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旭光自称“王羲之梦中传人”与崔寒柏自许“苏轼小灵童再世”的现象，折射出当代书法界在传统继承与创新突围中的复杂图景。这一文化叙事既延续了中国艺术史上“托古言志”的传统，又隐含着个体艺术身份建构与时代审美焦虑的深层互动。

张旭光自称“王羲之梦中传人”与崔寒柏自许“苏轼小灵童再世”的现象，折射出当代书法界在传统继承与创新突围中的复杂图景。这一文化叙事既延续了中国艺术史上“托古言志”的传统，又隐含着个体艺术身份建构与时代审美焦虑的深层互动。

张旭光在多个场合宣称与王羲之、王献之梦中对话，甚至将祭扫王羲之墓的体验描述为“认祖归宗”。这种叙事并非简单的个人迷信，而是对中国艺术史上“托梦得艺”传统的创造性挪用。从张三丰夜梦玄帝授拳到黄公望自称得异人指点，这种超现实的传承叙事本质上是艺术权威的合法化仪式。张旭光通过梦境将自己塑造为跨越千年的“二王”嫡系传人，其核心意图在于为当代帖学创新提供历史合法性——既然王羲之在梦中认可其艺术探索，那么对《圣教序》的解构与“宽博化”处理便获得了经典背书。

崔寒柏以“苏轼小灵童再世”自许，其叙事策略更具当代性。他强调与苏轼在性情、笔法上的“神交”，甚至宣称“苏中有我，我中有苏”。这种“转世”话语不再依赖超自然力量，而是通过文化基因的现代解码重构艺术传承。崔寒柏对苏轼书法的研究深入骨髓：他著录的《苏轼楷书行书》解析系列已成为学习苏体的重要教材，其行草作品中扁阔的结体、丰腴的线条与苏轼《寒食帖》确有精神呼应。这种自称既是对苏轼“尚意”书风的当代回应，也是对自身艺术风格的精准定位。

张旭光作为中国书协原副秘书长、北兰亭创始人，张旭光的“梦中传人”叙事具有学术话语建构的深层意图。他主导的“写意帖学”理论，试图将二王体系与汉唐气象结合，打破传统帖学的程式化藩篱。通过梦境叙事，他将个人艺术主张上升为“书圣授意”的历史使命，从而在当代帖学复兴中抢占理论制高点。这种策略与其推动的北兰亭“二王手札”研修班形成互文——以学院化教育体系强化“梦中传人”的权威背书。

崔寒柏的“苏轼小灵童”自称更具大众传播的商业考量。他活跃于短视频平台，通过“苏轼笔法解密”“现场临帖教学”等内容吸引百万粉丝。这种自称既是差异化的市场标签，也是对“丑书”争议的柔性回应——既然学苏轼能写出“端厚典雅”的楷书与“俊逸洒脱”的行草，那么其艺术探索便天然具有传统合法性。崔寒柏的商业成功印证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其作品在拍卖市场屡创佳绩，书法网课年收入超千万元。

张旭光与崔寒柏的自称，既是个人艺术身份的符号化表达，也是当代书法生态的镜像折射。其价值不在于字面意义的“真假”，而在于揭示了传统书法在现代转型中的多重可能性，对创作者需警惕标签化的自我固化，在“入古”与“出新”间寻找动态平衡。张旭光的“变形”实践与崔寒柏的“苏轼解码”，都为帖学创新提供了有益探索。 对批评界应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评价体系，既关注技法传承，也重视精神创新。正如林散之所言：“笔底龙蛇随梦转，人间毁誉任他评”，艺术价值最终需由历史检验。 对公众需超越猎奇心态，从作品本身感受书法的文化内涵。无论是张旭光《杜甫诗意图》的雄浑气象，还是崔寒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禅意氤氲，都展现了书法艺术的永恒魅力。

所以说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书家的自称或许只是文化转型的注脚。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如王羲之、苏轼般，在笔墨间书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来源：让小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