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四年前，她举起斧头砍向施暴的丈夫，以杀人罪换回二十四年刑期；二十四年后，52岁的张红带着17种疾病和“杀人犯”的烙印重回社会。她的生存战场比牢狱更残酷。
本文转自：知音真实故事
二十四年前，她举起斧头砍向施暴的丈夫，以杀人罪换回二十四年刑期；二十四年后，52岁的张红带着17种疾病和“杀人犯”的烙印重回社会。她的生存战场比牢狱更残酷。
以下内容根据张红口述整理完成。
张红身高153CM，刚出狱时，她梳着齐肩双马尾，发丝间参杂着些许白发，脸上沧桑不浓，眼神里甚至流露着与年龄不符的单纯。
张红和被她杀害的丈夫齐伟国共同生活了五年，被打了五年。在无休止的家暴中，张红被打成右耳失聪，右手腕关节习惯性脱臼。张红出狱后，接收的社区为她提供了一次免费体检的机会，体检结果罗列出17种疾病，张红拿着体检卡，说：“病名看起来挺有文化。”
张红出狱后的体检报告
张红刑满释放后，父母均已去世，她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张红曾经回到原籍的村委会申请过责任田，但村委会告诉她，因她入狱时间较长，责任田已重新分配，村里只能出具证明，让张红拿着证明去镇司法局和民政局审核，要经过批准后，才能领取地方政府的临时性社会救济。
她想让村委会帮忙找份活儿，但他们告诉她：“政策说帮扶，可谁敢雇杀过人的？”
张红不信邪，去打零工。她大致计算了一下，出狱后干过的活已经超过四十份，其中包括：
卖早餐、洗碗、运沙、塑钢窗拉形工、加料工、修路工、食堂小工、街头摊贩、食品加工厂工人、剥蒜工、饲养员、酱菜厂工人、织网工、毛线代加工、纸盒包装、装裱工、菜贩、运煤工、装修工、清网工、日用品店营业员、手串代加工……
在张红的工作清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街头摊贩。
因为没有本钱，张红只能卖清洁手套、洁厕灵之类，成本低、压货少、消耗快的生活日用品。
2023年春节，张红进了一批春联、福字，为了节约成本，她选择了批发市场里价格最低、质量最差的货。
为了回本，她只能在客源上动脑筋，她会选择在早市、夜市或者老年人聚集的公园附近摆摊，因为老年人大多爱贪小便宜。
这场牢狱之灾，使张红的性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她从入狱之前的软弱怕事变得泼辣张扬。
张红做生意时，或许是为了招揽顾客；或许是心理上的压抑；又或许是以退为进的“自我防卫”，她会一边卖东西，一边大肆宣扬自己的犯罪经历。每隔十几分钟，便会站在板凳上喊一嗓子：“我刚从监狱出来，我把我男人杀了。”这种另类的推销方式的确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但也带来了副作用。
看客中不乏一些五六十岁的老男人，他们在买东西时借着和张红搭讪，会吃张红的豆腐，摸一下手，甚至会有人放肆地在张红的屁股上拍一下，调侃一句：“别把钱弄丢了。”
通常情况下，张红反手就是一巴掌，她会对“吃豆腐”的人吼：“钱都藏在裤头里，安全着呢。”接着，便是一连串问候你老母的话。
还有更过分的，有人会凑近她耳边，厚颜无耻地问：“多少钱一晚？”张红并不惧怕这种明目张胆的性骚扰，她会抡起板凳砸向那个人，因为经常互殴，派出所出面调解过很多次。
张红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和人打招呼时，会称呼对方为“同志”，看人的眼神发直，也听不出对方的言外之意。
她不会乘公交，不会用打火灶，没有智能手机，做生意的时候只收现金，现金找零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计算出来。
张红出狱后的第三个月，赚下一些生活费，她花四百五十块钱，买过一部二手智能手机，因为对键盘不熟，输入拼音时磕磕绊绊，一晚上开关机次数太多，直接把手机弄坏了。后来，她干脆买了一部老人机。
张红从不提起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种种经历，唯一一次提起有关监狱的话题是，“我喜欢逛监狱里的超市。”
出狱之后，她仍然热衷于逛“外面”的超市。在没找到工作的空窗期，张红会从超市的地下一层一直逛到顶层的美食花园，她不买东西，只喜欢“点货”。
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她眼花缭乱，如果看到有人在挑选商品时弄乱货架，她会强迫症一样随手摆放整齐，遇到不认识的商品，会突然拉住身旁经过的人，直盯着人家问：“这是啥？”|
有些人会告诉她，有些人会直接走开。
如果别人告诉她，她会继续问：“是吃的？还是用的？能用水冲吗？往哪抹？”
在别人诧异的目光中，她开始自言自语：“我啥也不懂，刚从监狱里出来，我把我男人杀了，判了24年……”这种祥林嫂式的自白，充满了破罐子破摔的坦荡，却吓跑了被她询问的人。
张红和已故丈夫齐伟国育有一子，叫齐闯，张红出事时孩子刚满三岁，入狱后，儿子被婆家接走抚养，从此以后，她再没见过。
张红出狱时，齐闯已经27岁，她从熟人那里打听到齐闯靠跑长途车为生，结过一次婚，又离了，女儿归前妻抚养。目前，齐闯新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做美甲的。
张红出狱后，没有主动去找过儿子，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婆家人，更对不起孩子。当初，无论丈夫有多么不对，她都不应该把人杀了，她欠婆婆一条命，欠儿子一个爹，所以她不敢去。
2024年3月，婆婆的远房亲戚主动联系到张红，告诉她，齐闯跑长途时，在云南境内发生了车祸，虽然保住了命，但残了一条腿，左脸也毁了，目前正在家中修养，他提出想和张红见一面。
去见齐闯那天，张红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服，乘公交车时，因为紧张，还坐过了站。
齐闯住在郊区的出租屋。张红见到儿子时，已经完全认不出他的模样。
齐闯盖着脏兮兮的被褥，坐在火炕上，能看出轮廓有些像丈夫，从右眉角到下颌有一条伤疤，因为伤疤的牵引，嘴角向上倾斜，表情看上去有些怪异。
看到张红，他别过脸，疤痕在阴影中狰狞。
“你当年为什么杀他？”他突然问。
张红攥紧衣角，哑声答：“因为我不想死。”
齐闯“哼”了一声，别过脸说：“我也不想死。我这边儿没人了，后面的事儿要到云南当地的法院交涉，你去跑跑吧。”
张红的前婆婆多年前瘫痪，被接到妹妹家照顾，当时齐闯才十几岁，因为家庭变故，齐闯一直被其他亲属视为“累赘”，无人愿意接管。齐闯只能一个人住在老屋，还没念完初中，便辍学进入社会。出车祸后，只有刚交的女朋友和两个跑长途的同行偶尔来看望他。
听闻儿子这么吩咐，连本市都没出过的张红一口答应下来。她将齐闯交给她的车祸材料装在一个塑封袋里，贴身携带。
从订车票到坐火车去云南，张红像在“渡劫”。她不会网上订票，专门去火车站买，进站时，一直找不到进站口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才进站台。
坐在火车上，张红精神亢奋，不停絮叨：“借儿子的光见着世面了。”
她在云南停留了15天，瘦了30斤。法院判决双方各担一半责任，齐闯没拿到一分补偿，他的车也报废了，每个月还要承担六千多块的车贷，还有女儿的抚养费和后续的一些治疗费用也要个人负担。
回程火车上，她攥着儿子的材料，第一次感受到“母亲”二字的重量。
儿子的车祸让张红突然找到了奔头，她决定尽一回当妈的义务，努力赚钱，帮儿子看病还债。
张红看似做过很多工作，其实收入都很低，又不稳定。如果碰上不怕“杀人犯”这种硬碴儿的老板，连工资都拿不到。她没有选择权，一方面缘于刑期较长，她的基本社交规则和生存技能已经与社会脱节；另外一方面，也是最显著的问题，社会在接纳“重刑犯”上，不会太宽容。所以，张红从“极端人设走向极端工作”也就不足为奇。
张红租住的社区领导了解到她的情况后，帮她介绍了一份丧葬代理人的工作。
社区内有一家叫“福满堂”的丧葬品代理店，老板康姐做这行有三十多年了，两年前，康姐做了股骨头坏死手术，之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打算找个帮手，张红便被介绍过去。
丧葬代理人算是一种新型的祭扫服务，这项业务在疫情那几年特别繁荣，其实，说白了就是白事经手人，像卖墓地、葬礼司仪、帮客户扫墓等等，一条龙业务都接。
张红就这样成了一名代理人。最忙的时段是在清明节前后，她除了会帮客户清理福位、擦拭墓碑、摆放电子烛祈福、系祈福带、敬献鲜花、千纸鹤、鞠躬致敬……还要把代扫的全过程以照片或视频的形式反馈给客户。
另外，有些客户会提出一些特殊要求，比如，代磕头下跪、代嚎啕大哭，代唱丧调、代读祭词等等，这些附加服务都属于收费项目。
整套流程结束后，代理人还要接受客户的点评，包括打赏、点赞或者投诉，如果有客户觉得服务不到位是要扣工资的。
张红的老板康姐推出了三种服务套餐，其中包括98元、198元和398元三类。
张红工作的时候很“走心”，特别是在接那些“私活儿”（私人定制）时。她看不惯同行干打雷不下雨的虚假表演，她的哭是真哭，磕头带响儿，她本来嗓子就好，康姐还专门找了师傅教她唱丧调，关键是张红表演时也“豁得出”脸面。
张红这么敬业，是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不吉利”的人。
周围人的厄运，包括父母的病逝和儿子的车祸都和她“作孽”有关。她对祭奠这种“传统风俗”有着特殊的执念，会把每一位被祭拜的老人都当成自己的父母，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子女，同龄人当成兄弟姐妹，每用心投入一次，就是在还一次债，所以，张红的奖金总是店里最高的，旺季的奖金甚至超过了工资。
康姐近七十岁了，终身未嫁，她右眼天生残疾，有些“玻璃花”（视网膜病变），但很会做生意，她将自住的南北通透的二百平民房打通，从中间做了隔断，隔断中间又保留了一层夹皮墙，设了一间专用佛堂。
朝南的一面用来做白事门面，朝北的一面用来做简食，中间摆佛龛。人、鬼、佛共处一室，人间烟火和阴间香火仅一墙之隔。
康姐是“纸糊匠人”世家，会扎纸活，特别是她扎的仙鹤，活灵活现，曾经被韩国客商当成艺术品买走过。
她没有因为张红“蹲过监狱”而嫌弃她，反而看张红为人实在，决定把扎纸活的手艺传给她。张红一方面感恩康姐的收留，另一方面也觉得“技多不压身”，便很认真的学起来。
康姐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吃哪碗饭，是天定的。”
两个女人经常坐在小马扎上，头抵着头，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纸鹤骨架，一边聊天，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是糨糊、彩笔、颜料、剪刀、棉花和布料。
康姐讲自己年轻时爱过一个知青。那人返城前夜，她扎了99只纸鹤送他。
“他说会回来接我。”康姐摩挲着纸鹤骨架，“后来听说他淹死在护城河，捞上来时，手心里还攥着一只纸鹤。”
张红正给纸鹤糊彩纸。她看到康姐手微微颤抖，浆糊滴在她的手背上。
“你和我一样，”康姐擦掉浆糊，忽然笑起来，“都是被命运扎穿了翅膀的鹤。”
张红很快学会了自己画图纸、制作骨架、裁剪纸张、糊裱掩边、组装定型，遇到有客户下订单，已经可以独立完成，有时候为了赶工熬夜，张红经常扎着扎着，就抱着纸鹤一起歪在床上睡着了。
张红扎的纸鹤
“福满堂”里的生意细碎而庞杂，前门脸儿经营丧葬用品、祭祀用品、扎纸活，还养着一队由四个师傅组成的鼓乐班；后面的小吃店没挂牌，卖些早餐、家常菜之类的简食。
小吃店的饭菜便宜干净，客户群是由那些不介意“黑白生意”的外卖小哥、邻居、附近医院的病人家属组成的。
2024年年未，随着《丧葬用品管理细则》的推出，前店的生意越来越冷清，后面的小吃店倒是红火起来。
在康姐的调教下，张红俨然成了这里的“二当家”。每逢饭口，小吃店忙不过来，张红也能独当一面。康姐和张红分好工，她看前面的福满堂，张红忙后面的小吃店，每个月再多给张红1000块工资。
张红剪了短发，换了穿衣风格，也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似乎逐渐融入当前的生活维度。
张红喜欢康姐，喜欢这份工作，待遇不错，管吃管住，还有精神寄托，她觉得自己也是个有用的人了。
不过，店里的客人大部分是贩夫走卒，被生活的酸甜苦辣浸透的人，心不坏，但嘴糙，什么话都敢往外扔，特别是张红的身份特殊，调侃她的人就多。
自从张红进了康姐的店，泼辣气被冲淡了不少，但遇到一些不好相处或者故意挑事儿的客人，还是会发生冲突，会掀桌子砸人，因为小吃店没有正规营业执照，张红还和工商、税务的人发生过几次争执，好在，都被康姐解决了。
康姐告诉她，死亡就是“今天拖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
普通人的生活艰难，失意的人多，靠卖力气赚钱的人难免贪杯，张红会一边叠金元宝，一边在旁边陪着，有些人喝着喝着就哭起来，张红也不劝，依旧忙手里的活儿。
等他们哭够了，自然会主动倒苦水。他们的话题离不开，“我这种人一辈子没出息，已经土埋半截了，要本事没本事，要赚钱不会赚，老娘老娘养不起，媳妇媳妇不待见，孩子孩子帮不上……”
张红会浅浅地安慰他们：“都这样，都这样。”
等那些人踉跄离开，张红把他们送到门口，盯着他们的背景直至消失，再抬头看看月亮，接着，回到店里打扫卫生，锁好门，一切收拾妥当，墙上的钟表已经是凌晨了。
张红接管小吃店后，还收到过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是一个板车师傅塞到她手里的。说是情书，其实只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妹子，你愿意跟我过日子不？”字条上，还把愿意的愿写成了“原”。
张红问他：“你就不怕？我可把我前夫杀了。”
师傅抿了口白酒：“怕啥？你杀的是畜生，救的是自己。”
那夜，张红蜷在康姐的佛堂里。香灰落在纸条上，模糊了错别字。二十四年的牢狱化成一声呜咽，卡在喉头，吐不出也咽不下。
第二天，她把纸条叠成纸鹤，塞进功德箱。佛龛上的菩萨垂目不语。
张红想了一夜，还是拒绝了板车师傅。往后的日子，张红想为儿子活，还自己该还的债，她不想拖累别人。
有意思的是，店里的固定电话很快成了“张红热线”。大部分打进来的电话都是找她的，闲的时候，她能抱着电话和客户聊上半个小时。客户问张红：“我昨晚梦到我妈在哭，她是不是在那边住得不舒服？”
张红说：“不用担心，梦是反的，老人哭得越凶，你们在这边的日子过得越旺。”安抚好客户，还不忘推荐店里的通讯套餐，向客户介绍手机、电视机之类的纸扎礼品盒。
张红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能做的事，她并没有意识到在给失意人发放“精神低保”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疗愈。
渐渐地，“我杀了我男人”的口头禅从她嘴里消失了。
虽然出于生存本能，但在张红的世界里，神奇地实现了职业诉求和客户繁殖并存。
张红和康姐越来越像，都是天生的生意人，只要能赚的钱，合法合理的钱，她都赚。
张红会拔火罐，血罐尤其拿手。一开始，遇到来吃饭的客人叨咕腰、肩不舒服，或者着了风寒，她会主动帮他们免费拔罐。时间长了，有人主动给张红小费，十块、八块，数目不大，但张红挺开心。
“血罐不是真的把淤血从体里拔出来”张红一边向顾客演示着，一边把糖尿病病人测血糖的无菌针夹在中指和无名指当中，先将后背要拔罐的部位拍打红、麻、热，在这几个位置下针时，就没有痛感了，再把空气罐拔在针刺的位置上，会有血渗出来。
后来，康姐见找张红拔罐的人越来越多，干脆在张红住的房间安了一张二手理疗床，让张红收费。
张红的收费标准比理疗中心便宜一半儿，来找她的人回头率很高。张红是懂得感恩的，不但在照顾康姐的衣食住行上更加上心，每个月还会给康姐拔罐的提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顾客对张红的称呼也从“哎”，变成了“小红呀”，“红姐”，“红姨”。
2025年春节，张红把积攒的二万八千块钱拿给儿子齐闯，齐闯没有拒绝，只是对张红说：“我对象怀孕了，我们打算过完年结婚。”
张红即高兴又烦心，高兴的是儿媳妇不嫌弃她女犯的身份，愿意嫁给儿子；烦心的是儿子车祸落下了残疾，会跛足一辈子，只能暂时以送外卖为生，以后还要养两个孩子，生活会更加艰难。
张红叮嘱儿子说：“结婚时，女方家要是问你父母，你就说都死了！”她不想给孩子惹麻烦，自己有案底，干的活儿又上不了台面，犯忌讳。
张红原打算在康姐这干一辈子，但东北四五线小城的收入有限，张红想帮儿子把债还清，还想补偿儿子更多，给儿子买房、买车，让他和别的孩子一样。
巧合的是被张红服务过的一个江苏客户想请她过去工作，也是做和现在一样做丧葬，负责一个扎纸活儿的作坊，每个月给她一万五，张红动心了。
张红没瞒康姐，说了自己的打算，康姐心里舍不得，但也同意了。
康姐说：“等你还了愿，我们两个人都干不动了，就结伴回朝阳老家养老。” 康姐在村里有一套两层老屋，曾经有人想出三万块买下来，康姐没同意。
康姐还对张红说：“等你回来，我们自己种些菜，再养些鸡鸭，从‘鬼日子’过回‘人日子’”。
张红“噗通”一声跪在康姐面前，让康姐等着自己回来给她养老送终。
张红离开的前一晚，独自去了附近的人民公园，那里很热闹，有人扭秧歌，有人跳交际舞，有人做八段锦，张红站在人群后面，痴迷地看了很久，最后，来到公园中心的旋转木马。
她花十块钱买了票，选了一匹白色的木马，骑了上去，木马的音乐声很大，速度很快，张红的坐姿很别扭，有人开始围观。她紧紧抓住扶手，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像是在告别，向自己，向康姐，向这座城市，向过往……
张红在旋转木马上
第二天，张红登上南下的火车，为省钱买的是k字头的绿皮火车。火车轰鸣中，张红打开行囊——只有一包换洗衣服，还有一盒康姐亲手包的饺子。在东北，“上车饺子，下车面”是迎送亲人的最高规格。
她夹了一个塞进嘴里，发现饺子盒下面还压着一只纸鹤。
张红将纸鹤托在手里，缓缓地伸出车窗。瞬间，它随风盘旋，掠过站台、电线杆、密密麻麻的楼群，最终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
前方，江南的扎纸作坊在等着她。这一次，她要做一只能飞过沧海的鹤。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