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9月19日,塞外秋高气爽,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内气氛凝重。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与38位军政代表、各族各界人士郑重签下起义通电,宣告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份通电犹如一声惊雷,划破了绥远上空的战争阴云,6万官兵放下武器,120万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涂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纪念绥远“9.19”和平起义76周年
作者︱孙树恒
1949年9月19日,塞外秋高气爽,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内气氛凝重。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与38位军政代表、各族各界人士郑重签下起义通电,宣告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份通电犹如一声惊雷,划破了绥远上空的战争阴云,6万官兵放下武器,120万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涂炭。七十六载岁月流转,“九一九”和平起义铸就的精神丰碑愈发清晰,“绥远方式”蕴含的政治智慧历久弥新。从归绥古城到现代化的呼和浩特,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民族复兴的征程,雄关漫道上的奋斗足迹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上。
一、铁关雄峙:和平路上的艰难抉择
1948年冬,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华北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傅作义部在北平的和平改编,为绥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曙光。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时提出的“绥远方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伟大创举。这一方式并非妥协退让,而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一战略构想既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又展现了政治的灵活性。
绥远的和平之路布满荆棘。国民党特务机关疯狂破坏,中统特务张庆恩在包头建立据点,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制造谣言、煽动骚乱,甚至策划了杀害联络处秘书王士鑫的血腥事件。蒋介石派徐永昌、王叔铭飞抵陕坝,以1900两黄金为诱饵,逼迫董其武率部西撤。绥远军政内部思想混乱,以潘秀仁为首的顽固派携带家眷仓皇西逃,部分军官态度摇摆不定 。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董其武将军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担当。他在日记中写道:“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这位曾在忻口会战中负伤仍坚持指挥的抗日将领,深知战火之苦。他一方面与特务分子坚决斗争,解散特务组织,整顿内部纪律;另一方面深入部队与中上层干部个别谈话,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义凝聚共识。傅作义亲赴归绥协助起义,带来毛泽东“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的承诺,更坚定了绥远军民走向和平的决心 。
1949年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订,划定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通车、实现货币自由流通等条款,为和平起义奠定了基础。9月19日,起义通电发出后,毛泽东、朱德立即电复:“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这份电报为绥远的新生指明了方向 。
二、星火燎原:从和平解放到繁荣发展
起义的胜利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实现“地区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在整训中,部队将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官兵们在“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号召下,不仅提高了阶级觉悟,更为地方经济恢复注入了活力。1951年,这支部队开赴朝鲜战场,出色完成机场修建任务,用鲜血和忠诚践行了“人民军队”的誓言 。
政权改造同样波澜壮阔。1950年1月,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傅作义任主席,乌兰夫、董其武等任副主席,实现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对3604名无职军政干部的妥善安置,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固阳县的变革是生动例证:废除保甲制度,建立59个行政村,选举产生的605名村干部中贫雇农占60%以上;铲除大烟苗4116亩,让“毒瘤”绝迹;减租运动使5494人受益,18.3万亩土地回到人民手中 。群众感慨:“共产党确实是为穷人着想的!”
民族团结是绥远和平发展的基石。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秉持“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原则,推动蒙绥合并,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起义后的绥远,蒙、汉、回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这种团结精神延续至今,成为内蒙古发展的宝贵财富。
三、大道同行:精神传承与时代新篇
七十六年沧桑巨变,昔日的绥远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核心区域。首府呼和浩特从“归绥”时期的消费城市,发展为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大青山南坡综合治理工程让“敕勒川,阴山下”的美景重现,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
“绥远方式”的精神价值在新时代依然闪耀。它所体现的“和为贵”思想,与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与发展。绥远起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团结方能致远 。
今天,董其武将军“义旗终插青山巅”的豪情,化作各族儿女建设家乡的壮志;“绥远方式”的政治智慧,成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宝贵经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过往激励我们铭记历史,“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鞭策我们砥砺前行。
七十六载风雨兼程,七十六载春华秋实。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更在于它留下了团结、和平、进步的精神遗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传承先辈们的爱国情怀与政治智慧,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与执着,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1949年9月19日,在傅作义返绥策动下,绥远全省起义,发出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的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唯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方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但是,事实一天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的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的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的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进犯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1】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文水、交城、离石各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虽然吃过马料,吃沙土,但我们为了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坚持到底。
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的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将何以对死难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只有原形毕现的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最后的挣扎。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白反动派和人民的利害是相反的,和革命的利害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害,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卑劣无耻的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既然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无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违背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的脱离反动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
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这个总的方向之下,努力奋斗,才能达到人民的愿望,才能符合我们革命抗战的光荣历史。我们现在就是依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的为人民服务!
让我们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前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
前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
前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
前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俞方皋
前陆军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第十六师师长胡景通
前陆军第三一〇师师长张副元
前陆军独立第七师师长张士珍
前陆军第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
前陆军第二二八师师长杨仲璜
前陆军第三二〇师师长马逢宸
前陆军第三二六师师长王崇仁
前陆军第三一九师师长张璞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
庹前骑兵整编第十三旅旅长高理亭
前独立第三旅旅长乔汉魁
前骑兵第五旅旅长安恩达
前骑兵第十一旅旅长陈秉义
前绥远全省保安副司令孟昭弟
前归绥警备司令张潜
前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
前绥西警备司令于霖瑞
前保安第二旅旅长张振基
前保安骑兵第四旅旅长张汉琏
前保安骑兵第六旅旅长钨邬青云
前第三十二兵站分监王度
前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
前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阎肃
前土默特旗总管兼绥远省政府委员荣祥
前绥远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
前绥远境蒙政会委员兼绥远省政府委员胡凤山
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辛崇业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杨令德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志仁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梁子才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奇世勋(蒙旗)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任秉钧(蒙旗)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理事长吴桐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副理事长吴耀庭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常务委员王质武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
来源:阳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