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2月9日，上海街头，寒风裹挟着觉醒的气息。19岁的聂耳将百元酬金一半寄给云南老家的母亲，另一半换了把小提琴和一些零件。他把丰子恺的《音乐入门》“买来重读过”。这位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的音乐讲义，如同暗夜流星，穿透迷雾，拨动琴弦，启蒙了“沉

2025年9月2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

《起来！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光影》

为我们讲述了在抗日救亡中

诞生的这首歌曲

那37个光影摇曳的小节里

永远珍藏着的春天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9月20日7版

全文如下↓

《义勇军进行曲》全山石、翁诞宪绘

苦闷是春天的序曲

1931年2月9日，上海街头，寒风裹挟着觉醒的气息。19岁的聂耳将百元酬金一半寄给云南老家的母亲，另一半换了把小提琴和一些零件。他把丰子恺的《音乐入门》“买来重读过”。这位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的音乐讲义，如同暗夜流星，穿透迷雾，拨动琴弦，启蒙了“沉到懊恼和失望深渊里”的青年。

这一年，田汉伏案书写的手稿堆叠如山。苦闷是春天的序曲。梅雨时节，透过昏黄的灯光和朦胧的雨雾，他相信总会有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是的，命运像是一块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就是得掀翻这块石头！不过这块石头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气力翻得转来的，得靠大伙儿的力量。”田汉借话剧《梅雨》主要人物阿巧之口点燃希望的火种。仲夏夜，聂耳看完《梅雨》，“总觉日子特别长，说不出的不耐烦”，在混沌时局中，他心中种下家国情怀和革命音乐的种子。

彼时，外侮迭乘，内忧不绝，礼乐之邦的古老中国亟需唱出现代主权国家的歌声。学堂市肆中乐歌激荡，报纸刊物上投稿争鸣，表现“极纯挚的爱国心”、振奋民族精神的国家第一声音呼之欲出。

时局恰似冰封的河道，而春潮已在深层暗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田汉、夏衍、聂耳的相遇，恰似暗夜里三簇火光的碰撞。1935年，田汉因“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创作的《凤凰的再生》剧本转到夏衍手中，更名为《风云儿女》。聂耳“抢”到了为主题歌谱曲的任务。胸膛里轰鸣的旋律交织成暴风雨的前奏，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战士的怒吼、民族的呼声和祖国的召唤。

共产主义理想滋养的灵魂于此完成命运交响，《义勇军进行曲》横空出世。它激昂明快，明亮开阔，成了绝望年代中国人的希望；它砥柱人间，星火燎原，散发着黑夜里中华民族的亮光。一二·九运动的游行、卢沟桥的炮火，乃至台儿庄的断壁残垣，无不被这旋律淬炼成信仰的星火，烧穿黑夜，照亮来路。

1949年10月1日，这穿越烽火的旋律响彻天安门上空，响彻中国大地。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一个民族撑着累累伤痕站起来时，骨节咔哒作响的回声。黄钟大吕，鲲鹏展翅，千回百转，凤鸣岐山。起来！前进！这是一首承载中华民族苦难史、忧患史、斗争史、团结史、奋进史的战歌、军歌，是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杜鹃啼血哭神州。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迅速传唱大江南北。1938年，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写道：“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唱出了古老民族的全面觉醒，在全社会吹响民族解放的号角。统计显示，抗战时期千余首歌曲中都跃动着“中华”“民族”等语汇的热血脉动。

“到了”与“最危险的时候”之间插入半拍休止符，戛然而止的停顿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危机紧迫感，又将“最危险的时候”渲染为振聋发聩的警报。

“最危险的时候”赋予了《义勇军进行曲》更深远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歌问题上，有人提议改动一下这句歌词，但最终它得以保留，因为周恩来等同志坚持“这样才能鼓动情感”。

“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不是简单的词句坚守，而是对民族基因的深刻解读。这使得《义勇军进行曲》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永恒镜像。镜像里，忧患意识恰似不熄的星火，照亮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奥秘，也叩击着新的鼓点：“最危险的时候”不仅是历史的倒影，更是居安思危的清醒。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1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国歌研究会，鲁迅受聘主事却始终未履其职，以“我完全不懂音乐”为由坚辞不受。同年4月，鲁迅在《热风》中迸发出淬火之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的时空坐标里，历史不过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往复中沉沦。他反手将火炬投向未来：“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最炽烈的火焰往往燃烧于至暗时刻。10余年后的黄浦江畔，23岁的聂耳以血肉为弦，将“第三样时代”谱写成雷霆万钧的乐章。这振聋发聩的呐喊，正如鲁迅预言中那道冲破铁屋的曙光。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响彻寰宇，终见青年们接过炬火，振声奏出属于人民的黄钟大吕。

根据聂耳同窗好友回忆，早年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学生们常在黑板创意涂鸦，习画者挥毫泼墨，擅诗者即兴题诗。聂耳曾以英文写下极具抗争意识的字句：“Get up men who don't like to be slaves”（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考诸当时《申报》《大公报》等媒体，“起来”“不做奴隶”等唤醒民族意识的词汇已成高频用语，可见其确成为民族心声。

“起来”带有强烈的感召力，召唤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聂耳在歌词中添加了三个“起来”，叠加递进的艺术处理，一个比一个有激情、有号召力，从而把音乐的情感蓄势推进至最高潮。这种艺术构思与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风骨形成精神共振，挺拔起中华民族生命勃发、昂首屹立的身姿。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刘雪庵是聂耳同时代的作曲家，他谱写的《长城谣》如一声穿越时空的呼唤，震荡出苍茫山河的悲壮。长城，这道千年雄关，曾是护佑华夏的温柔臂弯。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的风雷激荡中，“血肉长城”让这古老图腾焕发新生，在民族存亡之际散发出激越的光芒。

这份火种早在田汉与聂耳合作的《前进歌》中就已初见端倪。作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终章进行曲，田汉认为，《前进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既是对《风云儿女》中长城抗战故事的预言，更预示着未来国歌中“血肉长城”精神符号的成型。

现实中的烽烟比光影更惨烈。1933年喜峰口战役，宋哲元率国民革命军29军以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血战。这场顽强的抵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化身为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动员令，光荣而悲壮，悲壮而又坚强。

1936年，鲁迅病逝，送别的队伍绵延十余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响彻云霄。这场上海歌咏团体组织的“挽歌游行”中，委屈、忧虑、挣扎、怒吼在此刻迸发，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生命意志的彰显。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历史的风云际遇赋予这道精神长城双重禀赋，它承载着“白骨露于野”的惨烈，也积蓄着“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豪迈。聂耳出生那年，张謇为中华民国作国歌三章，虽弃而不用，但“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的咏叹，呈现了传统文人对现代国家符号的思考。从张謇到聂耳的民族书写，延续的是越千山万壑也寸土不让的长城力量。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36年寒冬，一封来自华北前线的求助信辗转抵达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展开信笺后，当即挥毫：“免费寄赠，让这十支歌曲能在塞外流行开来，到处响彻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吼声。”

这封信是回给请求帮忙购买《义勇军进行曲》歌谱的山西青年的。刘良模，这位被誉为“救国会啦啦队长”的青年人，早已将传播这首民族战歌视为己任。“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这些雄壮的歌曲传播到他四周的群众中间去”。

年仅20岁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天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一天，上海全国救亡协会派人到天津来开展“大众歌咏活动”，他前去采访。他刚走近歌咏活动所在地的大厅，就听到一阵粗犷、激情、震撼人心的强有力的歌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像雄狮怒吼般从敞开的大门里迸发出来，冲到了大街上。

在著作《人民之战》中，爱泼斯坦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远僻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唱这首歌。

“大家都来唱！唱会教别人！”歌曲的传播如万千火种点燃华夏大地。群众集会上，各种着装的人集聚在一起，动人心魄的《义勇军进行曲》高悬于空中，如同高高矗立的风帆，歌声在阳光下汇聚，响彻云霄。

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义勇军进行曲》高高扬起“我们万众一心”的团结大旗，在烽火中猎猎作响。旗下的人们，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这面大旗指引着中华儿女前行的方向——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炮火声中，杀戮和牺牲，是人间最可怕最惨烈的景象。前进路上，进攻和反抗，是为人间的繁华和万家团圆的守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中华儿女对正义与和平的执着追求。

前进！前进！进！

起来，是我们对过去的承诺；前进，是我们给未来的答案。

《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伊始，便在聂耳的故乡云南玉溪澎湃回响。玉溪涌现众多抗日救亡团体，在民众高唱“前进！进！”的激昂歌声中，“国家至上”“抗战必胜”的呼号响彻红土高原。当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城郊齐唱《满江红》的铿锵词句，玉溪古城内救亡歌声此起彼伏，两股声浪交织激荡，澎湃着“前进！进！”的昂扬节拍。

聂耳创作时挥洒的三个“前进”，恰似穿云裂石的生命礼赞。他在三连音节奏中藏入枪炮轰鸣的拟声，在“前进！进！”的结尾打破传统收束，刻意制造未完成的悬停感，如箭在弦上的蓄势待发。那个灵光乍现的“进”字尾音，不仅是五线谱上的神来之笔，更暗合了中华民族“永远在路上”的精神。

1935年，方志敏手抚镣铐在绝笔中托寄红花的精魂，期盼花朵摇摆出的每个姿态都能化作“前进”的鼓点。1936年，当铁窗外的夜空划过《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以囚诗迸溅出血性：“双眼望圜扉，苦笑喊‘前进’！……哀哉勿自馁，驼耳犹知奋！”

中华民族古老的自强不息精神，又在“起来！前进！”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鲜活的意蕴。穿越历史苍茫，“前进！进！”已将对侵略者的冲锋，化为向星辰大海的探索。

光影里的春天

《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自诞生后，《义勇军进行曲》就已突破国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

“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埃及金字塔下，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生唱起这首歌时，催生了这蕴含古老文明对话意味的诗句。“民族的号手”任光，继承聂耳遗志，首开《义勇军进行曲》海外传播的先河。在法国传唱后，他奔赴东南亚，组建合唱团，不遗余力推广这首歌。东南亚的战士，将歌词稍作改动——易“中华民族”为“马来亚民族”，便在密林深处传唱着进军的号角。美国街头，梁思成听到有男孩在吹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口哨……

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不会孤寂，暴风雨中的海燕与寒夜里的火种，永远能激发人类最古老的共情。二战期间，英美艺术界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战时作品，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为中国拍摄的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英美导演拍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场》、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龙种》，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背景音乐或者片头片尾曲，印证了其作为“正义之声无国界”的宣言。

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非常喜爱《义勇军进行曲》，他给录制的唱片取名“起来”，并经常在国内外演唱。正如宋庆龄为这张唱片作的序所说，它“成为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保罗·罗伯逊浑厚的嗓音中，《义勇军进行曲》的光影穿越时空的阻隔，搭起一座人与人沟通的桥梁，因为他们相信，那37个光影摇曳的小节里，永远珍藏着下一个春天。

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