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爸，你这是怎么了？＂我放下手中的搪瓷水壶，看见父亲坐在那张刻满岁月痕迹的八仙桌旁，一张通知单摊在桌面，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布满沟壑的脸颊缓缓滑落。

二十元的眼泪

＂爸，你这是怎么了？＂我放下手中的搪瓷水壶，看见父亲坐在那张刻满岁月痕迹的八仙桌旁，一张通知单摊在桌面，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布满沟壑的脸颊缓缓滑落。

那是1994年深冬的一个下午，寒风刮得窗棂嘎吱作响，墙角结了一层薄霜。父亲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微微颤抖，指尖泛着冻得发紫的颜色。

我们家那间坐北朝南的泥瓦房，是父亲当年参加春风农场时分的房子，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青砖墙面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墙角的泥皮剥落，露出里面的草秸和泥土。

冬日的阳光透过贴着报纸的窗户，在八仙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炕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那是母亲生前的习惯，父亲一直保持着。

＂没事，没事。＂父亲抹了把脸，声音有些哽咽，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捏着通知单的一角，＂国家通知，从下个月起，咱们这些退休工人每月多发二十块钱补贴。＂

我愣在那里，不明白区区二十元钱怎么值得父亲如此动容。放在我们这个村子里，二十块钱顶多买十斤猪肉，或者五斤上等的鱼。

＂这有什么好哭的？＂我笑着揶揄道，＂现在城里人一顿饭都不止这个数。＂

父亲没答话，只是把那张通知单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的动作轻柔，仿佛捧着什么珍贵的宝贝。

屋外，邻居老刘家的收音机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说着国家怎么又有了新政策，怎么又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父亲的目光望向窗外，眼神里有着我读不懂的深邃。

父亲是春风农场的退休工人，一辈子种地、交公粮。那时候，公社刚刚解散，家家户户开始分地。父亲从不计较分到的是肥地还是瘦地，只管埋头耕作。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背着麻袋往收购站走。那条通往收购站的土路，被他和村里其他人的脚步踩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夏天雨后，路上泥泞不堪，父亲的裤腿上总会沾满黄泥；冬天寒风刺骨，他的脸冻得通红，却从不叫一声苦。那时候，我还小，常常站在村口的槐树下，看着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晨雾中。

＂小杨，发什么呆呢？＂父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去烧点热水，晚上咱爷俩好好喝两盅。＂

我这才注意到，父亲竟从柜子里取出了那瓶珍藏多年的＂二锅头＂。那是他六年前退休时，农场给的纪念品，一直舍不得喝。

灶台上的铁壶开始呜呜作响，蒸汽从壶嘴冒出，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缕白雾。我给父亲倒了杯热水，水汽氤氲中，父亲的眼中闪烁着我读不懂的光芒。

＂爸，您为啥这么激动？不就是二十块钱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抿了口热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不懂，这不是钱的事。＂

炕上的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照亮了父亲布满皱纹的脸。那一刻，我忽然注意到，父亲已经老了，两鬓的白发像霜一样密集。

＂记得那年闹饥荒，你爷爷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整整三天没吃上一粒米。＂父亲的目光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邻村有个叫老李的，饿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我给父亲倒了杯热茶，静静地听他讲。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公社组织起来，大家一起种地、交公粮。那时候，国家有困难，我们就更得出力。＂父亲的声音低沉而稳重，带着岁月的沧桑，＂现在国家强了，连退休老工人都惦记着。＂

屋外的风声渐小，远处隐约传来村里广播站的声音，用沙哑的喇叭播放着《东方红》。这首歌伴随了父亲大半辈子，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他总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

＂爸，咱家墙皮都掉了，要不修整一下？这二十块钱可以买些水泥和砂子。＂我试探着说。

父亲摇摇头：＂不着急，到了春天再说。日子是粒粒米积攒起来的，得慢慢过。＂

我不再言语，望着屋顶那道因为年久失修而渗水的裂缝。每逢下雨，都要放个搪瓷盆在下面接水。这样的生活，我早已习惯。

想起十年前，父亲在农场有机会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那是农场第一批建起的楼房，水泥结构，不比县城里的差。当时负责分房的是他多年的老友李主任，私底下暗示父亲可以优先选择朝阳的好户型。

＂杨老哥，你就说句话，哪套房子你看中了？＂李主任当时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

父亲却坚持按规矩来：＂我排第几就是第几，不能破坏规矩。＂最终错过了那套房子，我们一家继续住在这座祖辈留下的泥瓦房里。

＂李主任那时候说你傻。＂我忍不住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埋怨，＂现在人家住的是楼房，我们还在这漏风的老屋里。＂

＂规矩就是规矩。＂父亲语气平静，却坚定如山，＂走后门的事，咱不能干。国家的规矩，就跟种地一样，按规矩来，收成才好。＂

外面传来自行车铃声，是邮递员老王。他穿着厚厚的棉袄，帽子上落满了雪花，手里拿着一叠报纸和信件。

＂杨大哥，《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到了。＂老王把报纸递给父亲，＂这两天天气冷，您少出门，小心滑倒。＂

父亲接过报纸，笑着点头：＂知道了，你也是，骑车小心点。＂

老王离开后，父亲小心地展开报纸，先是看了看头版的大新闻，然后又翻到农业版，仔细阅读每一条消息。。

＂国家又有了新政策，对咱农民有好处。＂父亲指着报纸上的一则消息，眼中闪烁着光芒，＂看到没，国家在想办法让咱们过上好日子。＂

我接过报纸，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心想父亲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却还是坚持每天看报。

晚饭后，父亲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那是祖父传下来的老物件，上面雕刻着简单的花纹。木箱略显陈旧，但被擦拭得很干净，没有一丝灰尘。

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泛黄的收据。我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好奇地凑了上去。

＂这是什么，爸？＂

＂交公粮的收据。＂父亲轻轻抚摸着那些纸张，＂从1965年到1992年，一共二十八年，一张都没少。＂

我翻看着这些陈旧的纸片，每一张上面都有父亲的名字和一个数字，代表着他那一年交给国家的粮食数量。有的收据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破损，但父亲用透明胶带小心地修补好了。纸张虽旧，却保存得极为完好，仿佛这不是些普通收据，而是什么珍贵的勋章。

＂您为什么要留着这些？＂我不解地问，在我看来，这些旧收据毫无价值。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一张1976年的收据：＂那年闹灾害，产量不高，可国家有困难，咱更得出力。＂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个数字，眼中流露出自豪，＂那年我多交了二百斤，没要一分钱补贴。＂

我看着父亲粗糙的手指，想起小时候他常说的一句话：＂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交的粮食，是给城里人吃的，是给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叔叔吃的。他们为国家做贡献，我们也得出一份力。＂

＂现在不一样了，国家不缺粮了，也不需要粮票了。＂我笑着说，＂您还留着这些干什么？＂

父亲轻轻摇头：＂不一样的。这些收据，是咱一辈子的见证。＂

我突然注意到，在木箱的角落里，还有一枚褪色的奖章，上面刻着＂劳动模范＂四个字。那是父亲在七十年代末获得的，因为连续三年超额完成交公粮任务。当时全农场只有三个人得到这个奖章，父亲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得这个奖章可光荣了。＂父亲的眼睛亮了起来，＂全村人都羡慕，广播站还专门表扬了我。＂

窗外，北风依旧呼啸，屋内的煤油灯在风的影响下微微摇晃，父亲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他的背影看起来既苍老又坚强，像一棵历经风霜的老槐树。

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老杨，老杨，在家不？＂门外传来邻居老张的声音。

父亲立刻收起那些收据，起身开门。老张站在门口，裹着一件厚厚的大棉袄，手里也捏着一张通知单，和父亲收到的一模一样。

＂收到了吧？＂老张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个孩子。

＂收到了。＂父亲点点头，脸上露出笑容。

老张是父亲的老邻居，比父亲小两岁，也是农场的退休工人。不过，他没有父亲那么＂固执＂，年轻时总爱钻营，找门路，在分地分房时总能占到便宜。

＂二十块钱，买不了几斤猪肉。＂老张撇撇嘴，但眼睛却有些发红，＂可我心里热乎得很。＂

我知道老张曾经私下笑话过父亲＂死脑筋＂，说他太过认真，不懂得变通。有一次在生产队开会，老张还当众说：＂杨老哥，你就是太实在了，这年头，谁还那么认真啊？＂

但此刻，他站在我们家的门口，神情和父亲出奇地相似。那张被风霜侵蚀的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感。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父亲轻声说，＂是国家没忘记咱们啊。＂

老张沉默了片刻，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旗渠＂，这是他最爱的烟，平日里舍不得抽，只有在过年或有喜事时才会点上一支。

＂来，抽一支。＂老张递给父亲一支烟。

父亲接过烟，两个老人就这样坐在门槛上，安静地抽着烟，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缓缓升腾，像两个老朋友间无言的默契。

＂记得那年闹灾，咱们村里逃荒的人排了老长一队。＂老张突然开口道，声音中带着回忆的沧桑，＂你家伢爹抓了把米，分给了几个孩子。＂

父亲点点头：＂那时候，谁家都难。＂

＂如今国家富了，咱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老张深吸一口烟，＂听说县里要修柏油路了，一直通到咱村口。＂

父亲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那可太好了，下雨天就不用踩泥了。＂

两个老人聊起了村里的变化，从新建的水泥桥，到即将安装的自来水管，再到村小学新添的彩电和电风扇。他们的谈话很朴实，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门外的雪越下越大，老张起身告辞：＂天不早了，我得回去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趟乡政府，签那个手续。＂

＂好，明天早上我来敲你门。＂父亲送老张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茫茫雪夜中。

那晚，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父亲坐在一旁，慢慢地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的故事。这是他很少做的事，平日里父亲话不多，更不爱回忆过去。

＂那时候日子苦，一家人挤在一间土坯房里。你爷爷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回来时常常累得说不出话。＂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温暖，带着一种久违的感情，＂你奶奶织草鞋换钱，有时一晚上能织两双。＂

煤油灯的光映在父亲的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艰难的岁月。

＂可咱们再苦，也得把粮食交给国家，因为国家更不容易。那时候，城里人吃不饱，工厂开不起来，咱农民就得多出力。＂父亲的眼中闪烁着光芒，＂记得有一年，公社书记带着我们去修水渠，三天三夜没合眼，就为了不耽误春耕。＂

我第一次听父亲谈起那段艰难的岁月，他平静的语气下，是对那个年代深刻的记忆和感情。

＂爸，您那时候就在春风农场了？＂我好奇地问。

＂是啊，那时候还叫春风生产队，后来才改成农场的。咱家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你爷爷，你太爷爷，都是种地的。＂父亲的声音带着自豪，＂咱杨家的人，都是靠着种地把日子过起来的。＂

窗外，雪下得更大了，寒风呼啸着掠过屋檐，发出呜呜的声音。火炕的温度渐渐上升，驱散了一天的寒意。

＂爸，您说这二十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太明白父亲为何如此激动。

父亲沉思片刻，说道：＂这不是钱的事。你看，国家现在这么忙，那么多事要做，可还记得我们这些老农民，这说明啥？说明国家心里有咱们啊。＂

听了父亲的话，我忽然有些明白了他的心情。对于父亲这一代人来说，国家就像是一个大靠山，一直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的岁月。如今，国家没有忘记他们，这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或许比二十元钱本身更加珍贵。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父亲早早起床，刮了胡子，梳了头，穿上那件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这是他的＂正式服装＂，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穿。那件中山装已经很旧了，袖口微微发白，但被父亲熨得笔挺，没有一丝褶皱。

＂爸，您这是要去哪？＂我好奇地问。

＂去趟乡政府，签个字。＂父亲边系扣子边说，＂这二十块钱的事，得亲自去签收。＂

我看了看窗外，大雪还在下，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要不我骑车带您去吧，下这么大雪，路滑。＂我提议道。

父亲摇摇头：＂不用，我走着去。咱们村到乡政府也就三里地，老张也一起去，有个伴。＂

说话间，老张已经站在了门口，他也穿戴整齐，手里还拿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杨老哥，走吧，咱俩一起去。＂老张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听说乡里今天专门安排了人接待咱们这些老工人。＂

父亲点点头，从门后取出他那把已经褪色的蓝布伞，那是母亲在世时用过的，他一直舍不得换。

＂路上小心点，别摔着。＂我嘱咐道。

＂放心吧，你爸这辈子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米还多。＂老张笑着说。

两位老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雪中，他们走得不快，但步伐坚定。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他们背着粮食去交公粮时的场景。

下午，父亲回来时，脸冻得通红，但眼睛却格外明亮。他小心翼翼地从内袋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乡政府给他的收据。

＂签好了？＂我接过父亲递来的湿漉漉的棉大衣，挂在火炕旁烘干。

＂签好了。＂父亲的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喜悦，＂乡长还亲自接见了我们，说咱们这些老农民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国家不会忘记。＂

我倒了杯热水给父亲暖手，看着他冻得发红的手指慢慢恢复血色。

＂乡长还问起你爷爷的事，说听说过你爷爷是个好人，当年带头参加集体化，把自家最好的地都交了出来。＂父亲的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咱杨家的人，一直都是好样的。＂

那个下午，父亲给我讲了许多往事，有些是我从未听过的。他讲起自己年轻时如何在农场拼命干活，成为生产队的标兵；讲起如何在饥荒年代坚持把口粮省下来交公粮；讲起如何在集体农庄时期带领乡亲们修水利、治荒地。

他的语气平静，但透过那些简单的词句，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以及他与这片土地、与国家之间那种深厚的连接。

晚饭后，父亲拿出那瓶珍藏的＂二锅头＂，倒了两小杯，一杯推给我，一杯自己端着。

＂今天高兴，咱爷俩喝一杯。＂父亲说着，举起杯子。

我也端起杯子，看着父亲期待的眼神，一饮而尽。酒很烈，灼烧着喉咙，但心里却涌上一股暖流。

＂好酒！＂父亲满足地说道，＂存了六年，今天算是有了好理由喝它。＂

窗外，雪停了，天空渐渐放晴。月光洒在雪地上，泛着银色的光芒，美得像一幅画。父亲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目光深邃。

＂爸，您在想什么？＂我走到父亲身边。

＂想你妈。＂父亲轻声说，＂要是她还在，该多好啊。＂

母亲去世已经十五年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走得很急。那时候我才上小学，对母亲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她是个温柔的人，常常在灶台前忙碌。

＂您和妈妈，是怎么认识的？＂我突然很想知道这个故事。

父亲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是在农场组织的秋收晚会上，你妈在台上唱歌，唱的是《粮食多得装不下》，嗓子特别甜。＂

我能想象那个场景：年轻的父亲，站在人群中，望着台上那个唱歌的姑娘，心里泛起涟漪。也许，那就是爱情最初的模样。

＂她走后，我就把心思全放在了地里和你身上。＂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温暖，＂好在国家政策好，让你上了学，不然咱家就要绝后了。＂

我知道，父亲为了供我读书，省吃俭用，甚至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几件值钱物件。他从不向我提起这些，但我从邻居口中听说过。

＂爸，等我工作稳定了，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我突然有些哽咽。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咱现在的日子就挺好。你看，国家现在这么照顾咱们，多发二十块钱，还派乡长亲自接见。这说明啥？说明咱们这辈子没白活。＂

夜深了，父亲准备睡觉。他小心地把那张新的＂通知单＂和签好字的回执放进木箱，和那些陈旧的交公粮收据放在一起。在他眼中，这些纸片不只是普通的文件，而是他一生的见证和骄傲。

看着父亲的背影，我忽然明白，那些年他背着粮食走向收购站的步伐，和今天走向乡政府的脚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国家的朴素情感。

。就像那些他珍藏的交公粮收据，看似只是一张张普通的纸片，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尊严。

一个月后，父亲领到了增加后的退休金。他拿着新的存折，神情庄重地走进储蓄所，把那二十元存了起来。

＂这钱不一样，得单独存着。＂父亲对我说，＂将来用它买点特别的东西。＂

我不再追问，因为我知道，在父亲心中，那二十元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面值。它是国家对一个普通农民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作的认可，是对一代人付出与坚守的回应。

春天来了，村口的老槐树发出新芽，农田里的麦苗泛着青绿。父亲每天早起，习惯性地看看天气，仿佛他还要下地干活。

有时候，我看着父亲站在田埂上的背影，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人这辈子，能留下什么？不过是种的地，交的粮，养大的娃，还有心里那点不变的情分。＂

或许，这就是父亲这一辈人的真实写照：朴实无华，默默耕耘，与土地、与国家结下深厚的情感连接。而那二十元的眼泪，正是这种连接最真实的体现。

父亲回来时，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中有光：＂国家没忘记我们。＂

这句话，他已经重复了很多遍，却依然满含深情。在这个普通的农民心中，国家的认可，比任何财富都更加珍贵。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