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藏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考释

摘要：晚清重臣翁同龢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浓重的“齐家”意识和神圣的家族使命感。他写有大量的家书，给父母、兄长、嗣子、侄子、侄孙，乃至侄曾孙，旁及堂侄、堂侄孙等亲族。翁曾禧是翁同福的长子、翁同龢的堂侄，虽无功名，却肩扛照顾诸弟妹的重任。翁同爵和翁同龢全力帮助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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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收藏家》

作者 l 陈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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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翁同龢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浓重的“齐家”意识和神圣的家族使命感。他写有大量的家书，给父母、兄长、嗣子、侄子、侄孙，乃至侄曾孙，旁及堂侄、堂侄孙等亲族。翁曾禧是翁同福的长子、翁同龢的堂侄，虽无功名，却肩扛照顾诸弟妹的重任。翁同爵和翁同龢全力帮助他，希望改善其一家的生活状况。长期担任外官的翁同爵多在经济上帮助和支持翁曾禧，长期担任京官的翁同龢则多以人脉关系为翁曾禧说项找工作，同时给予其巨大的精神鼓励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作为家族一员和受帮助对象的翁曾禧知恩图报，经常代替不在家的翁同龢、翁同爵处理如修墓、归葬、举殡、祭祀等重要的家族事务，还为翁同龢守孝期间编辑家谱、先集及修墓、改葬等大事做一些提供信息、联系刻工、联系写手等基础性工作。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叔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大家”的观念和家风，值得今人思考和学习。

翁同龢（1830～1904）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藏书家，出身于官宦世家，却比同辈人更加努力，凭借实力夺得状元。他在父亲翁心存（1791～1862）去世之后继父述志，先后授读同治、光绪两位皇帝，被誉为“两代帝师”。他历任翰林院修撰、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官至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参与主持科举考试40多年，成为“清流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翁曾禧（生年未详～1885），字士吉，为翁同龢堂兄翁同福（生年未详～1862）的长子，翁同龢伯父翁人镜（1774～1844）的长孙，在族谱上被过继给翁同福的长兄翁佛保（殇）为嗣子。翁曾禧为廪贡生，多次应乡试不中。但翁同龢对他的评价很高，字里行间充满了肯定和鼓励。例如同治三年（1864）二月初八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云：“吾侄天性最厚，沉潜笃实，恪守素风，良骥千里，在乎异日，勿以目前困顿自沮。”又如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十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云：“同乡诸君来，皆称吾侄遇变而能安，耐贫而有守；卿至，益得其详，真吾家麟凤，愿随时努力！”再如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初五日翁同龢致翁曾翰家书云：“吾族人中无出色者，士吉铮铮，或觊一当。”[2]

翁同龢以实际行动为翁曾禧谋各种差使：同治三年（1864）二月，翁同龢请新任苏州府海防同知马金镗（生卒未详）为翁曾禧谋一笔墨馆席；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翁同龢致书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李鸿裔（1831～1885），为翁曾禧谋一阅卷地；同治七年（1868）端午，翁同龢为翁曾禧求荐阅文馆一事得到李铭皖的当面应允；[3]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廿三日，翁同龢致书署理江苏布政使的应宝时（1821～1890），为翁曾禧销假一事，使他次年初得以奉署娄县教谕；[4]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翁同龢再次致书应宝时，使翁曾禧得以重返苏州书局工作，直至光绪六年（1880）苏州书局裁员；[5]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二日，翁同龢又“答士吉、士复函，以士吉荐英茂文，嘱留沪局海运差使。”[6]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初八日，翁同龢“灯下作徐雨之、英茂文、刘芝田书，为士吉说项，此等真乞食之文矣”。[7]此外，至晚从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起，翁曾禧便在江苏官书局（苏州书局）当差，这完全归功于翁同龢向李铭皖、应宝时等人的大力举荐。[8]

翁曾禧经常帮助翁同龢处理一些琐碎的家族事务作为报答，尤其当翁同龢的四侄翁曾荣（1837～1902）不在老家之时。例如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十日，翁同龢致书翁曾禧，请其和翁宗元（生卒未详）一起前往陈家山祖墓勘定边界并妥善修治，此时翁曾荣正在北京；[9]又如光绪三年（1877）八月初一日翁同爵去世，翁同龢在随后赶往湖北的轮船中致书翁曾禧，交办三件事：主持丧礼期间帐房事、写一份讣闻底子寄翁曾翰和代为感谢亲朋好友，此时翁曾荣正在湖北。[10]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光绪四年（1878）五月十四日翁曾翰英年早逝，其灵柩后来更是由翁曾禧亲自护送回里安葬的。[11]

南京博物院藏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共计十五通（其中少数为便条），从同治三年（1864）二月，到光绪四年（1878）六月，跨越近15年的时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价值颇高，且从未发表，是研究翁同龢与翁曾禧叔侄关系、翁曾禧个案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进行考证和诠释，试图勾勒翁同龢与堂侄翁曾禧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展现一颗冉冉升起的官场新星—翁同龢对同族晚辈的关心、爱护和提携，而这些恰恰又体现翁同龢于朝堂之外的另一个侧面，定将有益于翁同龢形象的立体和丰满，乃至对翁同龢的个案研究略有裨益。

一、同治三年二月初八日（1864年3月15日）

士吉二侄足下：

南北契阔，覿面为难。兵燹流离，羁孤可念。耿耿之怀，不能一日释也。

先庐尚有数椽否？汝父灵柩已经安葬否？此后将何以为生，诸弟及妹何以仰食，皆吾侄身任之，愿益努力而已。吾侄天性最厚，沉潜笃实，恪守素风，良骥千里，在乎异日，勿以目前困顿自沮。

吾家羁留都下，欲归不得。俟道路得通，家乡安堵，两三年内，当遵先公遗命，归葬邱垄。汝三叔蒙恩出狱，万里荷戈，旅资一无所出，尚未成行。

兹乘马君（金镗，号雅琴，行一，海防同知，先公门下士）赴任之便，[12]聊布一一，并属马君为吾侄推荐一笔墨馆席，便中可往一谒。此问近好，不次。

叔平手书，二月八日

按，翁曾禧生父即翁同龢的二堂兄翁同福（生年未详～ 1862 ），于同治元年（ 1862 ）六月廿四日殇于南乡罗家浜。 [13] 当时南方动荡，常熟正被太平天国政权所占领，战火纷飞，翁同福的灵柩未得及时安葬，故翁同龢于札中问道： “ 先庐尚有数椽否？汝父灵柩已经安葬否？ ” 这是翁同龢对家乡和堂兄后事的高度关切。同时，他对子侄未来的关心也溢于纸表。翁同龢认为翁曾禧作为长子任重而道远，担负着诸弟妹的未来生计。翁同龢勉励他要更加努力，勿以目前困顿自沮。

翁同龢提及自家情况时发愿：等道路畅通、家乡安定后，定当遵照父亲翁心存（ 1791 ～ 1862 ）的遗愿将其灵柩运回常熟老家安葬。此愿终于同治七年（ 1868 ）得偿。翁曾禧的三叔，即翁同龢的三兄翁同书（ 1810 ～ 1865 ），曾任安徽巡抚，因处理团练仇杀不当而被议处，后又遭曾国藩弹劾而最终入狱。直到翁心存临终前，翁同书才得暂释，而后又回到狱中。 [14] 同治二年（ 1863 ）八月十二日，翁同书接受朝审过堂；同年腊月廿五日，翁同书被加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翁同龢于当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 凌晨朱敏生送谕旨来，翁某加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等因。 …… 余偕两侄驰往，偕三兄归。 …… 白发孤臣，荷戈万里，此情此状，其何以堪，恨不沥血抒词，叩九阊而上诉也。 ” [15] 作于稍后 — 同治三年（ 1864 ）二月初八日的本札曰： “ 汝三叔蒙恩出狱，万里荷戈，旅资一无所出，尚未成行。 ” 与《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情状高度一致。

此时，翁心存的门生马金镗正要赴苏州府海防同知任，翁同龢特写此信托其带呈翁曾禧，并嘱其为翁曾禧推荐一个笔墨差使以为生计。

二、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1864年8月11日）

士吉二侄：

同乡诸君来，皆称吾侄遇变而能安，耐贫而有守。菉卿至，益得其详，真吾家麟凤，愿随时努力！

马君尚自不给，无暇为谋，且缓图之。倘得兼一书启馆席，去家甚近，乃有益耳。厚斋、云亭困阨，可念！族䣊中何一不可闵？令人凄恻。先陇安固，惟陈家山门为屯营之地，封树几不能识。呜呼！此吾文安公兆域所在，且吾诸兄之殇者附焉。此地若夷，吾子孙何以一日安也？已驰书宗伯，即日往度界址，吾侄亦宜随往展拜，量为修治，万勿延缓。

六月中，曾翰危疾，得瘳。京寓粗遣，惟无以供晨夕。金陵既复[16]，归期不远。此问近佳。

叔平手泐，七月十日[17]

按，此札接续前札，作于同治三年（ 1864 ）七月初十日。同乡诸君及翁曾荣（ 1837 ～ 1902 ）来参加顺天乡试，都对翁曾禧有很高评价，认为其 “ 遇变而能安，耐贫而有守。 ” 这很符合翁同龢对翁曾禧的一贯评价，正如前札所云： “ 吾侄天性最厚，沉潜笃实，恪守素风。 ”

马君即前札所提之马金镗，乃翁心存的门生，新任苏州府海防同知。翁同龢前札托其为翁曾禧推荐一笔墨馆席，但此事因马氏自顾不暇而暂缓。厚斋即翁宗元，翁同龢称之 “ 宗兄 ” ，亦即翁曾禧的 “ 宗伯 ” 。云亭即翁同祜（ 1814 ～ 1874 ），字伴石，工书善画，以篆刻名世，乃翁心传（生卒未详）子、翁同龢堂兄。翁同龢写此信的主要目的是：请翁曾禧和翁宗元一起去勘定一下陈家山祖墓的边界，并妥善修治，以免被附近驻扎的军队夷平了。

本年五月底至六月间，翁曾翰大病一场，至六月底慢慢恢复，故札曰：“六月中，曾翰危疾，得瘳。”《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九日“巳刻，曾国藩六百里加紧红旗报，金陵攻拔，洪逆前死，其子等阖门自焚。”[18]故此札曰：“金陵既复，归期不远。”翁同龢札中云无以“供晨夕”的应该是香火，所谓“香火供晨夕”，[19]其言外之意是翁心存的灵柩尚未归葬故里。

三、同治六年十一月三十日（1867年12月25日）

士吉二侄省览：

阅江南题名，怊怅失望，既而思穷通有命，即贫贱何伤？得书，具悉近状，最喜其词意真切，知吾侄之能安命也。家乡风气乱后，不知惩惧，反以豪侈相尚，士窕而工窳，甚可忧虑。吾侄支持门户，料理婚嫁，想见竭蹶之况。厚斋、云亭及诸父诸子皆平安否？甚以为念。

吾昕夕入直，自问无所裨益，徒以承乏，未能即去，明岁冬间计得请归葬。数年来负罪就列者，亦缘责任綦重且先志未竟，予小子不敢不自策厉，固未尝有怀禄干进之情也。堂上步履轻健，耳目聪明。汝源弟旧疾未除，今秋乃益剧，百计治之无效，可忧也。汝五叔升任川臬，到任须来春，蜀中虽好，去家益远。

来书欲谋一阅卷地，已贻书李眉生臬使（鸿裔）。 [20] 臬使，吾同年也，汝到苏州具年世愚侄帖一谒，或可得此席。若蔡观察者，虽戚友，吾薄其人也。百忙中草问近好，见诸尊长时，均道吾意。

叔平手笺，十一月晦

按，翁曾禧的科考之路十分坎坷。同治六年（ 1867 ）七月，翁曾禧再次参加南京乡试，仍不获隽。本次乡试，常熟中者 11 人，有宗月锄、钱绥卿等人， [21] 惜无翁家子弟之身影，更无翁曾禧之名。 [22] 故而，在京的翁同龢 “ 阅江南题名，怊怅失望。 ” 但惆怅之余，翁同龢仍安慰翁曾禧 “ 穷通有命，即贫贱何伤？ ” 本年（ 1867 ）十一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翁曾禧函。故，十一月三十日，翁同龢 “ 作书寄李梅生，并寄士吉、鹿卿侄。 ” [23] 其中寄士吉侄的即本札，乃对十一月十四日得翁曾禧函的复信。

由此札知，翁曾禧在来函中除了向叔父汇报家乡近况和个人近状外，还请叔父为其谋一阅卷地，即一份审读案卷的工作。翁曾禧来函词意真切，其表现出的乐安天命的心态让翁同龢感到很欣慰。翁同龢作书寄李梅生，即为翁曾禧所求工作事。李梅生，即李鸿裔（ 1831 ～ 1885 ），同治六年（ 1867 ）二月十六日新任江苏按察使。 [24] 据翁同龢札中自述，李鸿裔为其同年，若翁曾禧具《年世愚侄帖》登门拜见，找工作之事或可如愿。

此外，翁同龢在回信中表达了对家乡战后出现的崇尚豪侈的不正之风的忧虑；翁同龢还向堂侄表明：入直弘德殿乃继父述志，而非怀禄干进之举；拟于次年冬天归葬翁心存的灵柩。与其说翁同龢向翁曾禧表明心志，不如说翁同龢想借翁曾禧之口向族人传递自己的心志。信中还有一条关键信息，即翁同爵升任四川按察使，揭示了本札的写作时间 — 同治六年（ 1867 ）十一月三十日。

四、同治九年正月廿三日（1870年2月22日）前

士吉二侄：

屡得问，甚慰。书局事，繁数往还于吴门，兼考书院，文字之乐于计亦得。校官验到，能得署缺否？恐此时需次者不少，必须轮委耳。万先生学术纯粹，夙所企慕，吾吴风俗大半以词章、考据为长，果能闻正学而兴起否？与善人居，当观其心得者何处，久久必获益。近来子弟往往以末迹指摘人，所谓浮薄不知轻重耳。

先茔应修处闻已毕工，一切坚实否？从前，我先公曾辑家谱一册，写本在此，吾意欲刻一简明者以垂久远。廿馀年来，子姓日繁，吾离乡久，不能深考，吾侄可将此廿年中所添人丁详开一单，并其行号著之，以便采取。

吾日侍讲帷，休暇之时极少，故百事皆废，每一念及则歉然于中。汝诸弟能敦笃自立否？大保、李甥皆美质可造就，督其向学至要。草草问近好，不一。

叔平字

按，同治九年（ 1870 ）正月廿三日，《翁曾翰日记》记载： “ 得士吉兄函，知其教职已验到，现派与潘子昭兴修文庙 ……” [25] 而翁同龢本札言： “ 校官验到，能得署缺否？恐此时需次者不少，必须轮委耳。 ” 显然，本札作于同治九年（ 1870 ）正月廿三日之前。查《翁同龢日记》和《翁曾翰日记》，可知翁曾禧最近的一次来信是同治八年（ 1869 ）十二月十八日。 [26] 本札或许就是对翁曾禧此次来信的回复，作于同治八年（ 1869 ）十二月十八日或稍后数日。

“ 我先公曾辑家谱一册 ” 即翁心存所辑《海虞翁氏族谱》写本，成于翁心存家居十年期间，截止时间是道光二十八年（ 1848 ）或道光二十九年（ 1849 ），距离本札写作时间正好是二十来年，符合札中 “ 廿馀年来 ”“ 廿年中 ” 的说法。翁同龢请翁曾禧为其开列新添人丁名单、行号，以便其续写家谱之用。但翁同龢的续谱工作一直到其丁母忧期间才得以展开并顺利完成。

“ 书局事 ” 表明，翁曾禧此时已在江苏官书局（苏州书局）工作。 “ 万先生 ” 应该是某书院的山长，具体是谁尚有待考证。 “ 大保 ” 当指翁曾禧的长子翁宜孙（春），是翁同龢比较看好的一个侄孙，后来与翁同龢的关系非常密切。 “ 李甥 ” 当为李章甫（生年未详～ 1878 ）翁同福的外甥之一。

五、同治九年五月初五日（1870年6月3日）

士吉二侄：

屡得书，知近状，甚慰。书局事，劳顿否？长住郡城，则家务如何兼顾？想亦往来其间耳。

县学兴工，栋桶陶甓，为材几许，为工几许，皆非吾辈所习，而巧拙良窳又不能举目即辨，甚费咨度，不知子昭与侄胸中有定见否？借款一万足敷用否？丁中丞若不迁徙，则此款尚不至捐还，脱或不然，更难逆料。吾故请中丞集邑中绅士公议，勿留罅隙也。

秋试甚近，侄与诸子谅必偕往，文字要清新流丽，诗须合式，此逢时之陋语，要之，尽其在我者而已。草草不次。

叔平手泐，端午日

按，“书局事”再次表明，翁曾禧此时已在江苏官书局（苏州书局）工作。“县学”即常熟文庙。江南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百废待兴，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常熟士绅们迫切希望复建文庙以重振旗鼓。翁曾禧在致翁同龢的信札中曾多次提到文庙兴工。例如同治九年（1870）正月廿三日，《翁同龢日记》记载：“士吉信来，言文庙将开工，中丞一力担承不派捐，并委士吉与潘子昭同办，子昭名欲仁，余荐之于中丞也。”[27]又如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九日，《翁同龢日记》记载：“得士吉侄信，言吾邑文庙工程需钱二万串，而中丞借提钱万串尚须捐还，恐非易集事也。”[28]由此可知，本札是对此二札的复信，其写作时间是同治九年（1870）端午之日。

几乎同时，翁曾荣致翁同龢的一封家书中也提及文庙兴工事，《翁同龢日记》同治九年（ 1870 ）三月廿一日记载： “ 得荣侄二月廿四日函，仍言文庙工程事。 ” [29] 亦为本札系年之旁证。再查《翁同龢日记》，该年（ 1870 ）五月初四日，翁同龢 “ 料理节务，写南中族戚信 ” 。 [30] 其致翁曾禧札当亦书于此时或次日，和其他族戚信一批发出。

丁中丞即丁日昌（ 1823 ～ 1882 ），字持静，小名雨生，时任江苏巡抚（ 1867 ～ 1870 ）。丁氏借提一万工程款资助常熟重修文庙，但他此时被朝廷派往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 “ 天津教案 ” ，故此一万工程款必须捐还政府。翁同龢从中疏通，希望丁日昌召集邑中绅士公议此事，圆满解决此事，避免因此而生嫌隙。

六、同治十一年七月廿七日（1872年8月30日）

得问具悉，刻手尚佳，惟此时正与刘博文议价，亦如之。若刘能办此，较苏州往返为便，黄处暂缓与说，如何？

士吉叔平，七月廿七日

按，此札与后札存在明显的人物和内容关联，很明显作于同一年。而后札的系年是确切的，故本札作于同治十一年（ 1872 ）七月廿七日。本年（ 1872 ）六月廿二日，翁同龢和翁同爵刚把母亲灵柩护送回常熟老家安葬。翁同龢写此便条时，正在考虑刻墓碑之事，并且正与刻工刘博文议价。黄姓者为苏州的一名刻工，是翁曾禧介绍的，翁曾禧当时在江苏官书局（苏州书局）工作；刘博文则是常熟本地的一名刻工。如果两者都能成事的话，那么翁同龢更倾向于请刘博文刻，因为他相对于苏州的黄某距离更近，往返、沟通起来都更加便利。

七、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后

缓叔先生字卷漫题数语，扇面二并送去。昨士复来未晤，适午卧未起也。墓碑改题，须问刘博文否？

士吉

按，查《翁同龢日记》，翁同龢题《汤缓叔闱作及家书卷》的时间是同治十一年（ 1872 ）九月十五日。 [31] 此为本便条的时间上限。再查本年九月十四日《翁同龢日记》所记内容，可知当日士吉、雨峰两侄来过，但只字未提士复来过，与便条 “ 昨士复来未晤，适午卧未起也 ” 的说法相悖，可排除本札作于九月十五当日的可能，知此便条作于同治十一年（ 1872 ）九月十五日之后。又，本年九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记》有 “ 敬书墓碑字样 ” 之记载，与 “ 墓碑改题 ” 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笔者以上的判断。

汤缓叔（ 1714 ～ 1765 ），名愈，字文起，缓叔为号，昭文（今属江苏常熟）之吴市人。乾隆二十八年（ 1763 ）进士，闱墨传诵都下，南旋后任娄东书院讲席，乾隆三十年（ 1765 ）十月初一日病殁于家。 [32] 《汤缓叔闱作及家书卷》乃 “ 先生应乾隆癸未会试所录宁武子篇草稿，附书寄致其家尊者 ” 。 [33]

士复，即翁同龢堂侄翁曾绍（ 1833 ～ 1879 ），翁曾禧之弟，亦为翁同福子、翁人镜孙。由《翁同龢日记》可知，翁同龢母亲的墓碑最终是由刻工吴和尚刻就，而非先前议价的刘博文或苏州黄某所刻。 [34]

八、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1873年1月21日）

顷到墓次，归已初更。应方伯一函送去，倘需用即寄去，否则交还可耳。[35]钱七百买书，找欠即收入。

士吉侄叔平

按，同治十一年（ 1872 ）十二月廿三日，翁母冥诞，翁同龢与翁同爵一同去翁母墓地祭奠，初更左右归家。翁同龢于灯下先写了 “ 致应敏斋函，为士吉销假事。 ” [36] 接着，他又写了这张便条，和致应敏斋函一起给翁曾禧送去。信中的应方伯即应宝时（ 1821 ～ 1890 ），字心易，号可帆、敏斋，浙江永康人，时任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其实，早在 20 天前，翁曾禧从苏州回来，就请翁同龢致书应敏斋，为其销假事，但被翁同龢拒绝了。 [37] 因为根据惯例，告假人员销假后必须等一个月才能依次补缺，当时翁曾禧才销假，就想补华亭缺，显然不太合适，故翁同龢未应允，可谓坚持原则。而翁同龢作此札时，翁曾禧销假已逾二十天，翁同龢为其致书应敏斋争取，可谓顾念亲情。最终，水到渠成，同治十二年（ 1873 ）初，翁曾禧奉署娄县教谕。

九、同治十二年七月十六日（1873年9月7日）

明日舟诣吴门否？应方伯函即携致。《天玺碑》粘本附还，其一册已留之，原直十一。饼送去，即检入。

士吉叔平，七月十六日

按，此为便条而非长信，说明写者和收者当时相隔不远。再从 “ 明日舟诣吴门否？ ” 可知翁同龢和翁曾禧当日都在常熟，而后者次日可能造访吴门。应方伯即应宝时（ 1821 ～ 1890 ），其署江苏布政使是同治十一年（ 1872 ）二月，恩锡（约 1817 ～ 1876 ）调任之后。与此对应的时间段，是翁同龢丁母忧而居常熟期间：同治十一年（ 1872 ）六月廿二日至同治十三年（ 1874 ）四月初七日。便条末署 “ 七月十六日 ” ，可排除同治十三年（ 1874 ），故本札的写作时间只能是同治十一年（ 1872 ）或同治十二年（ 1873 ）的七月十六日。

再比对《翁同龢日记》，可知此札作于同治十二年（ 1873 ）七月十六日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同治十一年（ 1872 ）七月十六日，《翁同龢日记》曾记载： “ 士吉以先世手迹见视，敬孝之心油然而生。 ” [38] 叔侄二人当日见面有很长时间，如果翁同龢要让翁曾禧携带致应敏斋函及《天玺碑》粘本，根本不需要写此便条，饼也不用专门再送一趟，这些都可以当面交代和解决。因此，基本可排除同治十一年（ 1872 ）七月十六日的可能，那就只剩下同治十二年（ 1872 ）七月十六日了。当时的情形是：翁曾禧准备于七月十七日前往金陵送考并应乡试，途径苏州，翁同龢准备好致应敏斋函及《天玺碑》粘本请翁曾禧带去，故作此便条。翁同龢致书应敏斋，为的是让翁曾禧重回江苏官书局（苏州书局）接回吴儒卿工作一事。

十、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873年11月4日）

秋风毷氉，亦既听之矣。儒卿来信云委札已下，须往谢，不可迟也。原信送看，不一一。

士吉侄叔平

按，经翁同龢说项，同治十二年（1873）春，翁曾禧奉署娄县教谕。几乎同时，翁同龢致书应敏斋，请好友吴鸿纶（1817～1902）补翁曾禧书局之缺。[39]从稍后翁同龢的一则日记可知，吴鸿纶确实去了苏州书局。[40]但仅数月之后，不知何故，或许因为吴鸿纶要离开苏州书局，[41]故来南京送考兼应乡试的翁曾禧[42]又想回苏州书局工作。于是，翁同龢又为其说项。本年九月十二日，翁同龢收到吴鸿纶来信，[43]极有可能就是本札提到的“儒卿来信”，主要内容是：翁曾禧接替他回书局工作的委札已下。查《翁同龢日记》，该年九月十二日之后几日，只有九月十五日的天气（阴，南风，燥热）最接近本札（秋风）。同年（1873）十月初八日，翁同龢致书应敏斋，谢士吉书局事，说明此事已成；[44]光绪六年（1880）七月廿九日，苏州书局撤去的廿馀人中包括翁曾禧。[45]这些都能说明翁曾禧在任娄县教谕之后确实又回到了苏州书局工作。

十一、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874年1月5日）

大风严寒，郡行盍止？昨从彼归，舟几胶矣。如即赴郡，晤月锄，可恳其催写字人柏璨明者速写家谱，并欲得昆弟（其兄子久）写诗六卷，期以三月，即吾侄亦可为我成之，千万。讲定后，诗稿两卷当于廿三四寄付发写也。

士吉侄览叔平，十七日

按，此便条作于同治十二年（ 1873 ）十一月十七日。前一日，翁同龢刚从苏州归来。 [46] 翁同龢写此便条给翁曾禧的主要目的是交代翁曾禧：如果见到宗月锄，一定请其催写字人柏椒（璨明）速写家谱的宋字，并请其和柏椒之兄柏子久讲定写《知止斋诗集》六卷的宋字。因翁同龢本月十四日、十五日亲自到苏州时，只见到宗月锄，而未见到写字人柏椒，故对翁曾禧有此转托。 [47] 本月廿四日，翁同龢 “ 得宗月锄函，言写宋字柏子久可承办，写样 ” 。 [48] 同月廿五日， “ 士吉来，以诗稿付之，明日赴苏也 ” 。 [49] 这说明翁同龢本札转托翁曾禧之事最终办成了。

十二、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六日（1876年6月27日）二鼓

士吉侄：

前两纸未知何时所书，久久未寄。昨得来函，甚慰，譬如归梦一到家山耳。时事大难，负此近职，愧惧交集。近状如何？北方大旱而南中多雨，能不害稼方好。米价当有起色，又虑佃主喜而小民愁也。吾体日羸，畏暑减食。叶郎英伟真率，吾颇爱之，招来下榻，伊不甚愿，嫌城寓太远，与师友隔绝，势不能强，亦姑听之，今与君表同寓，断不至有少年之过，可勿挂念。京寓皆安，苏印如病当已，老宅想皆平安，懒散，不复能致函，为我道念。

闰月十六日二鼓，叔平手字

按，从 “ 畏暑减食 ” 四字可知翁同龢写信时是夏天。查《翁同龢日记》，综合闰月、北方大旱而南中多雨、 [50] 叶郎来京、曾君表在京等多重信息，可以判定：此札作于光绪二年（ 1876 ）闰五月十六日二鼓，并于闰五月十八日寄出。叶郎，即叶茂如（寿松），为翁曾禧之婿，于光绪二年（ 1876 ）正月到京。 [51] 翁同龢于正月十二日和五月十六日两次见过他。叶茂如于上年考中乡试， [52] 故翁同龢于日记中称之为 “ 孝廉 ” 。他此次进京就是参加会试，但最终未能如愿得中进士。

十三、光绪三年八月十二日（1877年9月18日）巳初

士吉侄：

别后一昔达昌门，一日抵沪，从此入飞舶，三日抵汉口矣。江山黯然，风月凄恻，奈何！入舟强食饮，一概支持。帐房事一烦主持，其大者乃在门户火烛，佛事循俗为之，馀则浮费，当减。讣闻底子可写一分，即日寄海珊，千万，千万！亲友处均致意，道费心，不一一。舟行九江 [54] ，预写此纸，到汉口再寄。

十二日巳初，叔字

按，光绪三年（ 1877 ）八月初一日，翁同爵（ 1814 ～ 1877 ）逝世于湖北巡抚任上。翁同龢于八月初七日得闻噩耗，即于次日夜里携翁同爵长孙翁奎孙（ 1856 ～卒年未详）赴苏，到上海乘坐轮船，溯江而上。而翁曾禧则在老家协助翁曾纯、翁曾荣兄弟准备翁同爵的后事。

八月十二日巳初，翁同龢抵达江西九江附近时，给翁曾禧预写了本札，等到汉口再寄回常熟老家。 “ 江山黯然，风月凄恻 ” 可以想见翁同龢丧兄时的心境之悲。翁同龢在札中向翁曾禧交代了三件事：第一是请其主持帐房事，第二是请其写一份讣闻底子寄给翁曾翰，第三是请其代为问候、感谢亲朋好友。

十四、光绪四年五月廿八日（1878年6月28日）晚

士吉览：

士申来 [55] ，得手笺，忙中未答。未几，遂有筹儿之变， [56] 老境睹此，不能堪矣。门祚衰薄，乃吾不德、负咎所致，尚复何言？它日乃遂无税驾之所，此真命也。士申才谞尚好，其志愿未易酬，到京即患下利，累月未愈。吾屡令其移来横街，一切较便，而伊以为店中萧散，今日始来下榻，望其早愈还南，以免悬望。 [57] 吾于惨切中忽被台端之命， [58] 自顾弗类，此后乞身更难，相见何日？惟有嗟叹。日来趋直不敢忘，退处一室颓然而已。鹿卿如何？惟日夕安慰之，不一一。

五月廿八日灯下，叔字

按，本札作于光绪四年（ 1878 ）五月廿八日晚。翁曾祐（ 1845 ～ 1878 ），字士申，乃翁曾禧弟、翁同福子、翁人镜孙。他于光绪四年（ 1877 ）五月朔日押海运到京，不幸患上了痢疾，在翁同龢的反复劝说下，才于写信当日（五月廿八日）移来横街京寓暂住。此后数日，其痢疾渐有好转。六月初九日，翁同龢赠其五十金送其还南。但令翁同龢没有想到的是，南返之后的翁曾竟于十月廿一日因久痢而去世了。

翁曾在京的那段时间，是翁同龢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翁同龢刚刚遭遇了丧兄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故，那就是嗣子翁曾翰（ 1837 ～ 1878 ）病逝。这对他的打击巨大，正如本札曰： “ 老境睹此，不能堪矣。 ” 他为此感到内疚、自责，认为是其不德、负咎导致了如今门祚衰薄的局面。在丧乱之中，翁同龢于五月十九日被朝廷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本札所谓的 “ 忽被台端之命 ” 。他百感交集，既感恩又忧惧。

十五、光绪四年六月初一日（1878年6月30日）

阅与士申函，知侄妇体中未平，当调理嚮健。大八成事非吾所能任，然侄舍此亦别无法，好自料理，吾亦少助绵薄也。士申利渐止，南行有日，再当函知。

六月朔

按，本札接续前札，作于光绪四年（ 1878 ）六月初一日。此时，士申侄翁曾在京，且已移来横街京寓暂住，在亲人的悉心照料下，所患痢疾渐止，南行之日可期。翁同龢读完翁曾禧给翁曾的来信后，提笔作此简短回信，主要针对翁曾禧欲捐教官一事。

其实，早在光绪二年（ 1876 ）春，翁曾禧造访湖北时就向翁同爵表露了欲捐教官的想法，当时只要大四成实银，后者承诺助其一百金。而时至光绪二年（ 1876 ）冬月，翁同爵再接翁曾禧来信时，得知捐此已需八百实银，而翁曾禧四处张罗仅得六百，尚缺二百需要翁同爵帮助。翁同爵第一时间复信应允，并给翁曾翰写家书请其在京兑付。翁同爵还担心翁曾禧张罗的六百金未凑足，特在致翁曾翰家书中交代，还须翁同龢帮助其数十金才能共成此事。

但随着光绪三年（ 1877 ）翁同爵、光绪四年（ 1878 ）翁曾翰的相继离世，翁曾禧欲捐教官一事不得不搁浅。此札所谓 “ 大八成事 ” 即翁曾禧欲捐教官事，翁同龢札中表示虽 “ 非吾所能任 ” ，但会 “ 少助绵薄也 ” 。翁同爵、翁同龢兄弟对翁曾禧的关心照顾由此举可见一斑。

从《翁同龢日记》看，光绪八年（ 1882 ）七月，翁曾禧参加了录科考试，取第五十名；光绪九年（ 1883 ）十月，翁曾禧选金山县训导。可见，翁曾禧最终还是重启了捐教官之事，并得偿所愿。只可惜好景不长，光绪十一年（ 1885 ），翁曾禧就与世长辞了。

综上所述，翁同爵、翁同龢兄弟都有强烈的家族使命感和家族责任感，都很关心翁曾禧这个堂侄，且都付诸行动。因为翁曾禧是翁同福的长子，承担着照顾诸弟妹的重担，所以翁同爵、翁同龢兄弟全力帮助他，其实就是全力帮助翁人镜一支。从分工看，长期担任外官的翁同爵多在经济上帮助和支持翁曾禧，而长期担任京官的翁同龢则多以强大的人脉处处为翁曾禧说项找工作，同时给予其巨大的精神鼓励和强大的精神支撑。对于没有功名的翁曾禧而言，有工作就意味着有收入。因此，虽然翁同爵、翁同龢兄弟对翁曾禧的帮助在形式上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翁曾禧一家的生活状况，但绝不违背原则底线。而作为家族一员和受帮助对象的翁曾禧也懂得知恩图报，经常代替或协助不在家的翁同爵、翁同龢兄弟处理如修墓、归葬、举殡、祭祀等重要的家族事务，还为翁同龢守孝期间编辑家谱、先集及修墓、改葬等大事做一些如提供信息、联系刻工、联系写手等基础性工作。总体上看，翁同爵、翁同龢兄弟与翁曾禧之间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叔侄关系，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注释：

[1] 本文为南京博物院2020年度课题《院藏常熟翁同龢家族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

[2] 以上所举三通家书均为南京博物院藏品。

[3] [清]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第641页。

[4] 参见南京博物院藏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廿三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

[5] 笔者根据南京博物院藏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十六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和《翁同龢日记》后续记载推得。《翁同龢日记》，第1037页，1873年十月初八日：“致应敏斋，谢士吉书局事。”《翁同龢日记》，第1540页，1880年七月廿九日：“得士吉函，苏州书局撤去廿馀人，伊亦在内。”

[6] 同[3]，第1199页。

[7] 同[3]，第1424页。

[8] 参考南京博物院藏同治九年（1870）正月廿三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

[9] 参见南京博物院藏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十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

[10] 参见南京博物院藏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二日翁同龢致翁曾禧家书。

[11] 同[3]，第1465～1466页。

[12] 同[3]，第342页，1864年二月初六日：“访马雅琴世兄。行一，金镗，新选海防同知，癸丑考取学正，己酉举。始见京察人员圈出名单，引见自初二日起，至今日始毕。”

[13] 同[3]，第264页，1862年九月十七日：“得南中信，知云樵二兄于六月廿四日殇于南乡罗家浜，伤哉！一生憔悴，竟至于此。”

[14] 同[3]，第152页，1861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于团练仇杀未能速为讯断，实属办理不善，著一并交部议处”。同[3]，第212页，1862年正月廿六日：“发家函，始知三兄为曾国藩所劾，有旨拿问，交王大臣议罪。饭后疾驰，申初抵家，三兄谈笑自若，但言局外人不知其难耳。……傍晚北城兵马司指挥张鸿来，持刑部安徽司票，令即日赴部。”同[3]，第278页，1862年十一月初六日：“闻有暂释三兄恩旨。”同[3]，第287页，1863年二月十九日：“午后三兄遵旨赴狱具呈投到。”同[3]，第316页，1863年八月十二日：“朝审过堂”。

[15] 同[3]，第334页。

[16] 同[3]，第366页，1864年六月廿九日：“是日巳刻，曾国藩六百里加紧红旗报，金陵攻拔，洪逆前死，其子等阖门自焚。”

[17] 同[3]，第368页，1864年七月初九日：“晴，热。致厚斋兄、士吉侄书。”

[18] 同[3]，第366页。

[19] 出自宋代李弥逊《杯渡塔》诗：“青松转路头，白塔枕山肋。锡飞归上方，杯渡空法迹。真源不可取，香火供晨夕。客至变忘言，荒庭秋草积。”

[20] 同[3]，第581页，1867年八月初二日：“闻五兄简放四川按察使，不胜雀跃。”同[3]，第589页，1867年九月廿七日：“得五兄八月函，尚未知升擢信。”

[21] 同[3]，第591页，1867年十月初六日：“闻江南榜信，吾邑中者十一人：宗廷辅月锄，六。曾云章士庭，廿六。管高福少溪，卅五。……钱禄泰绥卿，二百六十七。”

[22] 同[3]，第598页，1867年十一月十四日：“得士吉侄函。源侄终日喃喃语而神不清，转为险象，可忧之至！”

[23] 同[3]，第602页。

[24] 同[3]，第549页，1867年二月十六日：“李鸿裔放江苏臬司。”

[25][26] 《翁曾翰日记》，第151页。

[27] 同[3]，第779页。

[28] 同[3]，第791页。

[29] 同[3]，第793页。

[30] 同[3]，第802页。

[31] 同[3]，第973页，1872年九月十五日：“题汤缓叔先生闺作及家书卷。卷中题咏大半名人，今藏其族孙銮卿家。”

[32][33] 轶尘：《汤缓叔闱稿卷考证》，《江苏文献》1935年，第79页。

[34] 同[3]，第977页，1872年十月初一日：“先哭于墓，敬树碑石。（刻工吴和尚，每字十六钱。）”

[35] 同[3]，第986页，1872年十二月初三日：“饭后士吉自苏州归，来坐良久，欲求书予应敏斋，为其销假事，辞之。向例，告假人员销假后须一月后方能轮委，伊现甫销假，而华亭有缺，欲设方法。”同[3]，第988页，1872年十二月廿三日：“先母诞辰，设奠。午后从兄诣墓次，但觉……致应敏斋函。为士吉销假事。”同[3]，第1037页，1873年十月初八日：“致应敏斋，谢士吉书局事。”

[36] 同[3]，第988页，1872年十二月廿三日：“先母诞辰，设奠。午后从兄诣墓次，但觉……致应敏斋函，为士吉销假事。”

[37] 同[3]，第986页，1872年十二月初三日：“饭后士吉自苏州归，来坐良久，欲求书予应敏斋，为其销假事，辞之。向例，告假人员销假后须一月后方能轮委，伊现甫销假，而华亭有缺，欲设方法。”

[38] 同[3]，第965页。

[39] 同[3]，第994页，1873年正月廿七日：“致书应方伯，欲留士吉书局差与吴儒卿。士吉奉委署娄县教谕。”

[40] 同[3]，第1004页，1873年三月初十日：“吴儒卿来，甫从书局归也。”

[41] 同[3]，第1030页，1873年八月廿四日：“访吴儒卿，（明日赴都。）同儒卿访宝生，小坐归。”

[42] 同[3]，第1023页，1873年六月廿六日：“士吉侄归自娄县。（送考兼应乡试。）”同③，第1031页，1873年八月廿五日：“士吉金陵归，试作平正。”

[43] 同[3]，第1033页，1873年九月十二日：“得儒卿信，即复之。”

[44] 同[3]，第1037页，1873年十月初八日：“致应敏斋，谢士吉书局事。”

[45] 同[3]，第1540页，1880年七月廿九日：“得士吉函，苏州书局撤去廿馀人，伊亦在内。”

[46] 同[3]，第1042页，1873年十一月十五日：“晤宗月锄，托其寻写字人柏椒未晤，又访潘子昭，即赴……再访月锄，未晤，回舟而月锄人来，作函恳切。不及待柏姓来，移舟出阊门买物……”1873年十一月十六日：“日出，呼舟人起打冰，移泊城下，步行回家……入夜风威特甚。”

[47] 同[3]，第1042页，1873年十一月十五日：“先抵书局，晤宗月锄，托其寻写字人柏椒未晤，又访潘子昭，即赴……再访月锄，未晤，回舟而月锄人来，作函切恳。不及待柏姓来，移舟出阊门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