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无一日不在思念他，然而却迟迟未写文以表哀思，因为一提笔，就不能不触动那沉埋在心底的深切的悲哀，不能不再忆那使人痛彻肺腑的日子——1980年12月25日。

本文转自“先秦秦汉史”公众号，原载《人物》1984年第4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注：本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无一日不在思念他，然而却迟迟未写文以表哀思，因为一提笔，就不能不触动那沉埋在心底的深切的悲哀，不能不再忆那使人痛彻肺腑的日子——1980年12月25日。

生命的最后一天

那天下午，他和往常一样，坐在病床前的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并且边阅读边在书中夹了作记号用的纸条。这是那年夏天，有人专门约他撰稿谈谈祖国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问题，当时他答应了，但由于身体关系一直没有写。去世前一个月，他因为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经过治疗，热度很快就退了，精神不错。他高兴地说：“今年冬天可以好好在医院里干些事情了。”他让人从家里搬来《十三经注疏》，他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这部书里都有，就是须好好寻。因此他几乎每天都要读它。

那天晚饭后，他说起第二天要写有关黄侃的回忆录。这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几天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请他写一点回忆黄侃的文章，他允诺了。当我们表示明天可以由他口述我们笔录时，他忙说：“不要，不要，我可以自己写，只是要帮我准备好纸和笔。”

万万没有料到，半个小时以后，万恶的脑溢血使他倒下了。看着医生们的抢救，我们的头脑似乎麻木到周围一切已不复存在，只是尚存一念：哪怕父亲就是瘫痪了，我们也仍会精心照料他，仍可在他口头指点下帮他做一些工作。我们哪里想到他会死呢？虽然前两年工作的劳累使耄耋之年的父亲去冬以来大病一场，困于病榻数月，九死一生，使我们也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是看到他病愈后头脑仍是那么清楚，工作劲头仍是那么旺盛，谁也不曾想到死神会如此迅速地夺走他那顽强的生命。

一切抢救无效，晚上九时许，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视为生命的书稿，搁下了他毕生紧握的笔，停止了他永远不知疲倦的思考，撒手而去了！这残酷的事实来得是这样突然，以致使我们都无法接受。我们呆呆地握着他还未冷却的手，望着他微微张开的眼睛，痛心的泪水不知不觉滴到他身上。他刚才还在计划着明天的工作，事情没做完，他死不瞑目啊！

父亲在这最后一次住院的一个月中，只要身体没有大不适，总是天天都要在沙发上阅读书报，或伏案批改文稿、回复信件，看上去完全不像病人。尽管家属和医生不断提醒他注意休息，尽管他自己也常常感到身体无力，自知生命的历程快到尽头，然他就是不肯多休息。他修改旧作《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校对《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写信与徐中舒先生谈编辑《古史辨》第八册事，帮助德融侄修改论文，并当面指点作文方法，又为准备出国进修的青年写推荐信……他是在与死神抢时间啊！

后来我们在医院整理遗物时，发现几天前在一张信纸上留下几行父亲的手迹：“黄侃，湖北蕲春县人”，“五四运动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学教中文系”，“1936年病卒，年50”，“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看到这些，看到他最后一日读过的夹着纸条的书籍，看到他已把日期填至12月31日的日记簿……我们的心像撕裂一般地疼痛。苍天为何这样无情，这样不顺遂人愿，不能给父亲多留下一些时间！还有这么多工作在等待着父亲，可是他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日，最后一月，正是他一生治学的缩影。他在早年的日记里写道：“思我将来死了，希望他人替我作传时，说下面两句：‘对于自己，克勤克俭；对于他人，不骄不吝。’这两句话对于我并非过褒也。”事实也确如此。

一辈子作开山创业的“苦工”

父亲出生在清代汉学中心江苏苏州的一个读书人家，从小受过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他幼年读过几部经书，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那时适值思想解放运动，使他感到经书中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其后，又值整理国故的运动，使得他感到这方面尽有工作可做。他认为：“以前的人，束发受经，有信仰而无思考，所以儒家统一了两千年的教育，连这几部经书也没研究好；岂但没有研究好，且为它增加了许多葛藤，使它益发混乱。现在我们第一次开垦这个园地，当然要费很大的力气为后来人作方便。我们处于今日，只有作苦工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利。”（《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父亲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志愿，他永远是一名开山创业的“苦工”，而不是坐享其成的人。

父亲自知“学问的范围太大了，一个人就是从幼到壮永在学问上作顺遂的进展，然而到了老迈亦无法完全领略，因为我们人类的生命太短促了”（《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因此他极珍惜时间，年轻的时候常常每天要写七八千字，每天工作多在十四点钟以上，虽终日工作而不倦。有时上朋友家拜访也带上手稿和笔，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他等待时，就干脆坐在人家房里誊抄稿子。有时因事耽搁一天未能读书，即觉得这一天是白活的。往往他数月或一年工作下来，最后总要病一场。他诙谐地称生病为“纳税”，甘愿以数日之病换得一年之工作。

为了充分利用有涯之生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无涯之知，父亲“无论做什么事，一着手，就有计划，而且是最大最好的计划，于是永不能有满足之时，而事情亦永永做不完”（1928，2，与王伯祥信）。这给他带来苦恼，也给他带来欣慰。他认为，“一个人有了志愿，固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决不能使事实与志愿符合；但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因为事实有一分的接近志愿时，就有两分的高兴”。“能有计划，则一个人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变志，也不会因外界的摧残而灰心了”（1932，3，与谭其骧信）。他所订的一个个计划，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寄托着他全部的希望，也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与时间。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受到批判，他的文章不能发表，然他坚信他的工作“是根本摧毁旧社会的”，“坚决信其必需，信其为社会主义建设之一部分工作”。眼见年岁日增，他急迫地感到“现在不做更无他时，必须紧紧地把握现在，才可使一生学力不致虚掷”（均引自日记）。在不被社会了解的情况下，他仍大量地读书与记笔记，数十年来，只要有空闲，就不停地写，为后人的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文革”中，有不少父亲的老朋友被逼丧生，然而父亲却坚强地挺了下来，他说自己之所以不忍撒手人间，一方面因妻子儿女需要他抚养，另一方面因许多稿子还未写完，他在1967年的日记中写道：“希望此次运动完了之后，一、许我退休，俾得整理宿稿，不管能否刊出，总是了一心事；二、除必用书留三五千册外，余均捐献国家……”他还计划着除了加强马列著作学习之外，也要多读甲骨金文书，“先读《殷虚文字类编》、《金文编》、《说文》，然后读各家考证文字历史之书，将《尚书》二十八篇译出。”在那个年代，这带有“书呆子”气的计划虽属空想，但不也反映出父亲对事业的执着的追求吗？

灾难过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父亲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的改善，虽然年纪老了，手脚不灵便了，又加上“文革”中折磨出来的冠心病时常发作，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衰老，仍是那样活跃、那样清晰。他自知生命没有几载了，因此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急，也越来越高。他给自己订下了三年、五年、八年计划；他寻出三十年代由他拟好，容庚先生用大篆书写的对联挂在房里，以对联上的“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那有闲时”来自责自励。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中，时常对人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我并不怕死，只是胸中还有数篇文章未能写出。倘使能把它们都写出来，我死而无怨。”1979年2月20日，他在日记上列出准备编出的十种书：古史论文集、读书笔记、见闻杂记、自订年谱、自传、杂文集、古籍考辨丛刊、崔东壁遗书、姚际恒遗书、古史料汇勘，他写道：“我这十种书如都能出版，则死不恨矣！”1978年至1980年底，父亲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的学术活动，比“文革”前数年要多得多。我们当然为他赶上好时候而欢欣，然而我们又担心他的身体已经受不住这样超负荷的运载。但是我们不能阻止他工作，那样他就会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我们只能劝说他不要着急，提醒他注意休息。不过这并不起多大作用，父亲不到生病卧床的地步，是不会停下他的工作的。最后这几年，总是工作——生病住院——病愈出院又工作——又生病住院，如此循环，就成了他生活的规律，他真正是工作到老、工作到死的。

勤于动笔、勤于修改

父亲治学的一个特点是勤动脑、勤动笔。他常说：“遍地都是黄金，只怕你不去拣；随处都是学问，只怕你不去想。”他无论是读书、教学或是整理古籍、研究学问，往往能从别人看来以为无问题处发现问题，而且手又不厌其烦，必将心得记出；就是日常见闻，他觉得有用者也要纵笔录入。有时虽然工作任务紧迫，他也不肯改变此习性，常致夜间难以成眠。然他并不以为这是自讨苦吃，他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

由于他抓住资料，使之留于札牍，而不“如云烟之过眼”，是以他作文时对问题的探讨深入而精湛；对论据的收集广博而成熟。人们在赞赏他的文章时往往只是惊讶他记忆力之强，不知其积累之苦。几十年来，父亲所记笔记达二百册，约四百万字。

“四人帮”虽然剥夺了他读业务书的权力，但并不能禁锢他的思想。写“交代材料”之余，只要有空闲，他脑中仍在思考着古史问题。原来的笔记册不能用了，就买来小学生作文本，用钢笔把所想到的古史问题写入册中。那时的日记上常有这样的记载：“记笔记一条，此问题久蓄于心，今日始得写出，为之一快。”这十余册写满了挺秀的蝇头小字的“古史杂记”，既是父亲这一段不寻常的学术生涯的记录，也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控诉。

父亲治学还有一特点，就是作文总要反复修改。且不说作成一文要易稿数次，即过一日发现前一日之破绽，就要修改；即使写毕已发表之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新材料不少，因而部分或全部重写，总觉改之不尽，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父亲在1949年油印《浪口村随笔》之百余则笔记，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续附于苏州，又于上海竭尽其力补正达三个月，才成定稿，前后历时十载。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社欲将此书付印，父亲觉得这些年又有新得，欲事补苴，故请缓期以重写。以后统理一过，改动若干，直至1961年，经反复斟酌，选其大致可作结论之五十四篇，辑为《史林杂识（初编）》。几乎每一篇的修改父亲都用了极大力量，无论在内容或文字上都有充实或提高。他深知学问没有止境，如果满足于一时的成绩即是自己的堕落；他又深知任何事情，哪怕是一小事，比如写一则笔记，也没有随便一学就会、一作就好的，必须反复思索用了全力去干，才可学得本领，才可做出成绩。

父亲作《尚书·大诰译证》这部数十万字的巨著，自1960年至1966年，其中各部分大的改动几乎均有三次以上，各次稿本累计达一百万字，小的改动则不计其数。仅一篇万言的《序》，现存竟有十二稿之多。而一篇“史事考证”，则由初稿的五万言，又改至二稿的十余万言，再改至三稿、四稿的三十万言。那时的日记上写道：“连日修改考证，改一次，深入一次，其精湛处有想象不到者，真一乐也。”他确认为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他丰富的兴味。“文革”兴起，风声愈来愈紧，父亲预感到所余时间不多了，更抓紧时间自闭于书斋修改考证，直改至被“勒令”参加运动、接受批判时为止。那一天的日记上写道：“整日续写‘周公执政称王’，约二千言，全稿讫。《大诰》考证·乙，今日赶毕。从此，须专读毛选及报纸，每日到所参加组会，《尚书》工作暂停矣。考证·丁中，尚有‘殷遗民分三路移徙’，及‘唐、虞、夏之族与地试探’二文待作，甚望他日能竟此功。”（帮他抄写此文的同志也一直抄至被“勒令出京”之时止。）

“文革”之后，父亲旧习未变，无论是自己过去写而未发的旧稿，还是现在别人代他整理的新稿，发表前还是要反复修改。尽管大家劝他节劳，但他总是不同意，他说：“只要我活着就要改，否则就是不负责任。除非我死了，那么最后的改本，才算是我的定本。”他最后一次修改《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的情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专心致志地批改，不顾病后的虚弱和天气的炎热。虽然他握笔的手颤抖了，衬衫被汗水湿透了，还是不肯休息，直改至午饭端来了才止笔。那时他几乎累得瘫在椅子上了，身子斜靠着椅边的墙壁，久久动弹不得。我们一边帮他把身体移正，一边落下了心疼的眼泪，同时也为他的固执而生气，但谁又能改变他的习性呢？在最后这一两年中，为了他的健康，常常是由助手悄悄将稿取走，并告诉他说已送出，这才算罢休。

有如一团火，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青年

父亲一生不仅自己勤奋好学，而且极其爱才。钱穆先生当年在苏州任中学教员，他并无大学学历，而父亲见到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认为才华出众，即为之介绍于燕京大学任讲师，后又介绍于北京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授。

童书业先生年轻时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附设的校印所的校对员，父亲见到他的《虞书疏证》，也认为是大可造就之才，请他来燕京大学协助自己做研究工作。童先生未上过大学，连中学文凭也拿不出来，不好列入大学的正式编制，父亲就按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十元作为他的工资。

父亲对于自己学生的课业和生活，更是关心备至，尤其是课外的攀谈，使学生得益最多。每一个受教的学生差不多都能津津有味地说出他自己一些被启发的经验来，这些经验往往使他们终生受用。父亲常针对每个学生学力、禀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给予不同的课题，引导各人向自己所长的方面深入进去；然后又帮他们找材料、改文章，启发他们自动研究的兴趣，给他们工作的信心和奋斗的勇气。父亲和他的学生都不大注意分数，因为他们实际的努力与成绩，永远不是分数可以完全表示出来的。

抗日战争前，父亲办“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一方面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学术界多搞一些历史地理、边疆、民族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也是为了使青年的习作有一个发表的园地。父亲自己时有文章发表，给青年留下作学问的切实榜样；但他更经常、更大量的工作，是把一些学生的处女作或不成熟的稿件拿来替他们核对和补充资料，有的甚至通体改写，与原作面目全非而仍用原作者姓名发表。稿子一经刊出，往往使原作者大吃一惊，仔细阅后，振聋发聩，方知为学门径。父亲只要有机会，还到原作者处当面将原稿详加指正，说明所以这般改动的缘故。他曾说过，“从前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们正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他如此悉心教诲，吸引了许多青年走上研究学问的道路。《禹贡》半月刊没有稿费，印刷等费用主要靠募捐。父亲捐款最多，几年中从薪水里捐款一千五百余元，以致有时自己的生活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当时有人批评他：办《禹贡》是终日为他人忙，弄得自己学问毫无进步，写不出多少文章；且赔了钱，太不值得。父亲对此却不屑一顾，他说：“这种人只注目于个人的名利……我决不相信我的功夫是白扔的。”

父亲尤其喜欢青年们开动脑筋提出问题。谭其骧先生在燕大读书时曾与父亲辩论《〈尚书〉研究讲义》中“汉武帝十三州”问题。那时，谭先生不过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学生，父亲支持他将自己的看法写成文；并仅用一天时间写了六七千字的答复。他两次去信，父亲两次回信，完全用平等的态度探讨问题。在通信结束后，又将来往信件全部印发给全班同学，公诸于众，完全没有“名教授”的架子。因为父亲坚信“知出乎争”这一真理。

谭先生回忆道：“当年这场讨论，不仅像顾先生在附记里所说的那样：把一个两千年来多少学者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还有一点，顾先生没有提到而同样很重要的，那就是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对于我后来能够在大学里当一名还算称职的教师，在学术上多少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父亲生活节俭，他的嗜好就是买书，但手头并不宽裕，常为了看到一部盼望许久的书却无钱购买感到苦恼，一旦凑够了钱，往往托别人去买回而自己不敢去书店，因为怕到了书店再看到其他想买的书又引起新的苦恼来。可是看到青年学生生活有困难时，他总是不遗余力设法支援。

冯家昇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面临失学的危机。父亲知道此事后立即交与他一百元钱，支持他度过难关。这件事使冯先生永世不忘，他常说，没有顾先生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欲迎养双亲而苦于无钱，校方补助他一笔款。后因他父母暂不来，这笔款子并未动用。当父亲得知研究生请求奖学金者多而名额有限时，即拿此款作为奖学金，增加了四个名额。

当时有的失业青年找上门来，他就请他们为他抄写或整理资料（尽管当时并不急需这些资料），他私人月月津贴若干。这样做虽使他感到力竭，然他终无怨言，只要使一些有希望的人们能够发展他们的才力而已。难怪人们称赞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父亲一生用自己的心血培养的一些学生，现已成了我国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当年燕大历史学系所编《史学消息》中说：“他待学生最诚挚，他的热情如一团火，燃烧了他自己，也燃烧了和他接触的每一个学生。”

父亲说过：“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由于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伟大的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看作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须比前人进一步；也容许后一世的人要比自己进一步。能够这样，学术界才可有继续前进的希望，而我们这辈人也不致作后来人的绊脚石了。”（《古史辨》第三册自序）

父亲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毕生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对学术发展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他虽长逝，然他的生命必将在学术事业的发展中得到延续，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