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志愿军售假遭捕的王康年，为何一年后才判死刑？主席：事情复杂

摘要：耐人寻味的是，在各方面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王康年本人于1952年2月4日被上海公安局依法逮捕，但法院最终判处其死刑的时间却是在一年后的1953年2月28日，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民“蛀虫”，为何不早日绳之以法、以谢国民？

在电视剧《换了人间》中曾有这样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携带假冒伪劣的药品展示在教员面前并加以前因后果解释后，难以平复内心怒火的教员当即作出指示：

“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影视作品中的毛泽东

接到指示的罗瑞卿随即会同陈毅一道，对上海市的一批不法商人展开了打击和查处行动。一番雷霆手段过后，奸商群体的最终矛头直指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

耐人寻味的是，在各方面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王康年本人于1952年2月4日被上海公安局依法逮捕，但法院最终判处其死刑的时间却是在一年后的1953年2月28日，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民“蛀虫”，为何不早日绳之以法、以谢国民？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的这些不法奸商们，是如何一步步从旧社会起家并发展成型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奸商们便瞅准了上海滩十里洋场、车水马龙的便利条件，旋即开始了里通外国的投机倒把行为。借助战争大发国难财已不是什么商业机密了，只要有利可图，奸商们便会一哄而上，有时即便冒着破产的风险也会铤而走险的“拼”一把，饥不择食的黑心程度可见一斑。

旧时代的上海滩

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出于复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和稳定局势的考虑，对现有的工商业基本上以扶持手段为主。通俗的讲，就是允许已经破产的企业将先前存在的商业纠纷转换成债务形式，以此帮助破产的商人东山再起，继而达到恢复地区经济生产的目的。

不过，也存在这样一批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非要借此机会拼命一搏，再发一次国难财，而这些奸商队伍中的典型代表，莫过于向志愿军出售假冒伪劣药品、杀人于无形的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很多人可能感到意外：他是如何一步步拿到志愿军所需药品生产订单的呢？

其实，王康年最开始并不是医药制造行业的工作人员，而是在上海大亚电台从事播音员工作。彼时的大亚电台除了播报商业资讯外，还承接了不少类似于我们今天电视购物、直播带货的业务。眼看这其中有利可图，王康年也开始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在岳父家族的资助下，王康年在上海西藏南路褚家桥的生吉里开了间杂货铺。至于为何在这样一个地段开设，王康年自然有着自己的精细盘算，说白了就是冲着这里一家名叫“生吉赌台”的赌场而去的。

影视作品中的王康年

在旧上海，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合伙开设的这家赌场可谓轰动一时，达官贵人、三教九流往来不绝，门前车水马龙已是常态。说到这里，估计大多数人也猜透了王康年的用意：杂货铺赚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特殊地段上能接触到黑白两道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日后的产业拓展将大有裨益。

尽管如此，在那个阶级分化、尊卑等级固化的旧社会，王康年虽然结交了一些知名人士，但想直接与身份地位显赫的大佬们达成业务合作还是难于上青天，毕竟按照当时的不成文规矩，一切都要在“江湖地位”对等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合作关系。

很快，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处在上海沦陷区的王康年很快便发现了一丝医药生产的“商机”。战争年代，伴随着战场上此起彼伏的流血牺牲，医药产品，尤其是西药一时间成了“稀缺臻品”。看到有“暴利”可图的王康年，随即将杂货铺搬到了上海北京西路434号的景星里，正式更名为“大康药房”，开始走上医药行业的“黑化”之路。

不过，店铺更名容易，真正的生产医药环节却让王康年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入手。但昔日在赌场周围的混迹生涯多少让他积累了点人脉，利用有限的人际关系，王康年转型成为一名只赚差价的中间商。严格来说，是一名空手套白狼的“老赖”型中间商。

旧上海时期的药房环境

具体来讲，他一边将其他药房生产或存放的产品悄悄卖掉赚钱，一边又收取订货客户的定金，但却不以此履行进货和交货手续，属于典型的两头通吃行为。只是，在抗日战争以及此后解放战争的兵荒马乱年代里，纵使客户和同行们有心与他斗争下去，但大环境却很难为他们的权益争取提供保障，毕竟自身可能都难保，因此也就都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之初，王康年又利用工商业发展扶持政策的契机，再次恢复了往日的药房生意。与此前不同的是，他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新成立了一个专门用以配合军管会改造商人思想观念的外勤部，表面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凭空捏造自己昔日的“革命贡献”以加强对员工和往来生意人的教育改造，宣扬积极的“正能量”。

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用来拉拢腐蚀当地干部、以行贿手段达到大发不义之财目的的掩护场所罢了，有了这方面的“原始积累”，王康年的生意也开始风生水起并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厚，很快便发展成包括四十家医药厂在内的连锁加盟经营模式。

及至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各地纷纷以最大力度参与到志愿军后勤补给的支援保障中来，上海作为华东经济中心自然也是责无旁贷。借此机会，王康年也成功拿到了战场医药产品的订单，不过，他却打起旧社会“两头通吃”的歪心思，继续玩起了收定金却拖延交货的把戏。

志愿军常备药品系列之一驳骨水

不过，他又明显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意志和执行力，多次催促后，王康年最终还是按清单提供出所有药品，只是，这些药品却都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残次品和未经消毒的卫生用品。结果不言而喻，药品一经送到前线便酿成了战场悲剧。

受伤乃至危在旦夕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未能得到缓解和救治，反而加速了原有伤口的感染，轻者进行截肢保命，严重者则直接因此而死亡。放到现在，这样的医疗事故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更别说是在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卫国之战期间了。

性烈如火的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拿着这些“黑心产品”找到代总参谋长聂老总，聂老总又找到了教员。最终，盛怒之下的教员也下达了最严肃的彻查令，责成罗瑞卿与陈毅配合查处不法奸商并坚决绳之以法。可想而知，几位共和国元勋在面对我军战士未能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在黑心商人手中殒命的血淋淋现实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惜和愤慨……

最终，经上海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以及大康药房的滕仲宁和马维善两名员工主动交代王康年的不法罪行后，这位怙恶不悛、肆无忌惮的奸商最终于1952年2月被公安部门以腐蚀干部、偷窃国家资金、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等罪名依法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