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的繁华，何时是起点？换句话说，上海从哪天开始迎来这泼天的富贵？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可能存在争议，本文观点仅供讨论参考。

毕大费/文

上海的繁华，何时是起点？换句话说，上海从哪天开始迎来这泼天的富贵？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可能存在争议，本文观点仅供讨论参考。

有人认为，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错，那时，泼天富贵早就来了。

还有人认为，宋代官史《宋会要辑稿》记载，1077年北宋秀州有17处酒务，其中出现“上海务”，且排名靠前。也错，那时，泼天富贵连影子也没。

值得一提的是，宋史首次出现“上海务”之名时，上海属秀州，秀州属嘉兴，嘉兴属浙江。那么，上海属于浙江吗？不完全对。

当时，上海地区被今天的苏州河，当时仍叫做的吴淞江一分为二：江南属秀州，越文化区；江北属苏州，吴文化区。所以，上海从来就是吴越文化汇聚之处，海纳百川，历史很悠久。

宋代，酒类属专卖，酒务是宋代征收酒税的官方机构，征税点通常设置在酒类贸易量大的水陆码头。

当时在吴淞江下游，分别有"上海浦"和"下海浦"两条大河，征税点靠近上海浦，所以叫做"上海务"。此后，上海之名，千古留传。

为什么说上海务时期泼天富贵连影子也没？因为，那时的泼天富贵还留在青龙镇，其遗址在今天青浦区白鹤乡青龙村，当时青龙镇的青龙港是吴淞江的最大出海港，贸易地位在东南沿海遥遥领先，称作“小杭州”。

到了南宋咸淳三年，即1276年，上海务升级为上海镇。此时，泼天的富贵来了吗？仍没有。

虽然，那时的青龙港因为吴淞江下游淤塞而逐渐衰落，需要有新的出海贸易港口替代。然而，机会却没有留给上海港，原因无它，因为吴淞江淤塞，上海港出海也难了。

青龙港与上海港都在吴淞江沿线，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那时的吴淞江，通过吴淞口入海，吴淞江是真正的吴淞江口，而不是今天被黄浦江霸占的吴淞口。那时的黄浦江规模还很小，甚至不如上海浦与下海浦有名气。

青龙镇衰落之后，泼天富贵曾一度流向江苏太仓。

那时的太仓，有一个天然的出海良港，叫做浏家港，位于今天的太仓市浏河镇。

元代的太仓，属苏州府。有一种说法认为，苏州府负担全国约12%的税赋，太仓又负担苏州12%的税赋。

江南漕粮，要运往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是一个重大物流项目，由于大运河淤塞，元朝决定，将河运改为海运。

1283年，元朝廷将南粮北运的重大项目交给嘉定人张瑄、崇明人朱清负责，他俩将浏家港定为出海港，专门制造了大量沙船，专司漕粮运送。太仓浏家港一时成为长江口的主要港口，独领风骚数百年。

元朝至元二十九年，即1292年，上海镇升级为上海县，说明上海的贸易地位渐渐变得重要，但是很显然，与太仓浏家港比起来，它也没那么重要。

等到明朝替代了元朝，朱元璋下令海禁，走闭关锁国之路，但是官方漕运仍然走海路，万国来华朝贡也是走海路，都要依托浏家港，此处依然风光无限。

到了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也是从浏家港出海，依然是浏家港的黄金时代。

当浏家港独领风骚的那些年，泼天的富贵与上海有关吗？

有一点点，就是永乐十年（1412年）年，在今天上海吴淞口的临海之处，筑土为山，修成了长宽达三四百米，高100多米的宝山，山上修建烽堠，白天燃狼烟，夜晚点明灯，成为浏家港出海船只的导航灯塔。

唐代诗人秦韬玉有一句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大概是上海地区当年的羡慕嫉妒恨的心情。

想躲，躲不开；想红，红不了。

浏家港的泼天富贵，却没能持久。

一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没有挣钱，花了不少钱，明朝的国库败得差不多了，这件事令人扼腕，如果郑和也像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那样，既做航海探险，兼做海盗生意，帮助朝廷大量赚钱，而不是只给皇帝老儿弄回一堆纪念品，大航海时代肯定就由中国执了牛耳。很不幸的是，1436年，明廷下令，禁止海船远洋，禁止建造远洋海船，此后再没有官人出洋。浏家港热闹的人气顿时减去大半。

二是到了明朝中期，1544年前后，嘉靖年间，倭寇大侵犯，明廷再度严令海禁，片板不准入海。这次禁海令很厉害，不要说海上航行，就连海边渔民的生计都出了问题，很多渔户因为禁海令饿死或自杀。由于篇幅有限，这段海禁历史需要专文再讲。

三是由于海潮侵蚀，浏家港日渐淤塞，慢慢变废了。不过，此时距离完全废掉，还有近400年的不愠不火与苟延残喘。

机会终于要轮到上海港了，不过，当泼天的富贵来临之前，还有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是上海治水。

前文提到，由于吴淞江下游淤塞，不仅出海通道与港口出现问题，而且频频出现水患。原理很简单，吴淞江本是太湖的泄洪通道，负责将水排往大海，一旦淤塞，就成了灾患。

那些年，吴淞江经常泛滥，淞江府的灾情非常严重。本来淞江府因吴淞江而得名，看到水患频仍，又没办法，于是放了个大招，将“淞江府”改名为“松江府”，以为去掉“水”偏旁，可以治水，当然是毛用也没有。历史意义倒是有的，你看现在官方名称叫做“上海松江区”，如果不改名那就会是“上海淞江区”。

整个苏淞地区都是朝廷大粮仓，其它地方水患朝廷可以睁着眼闭只眼，但苏淞水患朝廷不能不管。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旨治水，一年功成，不仅疏通壅塞，又以黄浦江代替吴淞江入海。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次治水，由于将上海浦裁为黄浦江的一部分，大约是今天外滩以南的段落。此后，作为上海名称来源的一条河流，名称竟慢慢消失了，是为憾事。

二是开放海禁。

康熙二十三年（1684），随着清廷收复台湾，江山变得稳固，康熙皇帝宣布开放海禁，终于又可以海外贸易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没有开放海禁的那些年，最科学、最先进、最有效率的物流方式，仍然是河运。然而，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再到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河运或运河时代已经历上千年，河就那么宽，码头就那么多，早已到达了瓶颈，已无潜力可挖。

在河运时代，上海县城位于偏僻的海滨，除了滨海晒盐、种植棉花，其经济贸易地位甚至不如大运河沿岸的市镇重要。

开放海禁意义重大，任何港口城市的兴衰，都和海运大环境息息相关。当初，浏家港就是死于海禁。如今，开放海禁给上海带来了无限可能。

三是设立海关。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又在江南等地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其中，江海大关设在浦江之滨的上海县城。

严格意义说，这一年，上海开始迎来了泼天的富贵！

为什么说设立江海关是上海的泼天富贵？这事需要略微展开。

首先是分口收舶政策。

最初设立江海关时，清廷对江南口岸船舶停靠实行严格的管理分工，明文规定：北洋沙船只准收泊于太仓浏家港，南洋鸟船收泊于上海港。

当时，中国沿海由于靠岸港口的船只类型不同，以长江入海口为界，往北包括江苏山东天津是北洋，往南包括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是南洋。

北洋海域泥沙多，需要平底的沙船来运输；南洋海域水深，需要吃水深的鸟船。

北洋沙船，一般5桅，适合水浅多沙滩的航道

南沙鸟船，无风用桨，有风用帆，速度较快

海运船口从南洋往北洋、或者从北洋往南洋运货，需要在这两处港口更换船只。是不是觉得有点搞笑？是的，科技不发达时，就是这么搞笑。

正如现代人看《长安的荔枝》，全书从头到尾都在研究如何加急快递，觉得不可思议，顺丰物流不是隔日达么？

古代军情传递所谓的“五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沿途不知要累死多少匹马，而现代人拨个电话发条微信就解决了。

科技，为各种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其次是浏家港废了。

由于淤塞，浏家港越来越废，逐渐丧失其港口地位。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苏松太兵备道公开谕示，沙船“或收浏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

也就是说，此前要求分口收舶政策，北洋沙船必须收泊浏家港，现在开始，大家随便停。

没想到，政策一旦放开，“自此以后，浏河一口竟无一船之至矣”，全都停靠上海港了。

由此开始，上海港已成为统辖长江入海口南北600余里海岸线、大小24处分海口的所在。

黄浦东上，船来船往，川流不息。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外，越来越繁盛。此时，距离1843年上海开埠，还有30多年。

最后是大运河又淤塞了。

大运河淤塞的严重后果，就是江南漕粮变得运送困难，只好又由河运改为海运。

前文说过，元朝的漕运，曾经由河运改为海运，降低了成本，极大提高了物流效率。明朝承元制，是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模式。

清朝初期，由于海禁，漕运不得不走河运。等到后来康熙朝开放海禁，由于漕运走运河的既得利益者太多，改革难度太大，一旦改走海运将有很多人没蛋糕分。究竟是河运还是海运，群臣反复讨论无果，一直拖延到道光年间，由于大运河严重淤塞，没有航路可选，不得不重新考虑走海运。

道光五年（1825），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

大运河严重淤塞，影响的不仅仅是漕运，历来走运河水路的内河船，也因为淤塞的原因，改走海路，而上海口岸是最佳地点，既是长江沿岸城市的出海口，也是海外商品前往长江沿岸的入江口。

泼天富贵给上海带来什么？

根据相关资料，至鸦片战争前，上海口岸常年停泊的北洋沙船已达3500艘，南洋海船近千艘，航运总吨位大致可达42万吨以上。当时的上海，已成为中国南北洋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重要商港。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号”从广州一路北上，沿途刺探中国情报，随船的德国传教士兼英方中文翻译郭实猎在他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日志》中，根据进出港400艘帆船推断，“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尤其是中国中部诸省的大门”“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的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阿美士德号船主林德赛撰写给英国方面的《“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里，则指出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称：“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这次刺探，为10年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提供了重要情报与资讯。

道光二十二年（1841），时任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唯有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比”。

从泼天富贵到富贵泼天。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长期奉行一口通商，即广州一处口岸，依托广州十三行与海外进行贸易。

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上海排名为最末。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次年关税收入数据，广州海关为225万两白银，上海仅17万两白银，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

然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即1856年，广州海关关税收入降为108万两白银，上海则上升到182万两白银，超过广州。

此后，上海扶摇直上，一举成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想当初，明代朝廷帮助上海治水，疏通黄浦江，本意是想解决苏淞水患，增加粮食供应而已。

没想到，由于吴淞江变为黄浦江支流，从今天的外白渡桥汇入黄浦江，吴淞口成了黄浦口，黄浦江外滩码头则成为真正的上海港。

也没想到，这次治水的重要成果，将在200多年显现。好比是明朝播下的一粒种子，却在清朝开花，结成丰硕的果实。

更没想到，明朝的上海治水，虽然导致清朝上海成为重要口岸，变成繁盛的租界，换个角度看，又由于上海租界对各种进步力量的保护，也为清朝灭亡播下了一粒新的种子，上海培养了无数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来源：毕大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