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大无限的希特勒是纳粹恩主—门客体系腐败的顶端，但是，在一般德国民众的眼里和心目中，他们的领袖“元首”是信仰和理想的化身，“元首”是永远伟大、正确的，一切的腐败都是下面的人瞒着“元首”干出来的坏事。就算是把纳粹腐败当作“d的肿瘤”和“灾难”来痛斥的d内高干海因

权大无限的希特勒是纳粹恩主—门客体系腐败的顶端，但是，在一般德国民众的眼里和心目中，他们的领袖“元首”是信仰和理想的化身，“元首”是永远伟大、正确的，一切的腐败都是下面的人瞒着“元首”干出来的坏事。就算是把纳粹腐败当作“d的肿瘤”和“灾难”来痛斥的d内高干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也是“将腐败的‘d棍’与‘元首的光辉形象’来作对照”。“元首的光辉形象”是纳粹宣传的主调，德国民众对腐败的认识始终是被纳粹宣传牵着鼻子走的，“对希特勒本人的正面评价表明，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几乎从来不会对整个纳粹统治提出质疑，而是对政权提出有限的批评。‘如果元首知道这事就好了!’这样口口相传的话对于群众的基本态度——在针砭时弊时几乎总是对政府仍然赤胆忠心——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德国民众对腐败不满不仅不指向“元首”，而且也不指向永远正确的纳粹。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赫尔佐格(Rudolph Herzog)在研究纳粹时期德国笑话的《致命的可笑：希特勒德国的幽默》一书中指出，许多德国笑话，包括关于腐败的笑话，都与普通德国人不满他们社会和生活里一些事情和人物有关，由于这些事情和人物与统治权力关系密切，这样的笑话也就自然被当作政治笑话。但是，这类笑话并不涉及纳粹疾权的体制，而只是针对“少数的”不良现象。

例如，有一个挖苦“吃d饭”贪腐自肥的笑话：“一个厨子正准备煎土豆，她没有猪油，不住地在锅灶上挥动万字旗(纳粹d旗)。有人问她为什么，她答道：‘在d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 这样的笑话并不是批评和指责纳粹d本身，而只是指向d内的一些不正派和谋权自肥的个人。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这样解释：d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只是出在那些钻进d内的少数腐败分子和蛀虫。

巴约尔指出，德国民众在纳粹政治腐败问题上的认识不仅鼠目寸光、自我欺骗，而且根本就是犬儒主义的。这都是因为纳粹宣传的成功洗脑和疾权统治在社会中造成的普遍恐惧心理。群众喜欢谈论腐败，他们对贪腐的人、事内情充满好奇，腐败经常牵扯出色情丑闻，更是普通人极有兴趣的八卦新闻。然而，官员的贪腐消息属于“禁闻”，即使在官方媒体小心翼翼的有限报道中也一直是“敏感话题”，官方对这个话题规定了统一的口径和调门。

政府的禁忌本身就是一个人人都懂的威胁性信号：不让你说的你就不要说，否则后果“你懂的”。被压制的腐败消息只能在小道或谣言中悄悄传播，这样的消息不确实，民众也知道不确实，但传播者私下里还是乐此不疲。这种传播本身有娱乐、消遣的作用，腐败消息的娱乐化和消遣化削弱了它严肃的政治意义，成为一种释放民众不满情绪的安全阀，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腐败的根本制度原因上转移开了。他们在“对腐败的其他评论和批评在原则上也都是顺从政府的。……人们指责d的干部的行为‘不符合团结群众的精神’的时候，绝不是在批评纳粹意识形态本身，而只是批评干部们在实践中没有好好遵从这个意识形态”。

巴约尔指出，1930年代后半期，有两个新发展使得民众对腐败的态度从理解和容忍转变为麻木和沉默。第一，“与纳粹政府内政外交的辉煌成就相比，腐败在民众心目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贪污腐败和结党营私被认为是一个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的政权的阴暗面，受到容忍”。纳粹的宣传让许多人觉得，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成绩是主要的，腐败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赫尔佐格在他的德国笑话研究中也发现，纳粹上台的初期，普通德国民众支持和满意纳粹的统治，“随着失业率下降，德国人在经历了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沮丧后，又开始有了信心”，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这个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虽有不满和抱怨，但绝对不是政治反抗。

第二，“群众对腐败行为渐渐习以为常，感觉也变得迟钝了”。这不仅是对腐败的感觉迟钝，而且是社会整体道德意识的沦丧。他们对疾权统治下其他非正义和不道德现象(如压迫和残害犹太人、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钳制媒体和公共空间、取消政治民主)都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麻木、冷淡和犬儒主义。社会d流亡理事会在1937年11月的报告中称，“人民对一切丑行都冷静超然地予以容忍，着实令人震惊，从这种冷静超然，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程度”。

疾权统治对国民的良心道德有极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格伦伯格在《12年帝国》中写道，“国家权力的压迫和对d的霸道(Party bullies)的恐惧给(德国人的)集体良心造成禁忌，迫使他们不敢违背这些禁忌。”由于严酷禁忌的存在和对禁忌的无可奈何。人会不仅感到恐惧，而且还感到绝望。因此，许多恐惧而又绝望的德国人对纳粹的各种恶行采取犬儒主义、漠然处之的态度。更为病态的是，许多德国人由于“本来就不喜欢第三帝国的一些敌人(如犹太人)”，所以，当纳粹加害于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在感情和情绪是反倒是站在加害者的一边。尽管纳粹迫害犹太人使用了民众看不惯的手段，但许多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犹太人倒霉受罪，还是觉得暗暗高兴、幸灾乐祸。 这与用非法手段对富豪或黑道“打黑”照样能让不少民众觉得“痛快”和“解气”是同类的现象。

巴约尔更进一步指出，由于德国人的集体道德沦丧，许多德国人对官员腐败不满本是出于嫉妒心而不是道义原则，他们“批评的并不是提携施恩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在道德冷漠、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病毒已经侵入整个社会机体的国家，一般人虽然仇恨贪官，但并不厌恶和鄙视贪官所拥有的成功、享受、待遇和幸福，只要能有机会坐上官位，他们自己也随时可以一样的贪腐。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贪腐队伍”的后备队员。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