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肃宗时期发行的虚值大钱：乾元重寳和乾元重轮钱

摘要：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每当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内外战争、瘟疫肆虐等烧钱的时刻，封建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应急”，缓解财政危机，常常会铸造虚值大钱；而那些与朝廷对立的一方，无论是官员反叛，还是农民造反，为了弥补军费，有时也会铸造虚值大钱。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每当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内外战争、瘟疫肆虐等烧钱的时刻，封建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应急”，缓解财政危机，常常会铸造虚值大钱；而那些与朝廷对立的一方，无论是官员反叛，还是农民造反，为了弥补军费，有时也会铸造虚值大钱。

唐玄宗后期（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此次叛乱，持续八年，多地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北方的经济遭到了重创，井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难以推行，导致唐朝的赋税收入锐减，国库空虚。而在此时，前方的将士，浴血奋战，却难以温饱，朝廷的军费、补给严重不足，供不应求。

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肃宗李亨即位。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朝廷采用了著名的理财专家、时任盐铁史的第五埼的建议，通过铸造大钱增加货币供给，试图以财政手段填补财政缺口，解决军费之急需。

乾元元年（758年）七月，也正是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合力讨伐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之时，“御史中丞第五奇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见《旧唐书食货志》）。

乾元重宝是唐朝铸行的第三种钱。第一种，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第二种钱，是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666年）四月开铸的年号钱乾封泉寶钱，该钱以一当十枚开元通宝之用，是唐朝铸造的第一种虚值大钱；乾元重宝是唐代铸造的第三种钱，起初以一当十，后来以一当五十。该钱属于唐代铸造的第二种虚值大钱。

一、乾元元年（758年）开铸的乾元重宝

初铸之乾元重寳，径一寸，每贯（千文）重10斤，与开元通宝并行，以一当十。开元通宝是径八分，重1钱（2铢4絫），每10文重1两，每贯（千文）重6.4斤（后来重7斤）。两相比较，乾元重宝的重量不到开元通宝的二倍。但在使用时，却当开元通宝的10枚。因此，这种钱也叫“乾元十当钱”。

有当代泉家实测过，这种初铢的乾元重宝，每枚重6.5克，面值等于10枚重量为4克的开元通宝。也就是说，朝廷实际上是用6.5克的铜，换取百姓40克的铜。也难怪当时出现了不少的私铸钱。后来，朝廷一方面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私铸者，另一方面，把该钱的重量减为每枚约4克左右，以此“收十倍之利”。传世的乾元重宝，大小不一，轻重不等，就是这个原因。

乾元重寳的文字为隶书体，直读。书体规范，笔划粗壮。“乾”字用省笔，把“乾”右边的“乞”字写成了竖弯勾，收笔呈鱼钩状；“元”字有左挑、右挑、双挑；也有平头元的，但较为稀见；“重”字的首笔一撇，起笔用顿笔，笔划呈三角形状。

铜开元通宝的背面一样，乾元重宝的背部也有“甲痕”和日、月、星、云、瑞雀文等，这些纹饰的位置，也和开元通宝背面纹饰的位置基本相同。传世极少，收藏价值最高的，当属乾元母钱、乾元背瑞雀、乾元背祥云、乾元背穿下俯月，等等，每枚的市场价格，都超过了万元。

二、乾元二年（759）九月，开铸以一当五十的乾元重轮钱

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万救援安庆绪，大败唐军。史思明随后杀掉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是年九月，几乎在开铸乾元重轮钱的炉火点燃的同时，史思明又率兵南下，攻占了洛阳。此时的唐朝官军，在平叛过程中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朝廷的下拨的军费也严重不足。

国库空虚，朝廷也顾不了此时物价腾贵，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朝廷一声令下，钱监立即开炉鼓铸乾元重轮钱，以解燃眉之急。时隔不久，史思明据东都，也同样先后铸造了两种虚值大钱，即以一当百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

这种所谓的重轮钱，就是钱的背面有两个圈，外宽内细，看上去，像是一枚钱的钱背上，有两个钱轮。该钱的外形比上年铸的乾元重宝略大，直径为一寸二分，每贯（千文）重12斤（另说为20斤）。换算成现代的尺寸和重量，该钱的直径3.5厘米，重量为12克左右。重量约为开元通宝的两倍半至三倍。如果按照两种钱的实际重量来算，这种重轮钱最多只能算折三钱。可是，朝廷却拿这种重轮钱当五十枚开元通宝来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是年冬天，”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据《唐书食货志》）。

乾元重轮钱的形制，除了比上年铸的乾元重宝钱直径稍大、重量稍重，背面是重轮以外，其它的形制大同小异。尤其是从钱背看，与乾元重宝的背面的纹饰基本相同，亦有日、月、星、云纹、瑞雀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