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4年，德国，柏林郊外，卢森堡走进社会民主党的一场内部会议，她穿着深色长裙，带着厚重的笔记本。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一个不适合沉默的女人。

她不是“欧洲女列宁”，她是卢森堡。

在枪声响起之前，没有人真正理解她的固执意味着什么。

——《壹》——

1904年，德国，柏林郊外，卢森堡走进社会民主党的一场内部会议，她穿着深色长裙，带着厚重的笔记本。

她坐下，没有寒暄，“你们这是在杀死革命。”她直接开口。

全场一静，她不笑，她的眼神没有留情，那些妥协的社会党人坐在她对面，像是温水中的蛙，她掀了锅盖。

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是欧洲最大、最有组织的工人政党。

报纸、工会、议员、演讲，一切看上去都在前进，只有卢森堡说，不对，这不是胜利，这是退让，她反对的不只是敌人，而是身边人对“和平改良”的信仰。

伯恩施坦，是她点名批判的对象，曾是马克思的朋友。

卢森堡写下那本《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像一把刀，她不和稀泥，她说，改良主义就是“对工人说谎”，是“在坟墓上插旗”。

她的文字没有商量，她的语气像鞭子，她写：“资本主义不会自己死掉，它必须被推翻。”

这些话，1900年说，是冒犯，现在看，是预言，列宁说她“像鸡”，他自己是鹰，但他说，卢森堡有时候飞得低，可鸡永远飞不高。

她飞得低，是因为她看见更多。

她懂语言，懂经济，懂战争的边界线，也懂党内的妥协是什么味道，她曾经跟列宁在一个战壕，又在理论上对峙。

她认为列宁的极端集中会压垮民主。

“专政不能没有民主。”她说，“否则革命变质。”这不是理论争论，几年后，这场争论在现实中发作，苏联建国，专政上位，民主失声。

卢森堡早在1918年写下这句：“没有自由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可那时候，她已经在狱中，写在纸上，藏在衣领。

——《贰》——

1919年1月15日，她被枪托打破头骨，尸体扔进柏林运河，她不是第一次坐牢，也不是第一次有人想让她闭嘴，可这是第一次，她没能再爬起来。

那天，她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

两人领导了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得很快，她没逃，有人劝她走，她说：“走不了，也不想走。”从她23岁加入波兰社会主义党开始，她就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局。

她在华沙因煽动罢工被抓，她在德国因反战演讲被捕，她在瑞士被驱逐。

每一次被监禁，她都带着稿纸，每次出狱，她都比之前更激烈，有人说她不懂现实，说她太纯粹，不懂权谋。

可正因为她不懂得低头，所以她才一直是敌人的目标。

她说：“我们要的不是一座金笼子，而是打破笼子的锤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社会党人投票支持战争经费，她疯了一样骂遍全党高层。

她站在议会门口大喊：“你们的枪口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工人。”

这让她再一次坐牢，1916年，被关进维滕贝格女子监狱，那年冬天冷得不像话，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用铁勺在水管上敲节奏，联络其他被关押的同志。

她在狱中写下《论俄国革命》，那不是赞歌。

她写：“革命不能由命令完成，必须由群众完成。”监狱外，德国正崩塌，凯撒退位，政权交接，社会党与军方合作，镇压工人起义。

卢森堡知道，时间不多了，1918年11月，她出狱，拒绝隐退。

回到柏林，她办报纸，组织示威，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她要用最后的时间，把工人的声音拉回街头，她说：“我不需要枪，我需要印刷机。”

可印刷机也救不了她，她和李卜克内西的住所被军方包围。

两人被带走，没有审判，没有告别，有人听见她在车里说：“你们可以杀我，但你们永远杀不掉革命。”枪声响在黎明前。

——《叁》——

罗莎·卢森堡不是乌托邦式的革命者，她见过血，也见过背叛，她早就知道，专政如果脱离群众，就只剩暴力机器。

1918年冬，她出狱第三天，就开始写《论俄国革命》。

不是赞美，而是警告，布尔什维克刚掌权，全世界左翼都在庆祝，但她没有，她写：“没有自由的专政，最终只剩官僚。”

她看穿了权力的堕落逻辑。

哪怕是工人阶级掌权，一旦失去民主的制衡，也会变形，她不是空喊，她拿具体政策下手，列宁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掌控报纸，压制反对派，她一条条列出来。

她问：“革命不是为了建立新特权，而是为了摧毁特权。”

她不相信官僚可以被革命驯服，她主张群众自发，罢工、游行、示威，不是党指挥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这让她和列宁彻底分道。

她批评的不是个人，而是结构。

布尔什维克控制一切后，卢森堡的名字成了麻烦，很多年，苏联的教科书里没有她，他们害怕她写下的那几句话，因为太准了。

1930年代，苏联进入肃反年代。

官僚治国、言论封锁、群众噤声，她预言的一切成真，她死得早，没有亲眼看到，但历史完成了她的论证。

——《肆》——

罗莎·卢森堡死了，但她活在很多人手里的那张黑白照片里，侧脸，眼神冷，像知道结局，1915年，卢森堡在狱中，听到窗外有人唱歌。

是工人来探望她，她哭了。

她在监狱里养一只鹦鹉、一只猫和两株红花，她把鸟的名字叫“叛徒”，她不信温情，但她需要陪伴，她没有子女，也没有完整的家。

她所有的家当，是手稿、笔记和未完成的讲稿。

她假结婚，只为了拿德国国籍，她放弃爱情，只为能参加党的活动，她的伴侣，约吉希斯，是她一生的朋友和知己。

他劝她温和一点，她没答应。

他说：“你太锋利了。”她说：“革命不是磨钝自己。”她躲避警察的时候，有时要女扮男装，帽子压得很低。

她个子不高，走路快，没人能轻易抓住她。

她改过20多个假名，用过五种语言写稿，她喜欢走在街头，看人群，不是观察，是确认，她说：“革命不是理论，是人走在街上的样子。”

她最怕的不是失败，是冷漠。

1919年，她死后，德国政府说：“她是暴徒。”她的遗体被发现时，手上还戴着她那枚破裂的戒指，他们的名字，后来被人写进党章、写进歌曲，也被删去过很多次。

但每一次删除之后，总有人重新写下去。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