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无意发现了队长和年轻寡妇的秘密，我当了一回红娘

摘要：看到这个标题，大家肯定以为我是女性。其实，我是一名男生，当年给队长和寡妇大嫂牵红线时，我才二十二岁，自己还没谈过恋爱呢。有关我们生产队长和那位寡妇大嫂的风流韵事，还要从我到山西插队落户当知青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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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标题，大家肯定以为我是女性。其实，我是一名男生，当年给队长和寡妇大嫂牵红线时，我才二十二岁，自己还没谈过恋爱呢。有关我们生产队长和那位寡妇大嫂的风流韵事，还要从我到山西插队落户当知青说起。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我还记得，我和同学们是1968年12月27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满载北京知青的专列历时近二十个小时，最终停靠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境内一个叫水头的小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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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火车，我们得到了当地老乡的夹道欢迎。在车站广场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我们又按照带队干部宣读的知青分派名单，分别乘坐汽车和前来迎接的马车各奔东西，我们十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距离水头车站二十余公里远的张南庄五队，队长让我们住在了队部的两孔土窑里，安排了一位年轻婆姨帮我们烧火做饭。

五队的队长姓牛，叫牛吉田。牛队长当年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别看牛队长长相一般，可他对我们北京来的知青特别热情，忙前忙后帮我们安排住处，摆放行李，还把他家挂在窑门口的谷草帘子（苫子）拿到队部来，挂在了女生居住的土窑门口挡风御寒。

帮我们做饭的那位婆姨看上去也就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相挺好，就是有些腼腆，不善言语。但她烧火做饭挺麻溜，人也很善良很随和，每天做早饭的时候，先把我们十个人的暖水瓶都灌满热水，做好了饭才叫我们吃饭。

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称呼这位婆姨，就叫她姐。那位婆姨有些难为情地说：“我是结过婚的女人，你们不要叫我姐。我娘家姓郭，我叫郭秀玲，你们就叫我秀玲嫂子吧。”

渐渐熟悉了以后，秀玲嫂子含泪给我们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

秀玲嫂子十九岁那年从郭家窑大队嫁到了张南庄，当时她对象染上了痨病（肺结核），她着急嫁过来是为了给她男人冲喜。可惜好景不长，结婚三个月，她男人杨大勇还是病逝了。可村里人却说她命硬，是她妨死了杨大勇。也有人说秀玲嫂子和杨大勇姓氏不合，说姓郭的不能和姓杨的联姻，郭（谐音锅）煮杨（谐音羊）所以婚姻不久长。当然这都是迷信，可秀玲嫂子却深受其害，守寡八年竟然没有男人敢娶她，她的公婆也不和她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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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秀玲嫂子的不幸遭遇，我们知青也都很同情她，她帮我们做饭的时候，女生就帮着烧火，我们男生就抢着去挑水，抢着抱柴。秀玲嫂子把家里的洋芋萝卜和咸菜都拿来给我们吃，她自己连咸菜都舍不得吃，我们都很感激秀玲嫂子。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马上就要为春耕春播做准备了，地里的农活要忙了，牛队长就不让秀玲嫂子帮我们做饭了，她也要下地干农活参加生产劳动了。

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我们知青也和社员们一样，天天早起晚归下地干农活，回到住处真的没有力气做饭了。我们就去找牛队长，想让秀玲嫂子再回来帮我们做饭，牛队长说其他生产队早就不安排人帮知青做饭了，要是让秀玲嫂子再帮我们做饭，社员们该有意见了。

我们也理解牛队长的难处，其他生产队确实早就不安排社员帮知青们做饭了，有的生产队就安排社员帮教知青做了半个月的饭，等教会了知青做饭，队里就不安排社员帮着做饭了。

自从我们找了牛队长的第二天开始，牛队长就让他母亲来帮我们义务做饭，队里不给记工分。那时我们才知道，牛队长自幼就失去了父亲，是他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成人的。就是因为家里没有当家主事的，再加上家里生活困难，牛队长一直也没找上婆姨，到了三十五岁还打着光棍。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我们慢慢适应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慢慢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就不让牛大娘帮我们做饭了，她天天义务帮我们做饭，我们心里也确实过意不去。

之后的日子里，秀玲嫂子有时间也来帮我们做饭，我们的纽扣掉了，衣服破了，秀玲嫂子也帮我们订纽扣缝补衣服，秀玲嫂子对我们知青好，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她。秀玲嫂子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也是随叫随到，热情相助。

记得是1971年春节过后，我们回北京探亲过年回来，当天傍晚就带着北京的糕点糖果去牛队长家串门。牛队长母子俩对我们知青有恩，我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副食店给牛大娘买北京的糕点糖果，再给牛队长买上两条烟卷，表示一下心意。

那天在牛队长家吃的晚饭，等我们回到知青点就很晚了。我们也给秀玲嫂子带来了礼物，只能等到第二天再给秀玲嫂子送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秦笃信带上北京糕点就去了秀玲嫂子家，秀玲嫂子端出红枣和花生热情招待我俩。无意中，我看到了里炕上放着一包点心，正是头天傍晚我们送给牛队长家的红帖桃酥。

无意发现了牛队长和秀玲嫂子的秘密，我心里恍然大悟，怪不得在秀玲嫂子面前一提起牛队长她就会脸红。牛队长每次看到秀玲嫂子，表情也会显得很不自然。这下我算明白是咋回事了。

秦笃信应该没有注意到里炕上的那包桃酥，他要是看到了那包桃酥，就凭他的性格，从秀玲嫂子家出来他就会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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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到水井挑水，我看到牛队长帮秀玲嫂子打上两桶水，秀林嫂子担着水就走了，给人的感觉她很着急，连一声感谢的话都没说，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她应该是怕别人说闲话。

1973年秋后，我跟着牛队长去公社粮站交公粮，交完公粮，我去邮电所寄信的功夫，牛队长一个人走进了邮电所斜对过的公社供销社。从供销社出来，牛队长解释说想买灯油（煤油），忘了带油棒子（油瓶子）。

回家的路上，我问牛队长：“队长，你看秀玲嫂子怎么样！用不用我给你俩牵一下红线。”“可不敢乱说，我比人家郭秀玲大八岁哩，人家年轻长得还好看，我又黑又矮咋能配得上人家哩。”听了我的话，牛队长满脸通红，说话都不利索了。

快到村子的时候，有一段路是下坡路，牛队长就让我坐在架子车上，他一个人拉车。走着走着，突然从牛队长怀里掉下了一块红方巾（那种绒线围巾）。我赶忙跳下架子车捡起地上的红围巾递给了牛队长，牛队长赶紧把围巾揣在怀里，红着脸说：“给、给你大娘买的……”

过了几天，我看见秀玲嫂子脖子上多了一块红围巾，正是牛队长在公社供销社买的那块围巾。

那天秀玲嫂子来知青点给我们送咸菜，我偷偷问秀玲嫂子：“嫂子，你看牛队长这个人怎么样？你要是对他有意，我就给你俩当一回红娘。”“我姓郭，他姓牛，我俩姓氏不合，怕是牛队长犯忌讳……”秀玲嫂子红着脸说。“嫂子，那都是迷信，你千万别相信这。牛队长人正直善良，勤快会疼人，你要是嫁给他，保准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就怕大娘（牛队长的母亲）不愿意……”秀玲嫂子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就这样，我两头跑了几回，做通了牛大娘的工作，又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社员和我一起做红娘，总算把牛队长和秀玲嫂子撮合在了一起。当时也有人私下里说：郭（锅）煮牛，夫妻难白头。听了这话，我们几名知青就在众人面前说，以后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再敢说锅煮牛，谁家就遭雷劈。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说半句“锅煮牛”的浑话。

1976年冬季，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回北京读书的时候，牛大娘和秀玲嫂子抱着一岁的娃娃一直送我到村口。牛队长赶着队里的毛驴车把我送到了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牛队长把一个包袱递给我说：“秀玲给你做了两双布鞋，就怕北京不兴穿这个。回到北京好好上学，结婚的时候打封信来，你这要走了，我心里怪舍不得哩……”

包袱里有两双秀玲嫂子亲手做的布鞋，有秀玲嫂子亲手烙的白面饼，有晒干的红枣，还有十块钱……带着牛队长一家和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我回到了北京，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去年秋天，我和几名同学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九十岁高龄的牛队长身体还挺好，虽然驼背严重，但生活完全能自理，家里还种着半亩责任田喂着两只羊和十几只鸡呢。看我们回来了，秀玲嫂子高兴得直抹眼泪，赶忙给生活在县城的二女子打电话，还在镇上的饭店订了酒席。

前两天，我跟秀玲嫂子通电话，她问我什么时候还回山西，我说等秋天的。秀玲嫂子高兴地说：“树上的枣我都给你们留着，等你们来了，我叫大小子回来给你们杀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