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有人建议我参观以艺术和医疗为主题的展览，我大概会敬而远之，毕竟我向来对针头和血腥场面避之唯恐不及。但在八月下旬的一次奥斯陆旅行中，我却与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和他对医学保健的独特见解不期而遇。

“爱德华•蒙克：生命之血”展览现场，奥斯陆蒙克博物馆，2025，摄影：Ove Kvavik

一场名为“生命之血”的展览，以医学的精度，剖析了萦绕在这位挪威表现主义画家人生中有关疾病、恐惧以及关怀的主题。

文 | 宋佩芬

如果有人建议我参观以艺术和医疗为主题的展览，我大概会敬而远之，毕竟我向来对针头和血腥场面避之唯恐不及。但在八月下旬的一次奥斯陆旅行中，我却与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和他对医学保健的独特见解不期而遇。

这是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展出的“生命之血”（Lifeblood），由加拿大女王大学艺术史教授莫尔黑德（Allison Morehead）主导策展，馆内策展人恩德雷森 （Signe Marie Endresen）从旁协助。这场展览将这位以描绘内心痛苦闻名的挪威艺术家作品，与其时代的医疗用品并置，深入探讨了疾病、恐惧及关怀的复杂面向。

一踏入展厅，观众便直接与创伤对峙。在蒙克的画作《在手术台上》中，一名男性病患赤裸地躺在画面正中央，身体在冰冷灯光下显得格外脆弱。三名医生围绕身旁，神色冷静；一位护士则端着一只似乎盛满鲜血的碗，在构图中占据了显着位置。这幅画的灵感，源自艺术家生命中的一场真实暴力。在与未婚妻拉森（Tulla Larsen，1869-1942） 的激烈争执中，蒙克因手枪走火而误伤了自己的手。

《在手术台上》，爱德华•蒙克，1902-1903，布面油画，109 × 149.5厘米，摄影：Juri Kobayashi，图片致谢：Munchmuseet

“On the Operating Table”，Edvard Munch，1902-1903，Oil on canvas，109 × 149,5 cm，Photo: Juri Kobayashi，Courtesy of Munchmuseet

“他当时在奥斯陆郊外的家中，随后被送往国家医院，”恩德雷森为我导览时解释道：“在那里，他体验了当时两大医学革新：X光与杀菌技术。”这场意外的手术，于是成为一次充满张力的个人表达。“他将自己画得一丝不挂，这对手指手术而言显然没必要，但他借此将自己置于一个极度脆弱的境地。”画中人物面目模糊，彷佛暗喻着现代医学里非个人化、纯粹客观的教学场景。蒙克甚至拒绝麻醉，坚持亲眼观察整个手术过程，充分展现了他对医学的好奇心。

展厅内，蒙克手部的X光片、冰冷的手术器械，以及画中护士所穿的同款制服並陈。如此的並置打破了艺术与现实的疆界，将一桩私密的暴力创伤，转化为可供公众审视的历史医疗案例，进而引领观众走入展览的核心——一个由艺术、个人创伤与新兴医学交织而成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展览以法医般的精准度，深入剖析萦绕蒙克的诸多命题：对于疾病的无力、对于家族遗遗传的宿命、对于精神崩溃的战栗，以及最终对死亡无可回避的迎对。

《呐喊》（1893)，爱德华•蒙克，图片：GettyImages

在深入探讨展览的具体内容前，有必要先走近这位艺术家。蒙克的名字与他最着名的作品《呐喊》(Skrik,1893)紧密相连，这幅画已成为人类焦虑的普遍象征，其标志性地位之高，甚至演变成一个流行的表情符号。然而，要真正理解蒙克，我们必须超越这声呐喊，去理解他所处的那个阴郁而又充满变革的时代。他是挪威乃至世界现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公认为象征主义的巨匠与表现主义的先驱。

他的人生横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那是一个旧信仰崩塌、新科学兴起、精神危机弥漫的时代。他出生于挪威勒滕一个名为奥达斯布鲁克 (Ådalsbruk) 的小村庄。其祖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父亲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Munch, 1817-1889)则是一名医生，娶了比自己年轻近一半的劳拉 (Laura Cathrine Bjølstad, 1837-1868)为妻。这位本应是科学与理性化身的医生，却深陷抑郁与宗教狂热，常常给孩子们讲述地狱的恐怖故事，让整个家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死亡与疾病，是他童年过早造访的常客。

“谈论健康和治疗方法在他们家是很正常的事，”恩德雷森解释道。由于从小跟随父亲出诊并耳濡目染，蒙克对医学界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尽管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但蒙克最终选择违背父愿，进入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的皇家艺术与设计学院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这段经历与他的家庭背景相结合，让他摒弃了传统艺术对外部现实的精确描摹，转而用扭曲的形态、大胆的线条和强烈的色彩，去探索爱、焦虑、嫉妒、孤独与死亡这些深刻的心理主题——而这些，也正是象征主义的基本要素。蒙克曾说，他的艺术是“描绘活生生的人，他们呼吸、感受、受苦和爱恋”。正是这种对内心真实的执着追求与坦诚剖白，使他的艺术至今仍能穿透时空，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

爱德华•蒙克：生命之血”展览现场，奥斯陆蒙克博物馆，2025，摄影：Ove Kvav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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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血”展览将蒙克的艺术生涯与医学史的脉络交织在一起，並分为七个章节展开叙事：《家庭医学》、《疾病与死亡》、《忧郁的性别》、《自我与技术》、《健康与旅行》、《为伟大医生创作的伟大艺术》以及《关怀》。

死亡的阴影过早地笼罩了蒙克的童年。在他年仅5岁时，母亲便因肺结核去世；九年后，同样的疾病又夺走了他挚爱的姐姐索菲 (Sophie Munch，1862–1877) 的生命。索菲的离世成为蒙克心中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也直接催生出他的早期杰作《病中的孩子》(Det syke barn, 1886）。画中那个脸色惨白、虚弱地靠在巨大白色枕头上的女孩，她标志性的红发在惨淡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彷佛是生命最后的余烬。然而，这幅画并非对记忆的简单复制。恩德雷森透露，画中模特并非索菲本人，而是一个名叫贝琪•尼尔森（Betzy Nielsen）的健康女孩。蒙克是在陪同医生父亲出诊时遇见了她，当时她的哥哥正卧病在床。因此，画中人物既是索菲，也是贝琪，更是任何一个在病痛中挣扎的孩子，成为了一个超越个人故事的普世象征。

展厅中还陈列着一把深色的柳条椅，那正是索菲病重时所使用的。 “这把椅子的重要之处在于，”恩德雷森解释道，“它的高靠背和直立设计，对有呼吸困难的人来说，能让呼吸更顺畅一些。”蒙克去世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奥斯陆，这份独一无二的收藏不仅包含画作，更有艺术家的私人物品，为我们了解这位挪威最着名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

我很好奇为何在那个时代的北欧艺术中，“病童”的主题如此常见。恩德雷森解释说：“19世纪末的挪威，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肺结核尤其猖獗。这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垂死的年轻生命带有一种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更能触动人们的情感。”

蒙克不仅因肺结核失去了姐姐索菲，他的妹妹劳拉 (Laura Munch,1867–1926）也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长期住院。《忧郁》(Melankoli,1900-01）被认为是她处境的深刻写照。这幅画充满诡异氛围，场景完全不合逻辑，充斥着令人不安的细节：室外的冷光与室内的暖光相互冲突；桌子歪斜，看起来“几乎像一滩血泊”；植物与人物本身都彷佛失重漂浮。“她的双手从膝上滑落，似乎无法自控，”恩德雷森解释，“这正是精神问题的体现，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失调。”瑞典作家斯特里兹伯格 (Sara Stridsberg) 在展览画册中的文字，也形容画中的劳拉“一动不动，彷佛在梦中凝固，独自坐在一间燃烧的房间里”。

恩德雷森指出，在那个时代，男性与女性的精神问题会被区别对待：“女性常被诊断为‘歇斯底里’，行为异常的男性则可能被视为‘深沉’或‘天才’。”这种性别化的偏见，也延伸至蒙克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上。她提到，在蒙克的时代，梅毒的罪责常被不公地归咎于女性。蒙克在探访巴黎一家梅毒医院后，创作了《遗产》(Arv, 1897-99)。这幅描绘母亲抱着病婴的作品，大胆地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婴儿的病源自父亲，而毫不知情的母亲却承受了所有悲剧的后果。

蒙克的一生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轨迹紧密交织；他始终以艺术为媒介，记录并回应着科技对人体的介入。1919年，当他成为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幸存者时，他在《自画像：与西班牙流感》(Selvportrett med spanskesyken, 1919） 中为这场斗争留下了见证。画中，他将自己描绘成疾病的化身，颓然裹着毯子坐在藤椅上，将画室变成了病房。他的脸庞憔悴，双眼空洞，嘴巴大张，彷佛在为吸入每一口空气而痛苦挣扎。展览将这幅自画像与一台昂贵的雾化吸入器并置。这台由西尔滕博士 (Dr. Ernst Silten) 从柏林寄来的机器，不仅是他用以对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工具，更见证了艺术家与当时医疗技术的密切互动。从早年的X光体验，到晚年因眼内出血而创作的《病眼》(Det syke øyet,1930）系列，蒙克不断将身体的苦难升华为艺术，展现了他作为“灵魂解剖学家”的独到洞见。

展览更进一步探讨了医学技术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优生学”（eugenics）。在作品《圣母》(Madonna，1895）中，蒙克描绘了一个充满肉欲的女性，彻底颠覆了传统圣母的贞洁形象；更具颠覆性的是，他在画框边缘饰以游动的精子和一具骷髅般的胎儿。展览将此作与当时的节育工具并陈，例如带有“Prorace”（意为“为了种族”）字样的子宫帽。这一并置，深刻揭示了节育运动背后的复杂性：它既是女性解放的工具，也与旨在提升所谓“种族”质量的优生学思想紧密相连。像英国的斯托普斯 (Marie Stopes) 和挪威的莫勒 (Katti Anker Møller) 等先驱，在为女性争取生育自主权的同时，亦不免受到该思潮影响。这种思想在纳粹德国时期达到其恐怖顶峰，当时纳粹为推行“雅利安”种族繁殖政策，关闭了所有在挪威占领区的节育诊所。恩德雷森指出，这其中存在着“帮助与伤害”的二元性。而蒙克的《圣母》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觉语汇，精准捕捉了那个时代关于性、生殖与死亡的复杂焦虑，以及当科学试图控制生命时所引发的伦理困境。

《Kristiania Bohemians》，爱德华•蒙克 ，1907 ，布面油画 ，109,5 × 159,5厘米 ，摄影：Ove Kvavik，由Munchmuseet提供

Kristiania Bohemians，Edvard Munch，1907，Oil on canvas，109.5 × 159.5cm，Photo:Ove Kvavik，Courtesy of Munchmuseet

蒙克对身心健康的追求，也体现在他与酒精的矛盾关系中，这是一段始于药用、终于毁灭的悖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年轻时，父亲甚至会建议他“喝一小口这种或那种酒”来治疗咳嗽。然而，这种曾被视为药物的东西，后来却几乎将他毁灭。在他1907年的画作《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波西米亚人》(Kristiania-bohem, 1907) 中，这种沉溺于酒精的状态被生动地捕捉下来。画中人物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彷佛被一个无形的气泡包裹着，酒精的影响似乎正从他们的头脑中像气泡般升腾而出。蒙克巧妙地运用滴流的颜料，不仅在视觉上暗示了流动的液体与酒精，也加强了画面的迷醉效果。

医疗设备，1921年，图片：Ove Kvavik， Munchmuseet提供

Medical treatment device，1921，Photo: Ove Kvavik，Courtesy of Munchmuseet

《药瓶和勺子》，爱德华•蒙克，1877年，水彩画，12 × 11厘米，摄影：Tone Margrethe Gauden，图片致谢：Munchmuseet

Medicine Bottle and Spoon，Edvard Munch，1877，Aquarelle，12 × 11 cm，Photo: Tone Margrethe Gauden，Courtesy of Munchmuseet

这幅画彷佛是他精神崩溃前夕的写照，预示着酒精滥用最终将在1908年导致他彻底崩溃，出现幻觉和肢体麻痹的症状。这次崩溃也促使他自愿进入哥本哈根着名的雅各布森医生 (Dr. Daniel Jacobson) 的神经诊所，从1908年秋至1909年春，他在那里度过了七个多月的时光，不仅接受了休息、按摩和电击等治疗，还将病房变成了临时工作室。这段经历标志着他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他基本戒酒，并更加注重健康，频繁光顾欧洲各地的温泉小镇和疗养院，尝试包括游泳、裸体日光浴和素食主义在内的生活改良实践。

展览中一幅晚期作品《与酒瓶的自画像》(Selvportrett med flasker，1938-42) 深刻地反映了这段经历。画中的蒙克年事已高，站在一张摆满了各种酒瓶的桌子前。他的表情疲惫而复杂，既像是在回顾过去的放浪形骸，又像是在与自己的心魔对峙。那些曾经给他带来慰藉与毁灭的瓶子，此刻成为了他艺术审视的对象。

蒙克与医学界的紧密联系，根植于他独特的成长背景：他不仅是医生之子，其弟安德烈亚斯（不幸于1895年早逝）也是一名医生。在如此充满医学氛围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不仅让他对医学知识了如指掌，更让他掌握了医生们的“语言”。

正因如此，蒙克身边围绕着许多医生朋友与赞助人。早在1890年，他因巴黎流感大流行而自我隔离期间所绘的《圣克劳德之夜》(Natt i Saint-Cloud,1890），便被一位医生收藏。此后，许多思想前卫的医生，如德国的林德 (Max Linde) 与挪威的施莱纳 (Kristian Schreiner,1874–1957)，都成为了他重要的收藏家。展览透过一系列蒙克为这些医生绘制的肖像，生动地揭示了这份独特的连结，其中包括为眼科医生林德，以及前文提到协助他戒酒、姿态充满自信的雅各布森医生所作的肖像。

《吕西安•德迪兴和雅各布•尼尔森》(Lucien Dedichen og Jappe Nilssen,1925-26)，布面油画，图片致谢：Munchmuseet

其中一幅《吕西安•德迪兴和雅各布•尼尔森》(Lucien Dedichen og Jappe Nilssen,1925-26) 尤为震撼。此画又名《死刑判决》 (The Death Sentence) ，据传它描绘了德迪兴医生告知挚友尼尔森其身患绝症的沉重瞬间。画中，德迪兴高大挺拔的身影笼罩着颓然瘫坐的尼尔森，强烈的戏剧张力将医生宣判死亡的权力角色展露无遗。恩德雷森指出，希望标榜自己走在时代前沿的现代医生，通常会投资前卫或激进的艺术家，以表明他们与时俱进。这种相互认同的精神，在蒙克为施莱纳所作的肖像中达到了巅峰。他将这位解剖学教授描绘成手持骷髅的哈姆雷特，并留下了绝佳的注解：他们是“两位解剖学家坐在一起，一位解剖身体，一位解剖灵魂”。

展览的最终章聚焦于“关怀”这一多维主题，深入探讨医疗场域中，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那脆弱而微妙的权力动态。蒙克在雅各布森诊所的经历，便是一个绝佳的缩影。尽管雅各布森是诊所的权威，但日夜陪伴在蒙克身边的却是护士们。

《持床单的护士》，爱德华•蒙克，1908，水彩画,木炭，63,8 × 46,5厘米，摄影：Ove Kvavik，图片致谢：Munchmuseet

Nurse with Sheet，Edvard Munch，1908，Aquarelle, charcoal，63,8 × 46,5 cm，Photo: Ove Kvavik，Courtesy of Munchmuseet

透过《持床单的护士》(Sykepleier med laken,1908)等多件作品，展览让这些往往隐身于历史幕后的女性走到了台前。在雅各布森的鼓励下，蒙克将病房变成了工作室，创作了大量描绘护士日常的作品。这些画作以柔和的色调，描绘了护士整理床铺等平凡场景，捕捉了关怀工作中那份亲密又复杂的身体性。

展览更透过护士长约根森(Linke Jørgensen,1874–1917）的信件，让观众得以一窥关怀者的内心视角。她与蒙克建立起深厚情谊，蒙克甚至成为她的思想导师。在信中，她以诙谐的口吻抱怨诊所的等级制度：“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唯一永远年轻的是教授……他让我们卖命，自己却独揽功劳！”她也坦诚表达蒙克在智识上对她的启发：“我实在不认为我对您有何用处；相反地，我总想起您颠覆了多少陈腐的世俗观念——这让我受益匪浅。”这些书信揭示了一种在官方医疗叙事之外，充满智慧、情感与相互尊重的真实连结。

正是这些关于关怀的细腻描绘，将蒙克的艺术从个人痛苦提升到了对普世情感的探索。即便是在一个寻常的周二上午，刚过十点的展厅里也早已人潮涌动。对于一个只展出一位艺术家作品的美术馆来说，这样的人潮或许令人惊讶，但这恰恰证明了蒙克经久不衰的魅力。他的吸引力是普世的。对此，恩德雷森在导览结束时强调，这次展览的核心意图正是要调整大众对蒙克的固有印象。“人们总说蒙克在画他自己的病痛，但这並不完全准确。他更是一个敏锐的社会观察者。”

通过他的艺术，个人的悲剧被提炼成一种普世的语言。《病中的孩子》超越了对姐姐索菲的私人悼念，成为每一个被疾病阴影笼罩的家庭的写照；而《呐喊》中那个扭曲的身影，也不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瞬间崩溃，而是现代灵魂在浩瀚宇宙面前共同的、无声的战栗。蒙克的艺术之所以能不朽，并非因为它是艺术家个人痛苦的日记，而是因为在他描绘的脆弱、恐惧与对关怀的渴望中，我们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我们共同的人性。

来源：FT中文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