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 年，美国人亚伯拉罕· 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是，社会和政治上可以有民主，知识上是不可能有民主的，只有一点除外：每一名个体都有凭借自身能力加入知识贵族的资格，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作者｜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
生于德国奥登堡，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
知识贵族的原则
1930 年，美国人亚伯拉罕· 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是，社会和政治上可以有民主，知识上是不可能有民主的，只有一点除外：每一名个体都有凭借自身能力加入知识贵族的资格，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知识贵族原则本身，在它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学的等级架构。第二个是民主社会整体对遵循知识贵族原则的少数群体的宽容。弗莱克斯纳强调的是第二个问题。这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知识贵族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贵族。天生的知识贵族应当被给予上大学的机会。这种贵族有一种自我争取到的自由，其中有出身高贵的人，也有劳工，有富人，也有穷人。但他们总是罕见的，只能是少数群体。
《大学之理念》
金观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6月
多数群体一贯敌视享有特权的个体和少数群体。他们总是对富人、天资卓越之人和文化传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他们最恨的还是任何与自己有本质不同的人，任何以真诚而毫不妥协的求知意志为动力的人。大众从未体验过这种动力，却感到了一种冲动，要将求知意志视为高高在上的挑战。由于内心深处的意志缺陷，庸人无力迎接这一挑战。与此相对，受到最崇高的意志感召的人会爱戴拥有崇高心灵与精神的人，静静地崇敬他们，并将这份爱转化为更高的自我要求。
于是，每当多数群体掌握政治大权时，一种双向选择过程就会持续进行。一方面，人们本能地会排斥富有创见又毫不妥协的思想。每个人心底里都同意伟人对大众是灾难，尽管大家在场面上呼唤贤人。人们想要的是才能普通的人。另一方面，能力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也会被排斥，正如出类拔萃的人才会在多数群体的无数小动作中悄然靠边站一样。那么，由多数群体统治的社会群体确实会支持内部有一个致力于求知的少数群体，这又要如何解释呢？中世纪有一种社团职能委托的观念，于是，沉思上帝的哲学家就是在代替和代表大众工作，大众则承担着其他的社团职能。当代大众大概已经不再相信这种委托社团职能的做法了。他们或许会用这样一种主张来论证科学与学术的存在合理性：因为“科学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一信念突出了大众整体对“科学”的崇拜），所以社会必须给科学划定一个空间，让科学家在其中自由地工作和尝试，无须受到不断要求实用成果的压力。
即便社会对此坚信不移，克制住了它在其他方面势不可当的同化与集体化冲动，但一个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这头“利维坦”本身会不会尊重学术与科学的地位。社会是否认同为自己无法理解但具有潜在的未来实用性的知识保留一席之地？
追求真理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大学中有一席之地，不是作为实际的政治斗争，而是作为研究的对象。当政治斗争侵入大学时，受到伤害的是大学的理念本身。既然大学的存在与外在形式取决于政治决策与政治体的善意，于是，由国家同意不受国家干涉的大学之内就没有政治斗争和宣传的空间，而只有追求真理。这意味着，大学必须有绝对的教学自由。国家保障了大学有开展科研教学的权利，不受政党政治之掌控，也不受任何政治、哲学、宗教意识形态之强迫。
学术自由不仅限于研究与思想，也延伸到教学。因为思想和研究需要教学提供的挑战与交流，教学又依赖于学者与科研人员随意发言写作的自由。国家决意为文理学者团体提供长期交流之便利，这种便利是学术团体在各自领域中达成平衡观点的必要条件。在对人类本性、心灵和历史的研究中，就连最极端的可能观点也会被穷究到底，而且不仅仅是通过随性、随意、很快会被忘掉的直觉，更会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形成重大学术成果。唯有如此，知识与文化才得以在焚琴煮鹤的年代保存下来，等到更美好的时代再重新启迪人民大众。
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将自己的人身与思想融为一体，学术自由就会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人意识到了历史的力量，于是不再琐屑肤浅地依赖于所处的时代，成为时代的精神代表。
人人都有沉思与反思的潜能，但只有极少数受到了不避繁难、投身学术事业的感召。这些少数人包括所有需要大学教育的职业人员。只有这个群体能够对知识进步做出具有思想性和批判性的回应。尽管追求真理并不能立即为大众带来具体可见的实利，但公众本身希望继续将探求真理作为一项代表国民整体的、自由的、长期的事业进行下去。
并非每个国家对真理的热衷都达到了允许学术自由的程度。一个在道德与行为上都犯下了根本性的大罪、忙着文过饰非的国家不可能欲求真理。它必然对大学怀有敌意，装出友善的样子只是为了最终消灭大学。
学术自由意味着师生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展研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教学的自由。至于具体内容，国家就交给每一名个体去处理了。这就是学术自由的定义，国家保障大学不受一切干预，包括国家自己的干预。学术自由与宗教自由的相似点在于，这两种自由既反对国家干预，本身又是由国家保障的。
只有当援引学术自由的学者还明白学术自由的意义时，学术自由才能够存在。它并不意味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真理事业太过艰难，又太过重大，以至于有人会将它误以为是趁着三分钟热度，热烈地交换半吊子真理。学术自由只存在于以学术为目的和献身真理的场合下。现实目标、教育偏见或政治宣传都无权援引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只是表面相似。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即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被废除了，学术自由也能继续存在。
大学教工除非是以私人公民的身份，否则不能援引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当他们作为私人公民发声时，他们不能指望自己在专业领域所隶属的大学出来支持。他们只有在专业成果发表的相关事务上有权获得大学的保护，随意发表的政治评论、观点或报刊文章不在此列。学术自由并没有赋予他们高于其他公民的特权。学术自由的意思是，教授在专业领域中不承担除了透彻、有条理、系统地追求知识以外的任何义务。它并没有赋予我们在公共事务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权利。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不要给随意的言论披上虚假的权威外衣，在发言之前更要谨慎三思。
当然，教授干政是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教授干政大多不十分光彩，反例寥寥，并非典型。1837 年，7 位哥廷根大学著名教授以政治异见为由被开除。他们之所以去职，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异见，而是因为他们感到无法调和宗教信仰与违背遵守宪法的誓言两者之间的矛盾。马克斯·韦伯是这条规律的唯一，也是无法效仿的例外。他的政治言论本身就是其思想成就的一部分。同时期的民主派给韦伯的政治言论贴上了“高高在上”、让听众莫名其妙的标签。至于苏格拉底，他在雅典与斯巴达交战的27 年里从未在当时激烈争辩的问题上站队，唯一的例外是阿吉努塞海战（battle of the Arginusae）结束后，众人之中唯有苏格拉底一人反对处死参战将军的非法投票，拒绝牺牲道德原则，在群众压力下屈服。除了这唯一的例外，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公民同胞们，针对他们最根本的动因发问，于是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比最可恶的煽动家还要不安分。
在时事议题涉及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学者和科学家有权公开发言。他们能够以医学、技术、制度观点为媒介，运用自己的知识。他们可以将所学知识系统地运用到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认为重要的当代问题上。他们要以理性论证，而非亲身插手的形式来发挥自身贡献的影响力。他们的任务是重申证据，并对整体格局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他们可以主动提供这种信息，尽管通常来说，他们只应该在回应直接征询时发言。但在现实中，每一次对当代问题的回答都可能包含非客观因素的偏见。问题本身往往就夹带了私货。具有批判性的学者永远不应该忘记，在公众向他提出的问题面前，他的处境与黑贝尔（Hebbel）戏剧中的祭司何其接近，赫罗弗尼斯将军（Holophernes）要求这个牧师给已经做出的决定寻找理由。
学术自由不是一朝占有，一世享用的财产。教授是领工资的，这种处境隐含的经济依赖性隐隐威胁着教授的道德信誉。教授难免倾向于支持有利自身并赋予自己地位的社会状况；而且会承认既有事态，用文字和言论为现政府服务。自从叔本华夸大其词地痛斥那些领取国家薪水的哲学教授以来，由国家任命的教授就一直承受着过多的怀疑。这种不信任只有在自我批判的形式下才是合理的。苏格拉底之后少有哲学家认为保持完全独立、拒绝任何形式的资助是重要的，这并非巧合。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