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站在窗前,望着楼下一家家团圆的灯火,手里攥着早备好的饺子皮,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似乎又长了几分。
春节这天,电话叮咚响不停,可给五个兄妹打去的电话,却没一个人接。
我站在窗前,望着楼下一家家团圆的灯火,手里攥着早备好的饺子皮,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似乎又长了几分。
炊烟从邻居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夹杂着饺子香和鞭炮声,格外扎心。
我叫朱桂英,今年五十三岁,下岗女工一枚,在这座从未离开过的城市里,成了亲人们闲言碎语中的"麻烦亲戚"。
一九八五年,我正在东风针织厂当临时工,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八。
那时的厂区生活还是热闹的,厂门口的大喇叭每天早上准时播放《东方红》,车间里的钟表永远比家里的快十分钟,食堂的白菜萝卜饺子是我们姑娘们最爱的下午茶。
单位宿舍六个人一间,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上,常年放着一本泛黄的《青年文摘》。
那年厂里破天荒地招正式工,名额少得跟中彩票似的。
当车间主任念到我名字时,我差点蹦起来。
那意味着铁饭碗、福利房,还有每个月比现在多出三十多块的工资——足够买两件时兴的的确良衬衫或是攒下来去照一张全家福了。
可就在表格递上去的前一天,母亲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
"桂英啊,你弟弟桂生中专毕业了,找不到好工作,你看这名额..."
我明白她的意思,心里酸涩,却不好拒绝。
父亲坐在八仙桌旁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不真切,只有沙哑的声音依稀传来:"闺女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咱家得有个男丁撑门户。"
那天晚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地哭到天亮。
第二天,我顶着浮肿的眼皮去找了车间主任。
老主任是个心善的东北人,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摘下老花镜,叹了口气:"桂英呐,你这个姐姐当得不容易啊!"
他拍拍我的肩,粗糙的手掌有着机油和烟草的气味:"咱记住你这份心,以后有机会再说。"
可那个"以后",就像厂区大院墙上的标语——永远写在墙上,却从未实现过。
八十年代末的城市,还带着计划经济特有的气息。
住的是六十年代盖的筒子楼,没有独立厨房,晚上做饭得排队用公共煤炉。
夏天最怕停电,蚊子像敢死队一样前赴后继,只能打开老式蒲扇,一边扇一边跟邻居大婶唠家常。
冬天最盼周六,因为只有那天才能去公共澡堂洗个热水澡,回来的路上顺道买两个刚出笼的白面馒头,那香味能让你忘记所有的疲惫。
我拿着三十六块八的临时工资,挤公交车都得掐指算计。
弟弟桂生倒是春风得意,进厂没两年就当上了小组长,过年回家时西装革履,兜里揣着一盒"大前门"。
父亲看到儿子出息,笑得合不拢嘴,一边给他点烟一边说:"还是我老朱家有福气,出了个好儿子!"
我端着洗好的碗筷从厨房出来,只听得这一句,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记得有次厂里开表彰会,主任当着大家的面夸我:"朱桂英,你把名额让给弟弟,这份姐姐当得好啊!"
大家都鼓掌,可谁又真正懂我?
人前表扬,人后依旧是临时工的命。
那时候,我还对未来抱有希望,总想着再等等,会有转正的那一天。
谁知,九十年代的改革浪潮滚滚而来,我所在的针织厂被划入改制范围。
记得那天,车间里电铃声特别刺耳,像是在宣告某种结局。
大家围着公告栏,念着那张白纸黑字的名单。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连同几十个临时工,一起被"优化"出厂门。
那天回家,看到院子里的老槐树开了花,白花瓣随风飘落,像一场无声的雪。
多讽刺啊,这么美的景象,却在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里出现。
那时我四十出头,正是半老徐娘,既无一技之长,又无正式工履历。
在那个下岗潮汹涌的年代,我像断了线的风筝,被城市的尘土呛得睁不开眼。
城里的国营商店陆续变成了个体户,老式的"蝴蝶"缝纫机被进口电子机取代,曾经车间里的姐妹们有的改行卖菜,有的当起了保姆。
我不愿认输,靠着倔强和一双巧手,在城中村租了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铺面,开了个缝纫店。
店名就叫"桂英缝纫店",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木牌,用红漆写着"专业改衣,价格公道"。
那些年,日子过得像缝纫机的针脚——紧密而单调。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磨好剪刀,准备好各色线团,门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不离缝纫机。
夏天铺子里闷热得像蒸笼,汗水浸透衣背;冬天手指冻得发紫,热水袋都捂不暖。
但只要听到客人夸我手艺好,那一刻的成就感,比什么都珍贵。
时光如梭,转眼间,二弟桂生凭着那个正式工名额的跳板,考上了夜大,后来被外企相中,做了销售经理。
三妹桂香嫁了个公务员,住上了单位分的楼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
老四桂明靠着炒股和做小生意,开了家建材店,生意红火。
小五桂华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还出国留学回来,在大学教书。
我们同在一座城市,可联系却越来越少。
初时我不懂,以为大家都忙。
有次二弟搬新家,老四在饭桌上说漏了嘴,我这才知道他们全家热热闹闹地折腾了三天,却没通知我这个姐姐。
我笑着问弟弟:"怎么不叫上姐姐帮忙啊?"
桂生夹了块鱼放我碗里,只说:"姐,你那么忙,就没打扰你了。"
话虽这么说,但眼神飘忽,像是在掩饰什么。
我去上厕所时,无意中听见弟媳妇小声嘀咕:"好不容易请了领导来,让她来多寒碜啊,一身打补丁的衣服,万一又借钱怎么办?"
那一刻,我站在厕所门口,手足无措,心如刀割。
"寒碜"这个词,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我的自尊。
有次我去二弟家送双亲手缝的棉鞋,敲了半天门无人应,楼下却停着他那辆黑色桑塔纳。
回来的路上,遇见小区里的王大妈,她笑着说:"朱家姑娘,你弟弟家今天可热闹了,好些人呢!"
后来才从老四儿子口中得知,那天家里正办生日宴,几家人齐聚,只是没人通知我。
慢慢地,我习惯了被忽视和遗忘的滋味。
每逢过节,亲戚间走动,我总是最后知道,或者根本不知道。
最让我心凉的,是去年腊月。
在菜市场偶遇小侄女,她嘴快,天真地说:"大姑,春节我爸妈组织全家聚会呢,他们说……"
她忽然捂住嘴,像是说错了什么。
我笑着追问:"说什么啦?"
侄女低头玩着衣角:"没什么……就是说怕你又借钱,所以没告诉你。"
我笑着摸摸她的头,心却像被人狠狠拧了一把。
这五年来,我从未向兄妹们借过一分钱。
每逢过节,我还会给侄子侄女们包个小红包。
虽然金额不大,但那是我日夜缝补挣来的血汗钱啊。
那天回到小店,看着一屋子的布料和缝纫机,突然觉得格外冷清。
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父母在世时照的,照片里我们兄妹五人站成一排,笑容灿烂。
那时候,我们还是一家人,无论贫穷富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金钱成了亲情的试金石。
我对着照片默默流泪,泪水模糊了那些曾经亲密的笑脸。
去年冬天,我病了一场。
那是八九年来头一次病得这么重。
高烧不退三天,浑身没力气,连水都喝不进去。
楼下那个整天笑呵呵的老王——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发现不对,带着老伴儿硬是把我送去了医院。
"朱师傅,你这哪行啊,再扛下去非出大事!"老王拉着我的手,眼里尽是担忧。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走廊上的电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
输液室挤满了人,护士的白大褂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我躺在病床上,望着斑驳的天花板,心里空落落的。
给弟弟打电话,说自己住院了,他只回了句:"姐,我这正忙着,改天去看你。"
那个"改天",一直到我出院也没等到。
那阵子,老王和老伴儿轮流照料我,像照顾自家人一样。
老王老伴儿每天准时端来热腾腾的小米粥,加了红枣和枸杞,香甜可口。
老王坐在病床边翻着泛黄的《工人日报》,絮絮叨叨地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如何顶着暴雨完成生产任务,如何在车间里结识他的老伴儿。
那些朴实无华的话语,竟让我感到久违的温暖。
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粥香,竟让我有了难得的安心。
出院那天,老王非要背我回家。
我坚持自己能走,他不依,说:"都是一个厂的老同事,这点忙不帮,还算什么街坊邻居!"
街坊邻居这四个字,听在我心里,比亲人还亲。
老王一家虽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但每次我去,总能看见他家那盏老式吊灯下,全家人围坐吃饭的温馨。
他家有个蓝色搪瓷茶壶,壶嘴缺了口,却是家里的宝贝,因为那是老王和老伴儿结婚时的嫁妆。
老王老伴儿常说:"破壶煮好茶,人穷志不穷。"
每次看到那壶,我就想起自己嫁妆里那只早已不知去向的红木梳妆盒,里面放着一对玉镯,是母亲留给我的。
当年我把它们送给了三妹桂香做嫁妆,只因为她嫁入高门,怕她受委屈。
可如今,最受委屈的,却是我自己。
出院后,我经常坐在自己的小店里,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
那树枝叶茂密,夏天能遮住整条街的阳光。
树叶子落了又长,我的日子却像是定格在被亲人遗忘的时光里。
小店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机器缝的衣服便宜又好看,谁还愿意花时间等手工缝制的老裁缝?
我开始靠给社区老人改衣服过活,价格低得可怜,但总比没有强。
直到那天,老四的孩子来店里改校服,无意中提起:"听说大伯跟人借高利贷呢,用的是大姑的名义,外面都传遍了。"
我如遭雷击。
"什么高利贷?什么时候的事?"我的手都在发抖。
侄子挠挠头:"好像是五年前吧,大伯那会儿做生意,急需钱周转,借了高利贷,用大姑你做担保人。后来生意黄了,那钱也没还上,放贷的人到处说,弄得族里人都知道了。"
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往事如洪水般涌来——五年前桂生确实来过一次,说有个项目急需资金周转,让我在一张纸上签了名。
我信任他,没多问,只隐约记得他说过会很快还清。
没想到,他借了高利贷却一直没还,还把我的名声搭进去了。
外面的闲言碎语,亲戚间的冷眼相待,我"麻烦亲戚"的名声,全是从那时起的。
我想起小时候,桂生跟在我屁股后面,喊着"姐姐",软糯的声音让人心疼。
我为了给他买糖葫芦,省下自己的零花钱。
为了让他上学不受欺负,我跟邻居家的大小子打过架,挨了一顿鞭子。
那时候,我觉得弟弟就是我的小尾巴,怎么也甩不掉,如今却成了最远的亲人。
当晚,我翻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木盒子,里面放着一些老照片和零碎的纪念品。
有一张是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父亲破例买了个奶油蛋糕,全家人围着蛋糕笑得灿烂。
照片背面,是我用钢笔工整地写着:"永远的幸福,永远的美好。"
多么天真的誓言啊。
我把照片放回盒子,却发现盒底有个信封,里面是父亲去世前写给我的信。
"桂英,爹对不住你。一辈子偏心,把好东西都给了你弟弟妹妹,你却从没抱怨过。爹知道你心里不舒坦,可你从小就懂事,爹就一直把担子压在你身上。爹走了,你别太辛苦,要记得为自己活一回。"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封信放了这么多年,我竟从未发现。
多想时光倒流,告诉父亲,我不怪他,我只是想要家人的理解和尊重。
我没有立刻去质问弟弟,而是用积蓄买了几样好菜好酒,借老王家的院子,办了个小小的邻里饭局。
老王家的院子不大,但种着几株月季和一棵石榴树,夏天开花时红艳艳的,像极了年画上的喜庆。
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周围几张小板凳,简朴却温馨。
老王媳妇帮我贴了几个大红"福"字,说图个喜气。
我把桂花酒从柜底翻出来,是三年前自己酿的,甜中带苦,像极了生活的滋味。
饭桌上,我给所有兄妹打了电话,只说想聚聚。
出乎意料,他们都来了,大概是架不住老王的面子和热情。
一张桌子,挤着我们兄妹五人和老王一家,还有几个街坊邻居。
桂生看上去气色不错,西装革履,只是眼角的皱纹比去年多了几分。
桂香打扮得体,手上戴着那对原本属于我的玉镯,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桂明和桂华分坐两边,似乎有些拘谨,不时看看手表。
酒过三巡,我把那件事说了出来。
桌上顿时安静得掉针可闻。
二弟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半天才认了错,说是生意失败,怕丢面子,才瞒着没说。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我问。
"你……你那么困难,我怕你担心。"他低着头。
"我给了你正式工名额,不是为了让你这样对我。"我声音很轻,却如一记重锤。
桂生噎住了,眼圈发红:"姐,我......"
桂香插嘴:"姐,你别这样,弟弟也是迫不得已。"
老四桂明不耐烦:"姐,过去的事就算了,你非要翻旧账干啥?"
他们的话像一把刀子,再次戳在我心口。
我苦笑着摇头:"我不是要翻旧账,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都躲着我?为什么我一个人病了,没有一个亲人来看?"
桂华终于开口:"姐,外面都传你欠高利贷的事,我们怕沾上麻烦,就......"
"就所有人都信了,也没人来问问我?"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饭桌上的气氛凝重起来。
老王的老伴儿看不下去,插嘴说:"哎呀,一家人嘛,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当年我和老王因为一块手表闹了一个月呢,现在想想,多可笑啊!"
老王点点头:"那是,那是。咱们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能在一起吃顿饭,就是福气。来,咱们喝一个!"
那天晚上,我们不知不觉喝了很多酒。
桂生喝多了,扑在桌上痛哭:"姐,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你把名额让给我,我却这样对你......"
他一边哭一边说出了实情:那次借高利贷后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高利贷的人四处宣扬,还说我和他一起借钱花天酒地。
亲戚们议论纷纷,说我这个大姐一辈子没出息,还学会了借高利贷。
桂生怕事情闹大,影响自己在单位的形象,就一直没解释,眼睁睁看着我变成了"麻烦亲戚"。
桂香也红了眼眶:"姐,我们不该不信你的。"
我笑着摇头:"血浓于水这句话,是真的,但血缘不是亲情的全部,相互理解和尊重才是。"
席散后,三妹桂香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我没接。
"不是钱的问题,"我说,"是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姐姐。"
桂香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抱住我:"姐,对不起,对不起......"
回家的路上,老王送我到楼下,拍拍我的肩膀:"朱师傅,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亲情这东西,怎么也割不断的。给点时间,都会好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想着: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愈合;有些错误,需要勇气来弥补;而有些亲情,需要重新定义。
如今,又一个春节来临。
我的小缝纫店依旧开着,客人不多,却也足够维持生计。
桂生时常过来帮我干些体力活,桂香每周都送些自家做的小菜,老四的孩子放学会来店里写作业,小五寄来国外的明信片贴满了墙。
亲情,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归。
今早,老王媳妇来店里,说要我晚上去他家吃饺子。
我正犹豫,手机响了,是二弟发来的消息:"姐,一家人包饺子,你来不来?"
正在这时,店门被推开,老王笑呵呵地走进来,手里拎着一袋速冻饺子:"朱师傅,咱老邻居,今晚一起吃个饭呗!"
我看着眼前这个憨厚的老人,又看看手机上弟弟的信息,忽然明白了:亲情不是血缘的必然,而是心灵的选择。
院子里的梧桐树抽出了新芽,春风拂过,像是在轻声低语。
我决定同时赴约——先去弟弟家,再去老王家,不是为了原谅谁,而是为了告诉自己:人这一辈子,贫穷可耻,但失去尊严更可耻;金钱来去,但亲情若失,难再寻。
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我把围裙叠好,关上了缝纫机。
老王家那只缺了口的蓝色搪瓷茶壶,或许比那些光鲜亮丽的名牌包包,更值得珍惜。
因为它见证了时光的流转和人心的冷暖,却依然坚强地盛着生活的甘苦,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有缺口,却依然要盛满希望,向前走。
来源:根本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