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八年的秋天，风里已经带了凉意，吹得厂区宿舍楼前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我刚从车间出来，一身机油味儿，手里拎着饭盒，拖着步子往三号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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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的秋天，风里已经带了凉意，吹得厂区宿舍楼前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我刚从车间出来，一身机油味儿，手里拎着饭盒，拖着步子往三号楼走。

“卫国！”身后有人喊我。

我回头，是车间主任老马，正推着自行车小跑着追上来。

“马主任。”我站定了，等他说话。

老马喘了口气，拍拍我肩膀：“跟你说个事儿，工会刘大姐托我问问，你对象找得怎么样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二十八岁在当年的机械厂已经算大龄青年，为这事没少被人操心。

“还没合适的。”我老实回答。

老马推了推眼镜，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刘大姐那儿有个姑娘，人特别好，就是...就是有点小毛病，你要不要见见？”

“什么毛病？”我警觉起来。厂里光棍多，好姑娘轮不到我这种闷葫芦。

老马支支吾吾：“就是...脸上有点印记，胎记那种。其实人不错，棉纺厂的挡车工，能干着呢。”

我愣在那儿。脸上有胎记的姑娘，我知道是谁——棉纺厂那个总是低着头走路的林晓梅。厂区就这么大，难免碰见过几次，每次都见她用围巾或衣领遮着脸，匆匆走过。

“这...”我有些犹豫。

老马看我迟疑，赶紧补充：“见见吧，刘大姐说那姑娘心眼实诚，持家是一把好手。你看你也这个年纪了...”

我明白老马没说完的话。我自己条件一般，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兄弟三个挤在两间平房里。我自己也不过是个二级钳工，每月挣六十七块三毛钱。好看的姑娘看不上我，条件好的我更不敢想。

“那...就见见吧。”我最终点了点头。

周末的工人文化宫茶座，人不多。我提前十分钟到了，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手心有些出汗。介绍人刘大姐远远朝我招手，身后跟着个穿灰色外套的姑娘，一直低着头。

“卫国，这是晓梅。”刘大姐把姑娘引到我对面坐下，自己找了个借口溜了。

我紧张得不知该看哪。对面的姑娘始终垂着头，双手紧紧攥着一个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手提包。

“你...你好，我叫张卫国。”我结结巴巴地开口。

她轻轻“嗯”了一声，还是没抬头。沉默在空气中蔓延，我急得额头冒汗。

“你要喝点什么吗？”我没话找话。

她摇摇头，终于稍稍抬了抬头，但我只看见她额前的刘海和一小片红色的印记。她很快又低下头去。

“我在机械厂二车间，做钳工。”我继续尝试交流。

她又轻轻“嗯”了一声。这次总算加了句话：“我知道。”

然后又没声了。我几乎要绝望时，突然注意到她那双放在提包上的手——手指纤细但关节略显粗大，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手背上还有几处细小的疤痕，像是被针扎的。这是一双勤劳的手。

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突然说：“你的手，一看就很灵巧。”

她猛地颤了一下，第一次完全抬起头来。我看到她左脸从眼角到下颌有一片深红色的胎记，形状像一片枫叶。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她那双眼睛，大而明亮，带着惊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

“我...我会织毛衣，”她轻声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些，“还会做衣服。”

“真的？”我来了兴趣，“我妹妹一直想学做衣服，没人教。”

她微微笑了笑：“如果她愿意，我可以教她。”

就这样，我们居然聊了起来。我发现只要不盯着她的脸看，她其实很健谈。她告诉我她从小喜欢做手工，棉纺厂的工作也是因为手艺好被评上先进生产者。我告诉她我在机械厂的工作，喜欢摆弄机器。

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刘大姐回来。

“聊得不错嘛！”刘大姐看着我们，满脸惊喜。

晓梅又低下头，但这次我看见她嘴角带着笑。

送她回棉纺厂宿舍的路上，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她走在我外侧，有意无意地用有胎记的那侧脸背着光。到一个风口时，一阵大风突然吹起了她的围巾，她慌忙去抓，我却看见那片胎记在夕阳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色泽，不像平时看到的那么刺眼。

“其实不难看，”我脱口而出，“像片枫叶。”

她愣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随即眼圈微微发红，迅速把围巾重新裹好。

我以为我说错话了，一路不敢再吱声。直到她宿舍楼下，她才轻轻说了声“谢谢”，转身跑进去了。

我以为这事黄了，没想到第二天刘大姐兴冲冲地来找我，说晓梅愿意再见一面。

第二次见面，她明显放松了许多。告诉我因为脸上的胎记，相亲过十几次都失败了。有人说她“晦气”，有人直接当面表示“带不出去”。

“你不怕别人笑话吗？”她突然问我，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老实回答：“怕。但我更怕一个人过一辈子。再说，我也不怎么样，没资格挑三拣四。”

她笑了，那片胎记随着笑容舒展，我第一次觉得那并不碍眼。

我们开始正式交往。机械厂的哥们儿见了晓梅，背后都劝我再想想。

“卫国，你这条件找什么样的不行？偏找个脸花了的。”同宿舍的李大勇直言不讳。

车间里也有人开玩笑：“晚上熄了灯都一样是吧？”

我不善言辞，只能笑笑。但说心里完全不在乎是假的，有段时间我甚至不好意思和她一起走在厂区主干道上。

转变发生在一个周日。我去她宿舍找她，她正蹲在楼道里帮一个老太太修煤油炉。那双灵巧的手三下五除二拆开炉子，找出堵塞的地方，清理干净又装回去。老太太连连道谢，她只是笑笑说“举手之劳”。

回去的路上，她说：“厂里宿舍的老人经常找我修东西，我会修缝纫机，还会修手表呢。”

“跟谁学的？”

“自己琢磨的，”她说，“脸上这样，不爱出门，就在屋里研究这些。”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可能真的捡到宝了。

交往半年后，我决定娶她。家里炸开了锅。

“你疯了？找个脸有疤的！”母亲第一个反对。

二哥说得更直接：“带你媳妇出去，不嫌丢人啊？”

只有父亲抽着烟，最后说了一句：“娶妻娶贤，脸蛋能当饭吃？”

我坚持自己的决定。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在厂工会礼堂简单办了婚礼。晓梅自己做了红色连衣裙，领子设计得巧妙，半遮着脸。婚礼上不少人窃窃私语，我都假装没听见。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分到的房子只有一间筒子楼，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晓梅毫无怨言，用巧手把小小的家布置得温馨舒适。她给我织的毛衣是全楼最漂亮的，还会用废布料做成精美的窗帘、桌布。

真正让我发现她“不一般”是在婚后第三个月。我家一台老式座钟坏了多年，找了好几个师傅都没修好，她居然拆开来一点点研究，用自制的工具修好了。

“你怎么会的？”我惊讶极了。

她淡淡一笑：“小时候邻居是个老钟表匠，我常去看，久了就会了。”

消息传开，筒子楼里谁家东西坏了都找她。从缝纫机到收音机，甚至小孩的玩具，她都能修好。大家渐渐不再注意她的脸，而是亲切地叫她“巧手梅”。

一九八九年底，厂里效益开始下滑，不少工人只能拿基本工资。我家也紧巴巴的，但我从不听晓梅抱怨。她反而更忙了，帮人修东西从不收费，但邻居们总会送点菜、蛋或者日用品作为感谢。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她正对着一台崭新的华南牌缝纫机发呆。

“哪来的？”我惊讶地问。

“纺织厂王阿姨借我用的，”她眼睛发亮，“说放家里没人用，让我帮着用用。”

我知道这是客气话，那台缝纫机明显是新的。果然，后来才知王阿姨女儿嫁人，非要请晓梅做嫁衣，特意买了新缝纫机“借”给她用。

晓梅的手艺很快在厂区传开了。她做的衣服既时髦又合身，比百货大楼的成衣还好看。渐渐地，有人开始付钱请她做衣服。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下岗了。机械厂大规模裁员，我这种二级工首当其冲。拿着三百元安置费回家那天，我蹲在门口一根接一根抽烟，不知未来如何是好。

晓梅什么都没说，只是做了几个我爱吃的菜。晚上，她拿出一个小铁盒，倒出一堆零钱和整钞。

“这是...”我愣住了。

“这段时间做衣服攒的，”她说，“有八百多呢。”

八百多！相当于我十个月工资了！

“你什么时候攒了这么多？”

她笑笑：“晚上你睡着后，我接了点活儿。现在有个想法，咱们开个小裁缝铺吧？”

我惊呆了。在那个年代，辞职下海需要巨大勇气，更何况我们一无所有。

“可是...”

“没关系，”她握住我的手，“我会做，你会修机器，咱们夫妻店，一定能行。”

就这样，我们在厂区附近的街边租了个小门面，取名“卫国裁缝店”。我负责维修缝纫机、锁边机，她负责裁剪制作。刚开始生意清淡，但很快，经由老顾客口口相传，我们的手艺出了名。

晓梅设计的女装尤其受欢迎，她总能根据最新杂志上的款式，加以改良，做出更适合东方人身形的衣服。而我发现她在机械方面真有天赋，店里所有设备我都放心交给她维护。

一年后，小店扩建了。我们雇了两个下岗女工帮忙，晓梅耐心教她们技术。那时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她脸上的胎记了，大家见到她都客气地叫“梅师傅”。

一九九三年，我们已经租下了隔壁店面，生意越发红火。一天晚上打烊后，晓梅突然说想学英语。

“为什么？”我很惊讶。

“有外贸服装厂来找我们代加工，我想看懂他们的图纸和要求。”她说得理所当然。

于是三十岁的她开始自学英语。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听广播学校的英语课程，做笔记，跟着读。我笑她发音古怪，她却从不气馁。

一九九五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工厂，专门生产中高端女装。晓梅的设计被南方客商看中，签下了大额订单。搬家那天，她从旧屋里抱出那个已经生锈的小铁盒。

“还记得吗？我们的起步资金。”她眼睛湿润了。

我搂住她的肩，百感交集。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我几乎忘了她脸上那片胎记——直到有一天，一个外商突然来访。

那是我们接到的第一笔外贸订单，对方是美国一家服装公司的采购代表。当我陪同布朗先生走进展示厅时，晓梅正背对着我们整理样衣。

“这是我们首席设计师，林晓梅女士。”我介绍道。

晓梅转过身，我瞬间紧张起来——今天她把头发扎起来了，那片胎记完全暴露在外。我下意识地想挡在她面前，却惊讶地发现布朗先生毫无异样表情，自然地与她握手交谈。

更让我吃惊的是，晓梅用流利的英语与布朗先生交流，专业地解释设计理念和工艺细节。那一刻，她脸上自信的光芒让那片胎记仿佛不存在了。

送走布朗先生后，我久久地看着妻子，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看到的不再是那片红色印记，而是她整个人——聪明、坚韧、美丽的整个人。

“怎么了？”她注意到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我走过去，轻轻抚过那片胎记：“没什么，只是觉得这片枫叶真好看。”

她愣住了，然后笑了，眼中有泪光闪烁。

时间飞逝，我们的服装品牌渐渐有了名气。二零一零年，公司已经小有规模，在北京开了旗舰店。在接受一家时尚杂志采访时，记者好奇地问起晓梅脸上的胎记。

“林总从未考虑过去掉这个印记吗？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容易做到。”

晓梅笑了笑，平静地回答：“这是我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从哪里来，也让我记住那些不因外表而评判我的人。”

当晚回家，她对我说：“其实最早想过去掉，但没钱。后来有钱了，却不想了。这是老天给我的考验，也是礼物——它帮我筛选了那些只会看表面的人。”

我握住她的手，想起一九八八年那个秋天的下午，想起我几乎因为这片胎记而错过的人生。

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五周年。孩子们张罗着要办庆典，请来了许多老熟人。厂区老街坊、老工友聚在一起，说起往事不胜唏嘘。

李大勇已经白发苍苍，喝多了酒拉着我说：“卫国啊，当年大家都笑你傻，现在看，你才是真精明！捡了这么大个宝贝！”

我看看远处正在和老姐妹说笑的晓梅，她眼角的皱纹已经与那片胎记连成一片，但在灯光下笑得那么明亮。

“不是我精明，”我轻声说，“是老天待我不薄。”

晚宴上，主持人让晓梅说几句。她站起来，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

“很多人问过我和卫国的故事，”她说，“其实很简单：一九八八年，有一个男人愿意娶没人娶的姑娘；而这个姑娘，用一生告诉他，他的选择多么正确。”

全场掌声中，我走向她，像三十五年来的每一天一样，握住那双灵巧的手，轻轻吻了吻她脸上那片枫叶般的胎记。

这确实是我捡到的最珍贵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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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为虚构。

来源：小豪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