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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1937年，南京城血流成河的消息传来，全国人的心都被震撼了。

普通百姓一边流泪，一边咬牙切齿，可当时真正握有话语权的领袖们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毛主席、蒋介石——这两位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心里到底在盘算什么？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消息传遍中国大地时，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身处不同地方，面临不同处境，却有着相似的心情。

蒋介石在战争初期就对南京保卫战高度关注。南京沦陷后，他带领政府撤退到武汉，日夜操劳国事，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经常忧思过度而彻夜难眠，甚至抱病处理军政事务。

尽管如此，由于战时通讯条件有限，加上前线情报混乱，蒋介石并未第一时间得知“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惨状。

直到1938年1月22日，当详细报告和幸存者证词摆在蒋介石面前时，这位平日里性格刚毅的领导人在日记中写下了情绪激动的文字：

"日寇暴行，同胞之痛苦极矣！"短短几个字，却透露出一位民族领袖面对国耻时的悲愤与痛心。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包括屠杀平民、强暴妇女、焚烧房屋等罪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军暴行的愤怒谴责。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时正在陕北延安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延安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延安时已经是1938年初。

《新中华报》是当时共产党的主要宣传阵地，2月25日，这份报纸首次刊登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道，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党内高层进行研究讨论。

实际上，早在1937年10月25日，也就是南京沦陷前近两个月，毛泽东就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国民政府的战争局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预见到日军可能对中国城市和平民进行无差别攻击，这一预见在“南京大屠杀”中不幸成为现实。

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采取了符合自身政治地位和条件的行动方式。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领袖，掌握着更多的国际资源和外交渠道。

1938年5月6日，蒋介石亲眼看到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证据。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蒋介石看到那些照片时，沉默良久，随后下令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对这些照片进行整理保存，并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

蒋介石深知国际舆论的重要性，他亲自批准资助英国记者田伯烈（H.J. Timperley）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

这本书以第三方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

蒋介石还指示外交部门向国际联盟和各大国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国际社会谴责日本的暴行。

蒋介石还成立了三个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材料。

这些委员会深入调查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访问了幸存者，收集了大量照片、文件和实物证据，为战后的东京审判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毛泽东则采取了更加理论性和分析性的方式来应对。

1938年7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他专门分析了日本侵略者的"特殊的野蛮性"。

毛泽东指出：日军的暴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体现。

他将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本质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日本在沦陷区》一书写序。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暴行和人民的抗争，毛泽东在序言中强调了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性，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这本书在抗日根据地广泛传播，成为激励民众抗日的重要教材。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惩罚日本战犯成为了国共两党面临的重要问题。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此也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

蒋介石作为战胜国领导人，直接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成立，对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也在南京等地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审判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

1947年3月，“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南京受审。

法庭出示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包括照片、影片和证人证词。最终，松井石根被判处死刑。

据当时参与审判的法官回忆，蒋介石亲自过问了这个案件，并批准了死刑判决的执行。

蒋介石在处理战犯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平和的态度。

他曾说过："我们抗战是为了维护正义，不是为了复仇。"基于这一理念，蒋介石下令释放了一部分被认为罪行较轻的日本战俘。

毛泽东则采取了更加政治性的方式来处理战犯问题。由于共产党当时尚未掌握全国政权，无法直接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但毛泽东通过媒体宣传和理论分析，持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强调要彻底消灭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政府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宣传，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政府对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战犯采取了"教育改造、宽大处理"的政策，通过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这一政策后来被证明取得了一定成效。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如何铭记这段历史，蒋介石和毛泽东也有各自的思考和行动。

蒋介石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收集和保存。

在他的指示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包括照片、影片、证人证词、外国记者报道等，成为后来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1948年，蒋介石批准在南京建立"抗战史料陈列馆"，专门展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证据。

尽管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这个计划没能完全实施，但蒋介石对历史记忆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在台湾时期，蒋介石继续推动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和教育。

他支持学者编写抗战史料，并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纳入学校教材，使这段历史成为台湾民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则更加注重从理论和政治高度来解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极端表现。

毛泽东强调，只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政府将“南京大屠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各级学校的历史教材中，“南京大屠杀”被详细记载，成为教育下一代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重要教材。

1982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开始筹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工作得到了毛泽东时期收集的大量史料的支持。

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中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

面对这场民族灾难，蒋介石和毛泽东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却都表现出了作为中国人的愤怒和悲痛，都采取了符合各自条件的方式来应对。

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能够超越政治分歧，共同抵抗外敌！

来源：蜀山史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