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毛泽东这一朴实无华的论断，道出了他一生对文字工作的深刻洞见。毛泽东的文字观是马克思主义文风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将思想力量转化为文字力量的科学指南。从"反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毛泽东这一朴实无华的论断，道出了他一生对文字工作的深刻洞见。毛泽东的文字观是马克思主义文风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将思想力量转化为文字力量的科学指南。从"反对党八股"的铿锵呐喊，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鲜明倡导；从"文章要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的务实要求，到"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文风准则；从"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创新思维，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从"下苦功学习语言"的语言修养，到"写文章要讲究逻辑、语法、修辞"的专业追求；从"笔杆子跟枪杆子一样重要"的战略定位，到"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的哲学思考，毛泽东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字之道——它既有"删繁就简三秋树"的简约之美，更有"标新立异二月花"的创新之魂；既强调"文字必须改革"的时代要求，又注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特色；既能以犀利文字剖析时弊，又能以平实语言打动人心；既坚持"文字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又注重"文字要反映客观事物"的唯物立场。这种文字观不仅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和文风建设的宝贵财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研究和传承毛泽东的文字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能为我们应对复杂舆论环境、提高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水平提供宝贵启示。
毛泽东文字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思想为毛泽东提供了文化滋养。"言之有物""辞达而已矣"的古训，在青年毛泽东心中播下了务实文风的种子。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广泛涉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大家的作品，特别是对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政论文章产生浓厚兴趣。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以严谨的逻辑、平实的语言和鲜明的观点，初步展现了他独特的文字风格。这一早期实践为他日后形成系统的文字观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毛泽东文字观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关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论述，认识到"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一基本原理。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论述将文字表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起来。延安时期，他发表《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文风理论推向高潮，形成了完整的文字思想体系。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文字观形成的沃土。从建党初期的秘密文件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公开文告，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宣传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檄文，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1927年"三湾改编"后，他领导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文字动员群众；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要使我们的红军成为铁军，就要有铁的纪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以66岁高龄仍高度重视文字工作。这些实践都体现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字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精神。
毛泽东文字观的首要特征是将思想性与艺术性辩证统一起来。在《反对党八股》中，他系统阐述了"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的危害，确立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标准。他既强调"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唯物立场，又注重"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的专业追求，主张"写文章要讲逻辑、语法、修辞"。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一论述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
毛泽东对"反对党八股"的深刻批判是其文字观的重要创新。1942年，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一深刻批判直指形式主义文风的要害。他倡导"写文章要短些，写得精粹些"，主张"能短则短，该长则长"，反对冗长空洞的文风。1958年，他在与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再次强调："文章要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开门见山，不要转弯抹角。"
毛泽东文字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论述确立了文字表达的民族化方向。他一贯倡导写文章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章语言要大众化，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反对语言无味、艰深晦涩、死板老套的"洋八股"。1942年，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了文字工作的人民立场。1958年，他倡导文字改革，推动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体现了文字要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思维。
毛泽东文字观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充分实践。土地革命时期，他领导创办的《时事简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中央苏区时期，他推动开展的扫盲运动，使大批工农群众具备了阅读宣传材料的能力。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要使我们的红军成为铁军，就要有铁的纪律。"延安时期，他领导的《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方针，使报纸成为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这些实践都体现了毛泽东"文字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基本思路。
在文字风格上，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个性和魅力。他的文章既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的调查报告式的朴实无华，又有《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哲学著作式的严谨深刻；既有《论持久战》那样的战略分析式的宏大叙事，又有《为人民服务》那样的悼词式的简洁有力。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任务，文字平实而富有力量。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体现了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和发展文字观。1950年代初期，他领导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通过有力的文字动员，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分子，保持了党的纯洁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原则，体现了对文字表达清晰准确的重视。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论述将文字表达与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
毛泽东的文字观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与毛泽东"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的思想高度契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坚持"内容为王"，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真挚的情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毛泽东文字观中的辩证思维对新时代文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文风建设的科学方法。面对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环境，我们要发扬毛泽东倡导的辩证思维，既注重内容的真实性、权威性，又注重形式的创新性、吸引力；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又妥善回应社会关切；既讲好中国故事，又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理念，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文字观中的群众路线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的"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字工作理念。在新时代，我们要发扬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推动文字工作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在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毛泽东的文字观犹如一座永不褪色的智慧丰碑，照亮着中国共产党人文字工作的道路。从"反对党八股"的铿锵呐喊，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鲜明倡导；从"文章要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的务实要求，到"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文风准则；从"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创新思维，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毛泽东的文字观不仅塑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舆论环境，更为新时代文风建设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文字观，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不断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一深刻见解，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指导我们在文字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来源：红博9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