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 24岁的陈志竞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经他人推荐进入了重庆的《中央日报》社。尽管工作比较轻松，但他心情却很烦闷。

1942年， 24岁的陈志竞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经他人推荐进入了重庆的《中央日报》社。尽管工作比较轻松，但他心情却很烦闷。

因为他这是为国民党工作，经常会看到一一些党同伐异、贪污腐化的内幕，所以对此深恶痛绝，更感觉前途堪忧，

然而有一天，突然有同事告诉陈志竞一个消息：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正在赣州做地方官，推新政，搞改革，干的不亦乐乎，并且将到重庆办一所学校。

闻听此话，陈志竞精神大振，他虽然对老蒋失望，却对小蒋心生幻想，于是约上几位同道，一起报名中央干部学校的招生考试，最终经过几轮的筛选， 陈志竞顺利通过。

1943年4月某日，中央干部学校正式开学。当时学校地处重庆复兴关大坪村，而那天清晨的校门口，除了青砖瓦房和木牌，最显眼的是墙面上刷着的两行红漆大字：“为抗战而训练，为民生而服务”。

而蒋经国也没有站在临时搭建的“接待台”，只是和工作人员一起，站在门口面带微笑迎接新生的到来。

这可真是一件稀奇事，学生们见此也议论纷纷。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当一名新生小心翼翼地询问“入学后能否分配实职”时，蒋经国就上前一步，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想做官的莫进来，想发财的请出去。”

可以说这句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不仅刻进了当时每一位新生的心里，更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基层建设者理想与困境的缩影

“虽然长相普通，但蒋经国口才相当好，演讲也很有技巧，能煽动人。”

这是陈志竞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可谓非常深刻。

要知道，那时的蒋经国，刚满32岁。两年前，他从重庆来到赣南，担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管辖赣州、吉安等11个县。

而彼时的国民党政权，正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当蒋经国抵达赣南时，看到的是“农民吃不饱饭，士兵穿不暖衣，学校没钱办学”的景象。

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抗战不是只靠前线流血，后方若烂了，前线的血就白流了。”

由此，这位留苏归来的“太子”，带着一股想“干实事”的冲劲，决心将赣南打造成“建设新中国的试验田”。

在蒋经国看来，要推行“赣南新政”，最关键的一环，便是培养一批“不贪财、不怕死、肯做事”的基层干部，于是青干班应运而生。

在青干班创办前，蒋经国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官，大多是‘做官当老爷’，百姓见了就躲；我们要的人，是‘把百姓当家人’，能扛着锄头下地、能背着枪杆抗日的人。”

因此，青干班的招生标准格外特殊：不看家庭背景，不看学历高低，只看“是否愿意为抗战牺牲，是否愿意为百姓服务”。

其实青干班第一期招生，原定招收200人，却来了近800名报名者。除了陈志竞外，还有退伍士兵，青年学生、以及乡村教师等人，而这些新生的到来，也让蒋经国看到了“希望”。

由此可见，校门口的那句话，既是蒋经国对新生的警告，也是对自己“新政”理想的宣誓。

其实当时询问“能否分配实职”的新生，是来自吉安的地主儿子刘世昌。

虽然他报名时填的“动机”是“想为家乡做事”，但私下里却跟同学说“毕业后能当个区长就好”。

所以当他问出“实职”的问题时，蒋经国直言不讳：如果你是为了做官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省得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们的粮食。”

最后刘世昌拎着皮箱转身走了。

据悉，当天，有近20名新生因为“想做官”“怕吃苦”选择离开，而剩下的600多人，也被蒋经国分成了12个班。

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嘱咐台下的学生和教员：“学校就是第二个黄埔”，要全体师生“继承和完成国民革命任务”。

之后，教育长蒋经国也上台再次强调：

“咱们这里没有‘官阶’，只有‘责任’。你们毕业后而任何岗位没有‘油水’，只有‘麻烦’，但这些‘麻烦’，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是百姓活下去的希望。”

其实蒋经国的话还真没有不是“空话”。因为青干班的课程里，没有“官场礼仪”，只有“基层实务”：

比如早上6点起床出操，上午学“三民主义”和“抗战形势”，下午要么练射击、学战术，要么去田间帮农民插秧，而晚上还要开“座谈会”，一天过得很充实。

当然，蒋经国也以身作则，每天和学员一起吃粗粮，一起下地干活，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氛围，也让原本有些犹豫的新生逐渐定了心。

1943年10月，青干班第一期学员580名毕业，其中有400多人被分配到赣南各县的基层岗位，并且大多数人，确实践行了“不做官、不发财”的誓言，足以让蒋经国欣慰。

此后，蒋经国又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共培养了近2000名学员。而这些学员最终成为“赣南新政”的骨干，推动赣南在抗战后期实现了大发展。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再好的“理想”，也终究难以摆脱当时的现实困境。

由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根深蒂固，蒋经国的“赣南新政”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上层的阻力。

有人因嫉妒散布“蒋经国搞小圈子”的谣言；而有些豪强劣绅因为利益受损，暗中破坏青干班学员的工作，可谓乌烟瘴气。

尤其更关键的是，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政权，已经陷入了“全面腐败”的泥潭，因此，赣南的“试验田”终究只是“孤岛”。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经国被调回重庆，青干班的学员失去了“靠山”，很多人被排挤、被调离岗位，到1946年，青干班彻底停办。

后来，那些曾经怀着“救国理想”的学员，有的继续在基层挣扎，有的被迫离开官场，有的则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可想而知，蒋经国得知这一切后是多么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来源：夕史朝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