以较为雄厚的藏书储备为基础；对纂辑、校勘者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成套出售，价格较高，消费者主要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一定经济实力的士绅阶层。在这些方面，江南地区都优于建阳，因而成为丛书的主要出版地。明代出版的丛书，已知的有近400种。据李务艳《明代丛书编刻研究》，明代丛书编刊地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次是安徽、福建和两湖地区。福建地区所刻丛书仅有寥寥数种，如嘉靖中福建巡按李元阳刊《十三经注疏》、嘉靖十六年(1537)南平游氏刻《韩柳文》、万历三十三年(1605)建阳余氏刊袁黄《了凡杂著》、万历元年(1573)泉州郡丞丁一中刻《温陵留墨》等。其中属于坊刻的只有建阳余氏刊《了凡杂著》。
日用类书既包括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指南的综合性日用类书，也包括一些专门性较强的商书、农书、消遣娱乐书等，皆具有鲜明的通俗性、实用性。《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收书42种，其中明确著录刊刻者的，有建阳刻本15种，南京刻本3种，其余刊刻者不详的亦多具建阳坊本面貌。日用类书之著名者，如《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四民捷用学海群玉》，以及大量故事类日用类书，皆为建阳书坊所刊。
明代后期戏曲出版繁荣，戏曲刊本主要有传奇、杂剧、曲选几种形式。赵林平《晚明坊刻戏曲研究》揭示了坊刻戏曲的地域分布。从数量上看，南直隶与浙江两个地区出版的戏曲坊本占晚明坊刻戏曲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出自福建地区的戏曲坊本不到晚明坊刻戏曲总量的百分之十。江南的戏曲刊刻显著超过建阳，刊刻戏曲较多、较著名的书坊皆在江南，如文林阁、世德堂、富春堂、广庆堂、墨憨斋、继志斋、汲古阁、玩虎轩、环翠堂、容与堂等。建阳书坊未见刊刻大型戏曲总集，而曲选的出版则较兴盛，出版数量多于江南地区。相对于传奇和杂剧，曲选具有较强的通俗性。建阳书坊所出曲选在版式上具有明显特征，多为两截版或三截版。三截版的上下两栏通常为传奇散出、折子戏，中栏为小曲、酒令、灯谜等消遣性的内容。戏曲文学面向的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和艺术素养的读者，江南地区刊刻的戏曲坊本往往十分精美，且不乏大部头的作品，体现出雅的倾向。建阳书坊所出戏曲全本数量远远少于江南地区，三截版之曲选则清一色为建阳坊本，这是由建阳书坊面向的读者群体决定的。
通俗小说出版方面，方志远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统计出117种白话小说，其中坊刻112种，占95.72%。笔者又据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附录《明代坊刻小说目录》统计：建阳有坊刻小说110种，苏州50种，南京42种，杭州25种，湖州2种，徽州、扬州、常州皆仅1种。建阳出版的通俗小说数量接近总量的半数，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三、结论
建阳书坊的繁盛持续至明末，然而明清易代之后，则迅速走向衰落。康熙间成书的王士祯《居易录》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至雍正年间，金埴《不下带编》中云：“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三地(按指苏、杭、金陵)书行于世。”不过几十年时间，建阳坊刻业就成为了历史的绝响。
纵观宋代以来的出版史，明代前期是建阳出版业在历史上地位最高、在全国书籍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时期。正德、嘉靖以后，与全国出版业复苏并走向繁荣的趋势相一致，建阳坊刻在出版物品种和数量上也大大超过明代前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但由于江南地区坊刻业崛起并在诸多方面超过建阳，建阳坊刻业在全国的地位反而严重下降了。建阳在新的出版业格局中调整了自己的定位，从全方位地向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各地读者提供书籍，转向专注于中低端书籍市场，成为通俗性、实用性读物的出版、发行中心。从政府对建阳坊刻业的重视程度和士大夫阶层对建阳出版物的评价变化来看，建阳出版地位的分水岭在嘉靖初年。
明代前期建阳出版业的重要地位表现在，它是硕果仅存的坊刻中心，是全国性的出版中心及发行中心，并在事实上承担了一部分国家出版机构的职能。建阳还是全国性的书籍储备和提供中心，在士大夫眼中一度上升到国家文脉和政教所系的高度，与作为儒家圣地的曲阜并称。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建阳在明代出版业和文化事业中的地位与价值。
原文刊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何朝晖，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版本目录学、书籍史。著有《明代县政研究》《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书史导论》（译著）等。
管梓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