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有个在世界各大文明中独有的概念，叫大一统。那啥叫大一统呢？《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徐彦注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而《汉书》则说得更加清楚明白——“《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

中国有个在世界各大文明中独有的概念，叫大一统。那啥叫大一统呢？《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徐彦注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而《汉书》则说得更加清楚明白——“《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用大白话说，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一致。但在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中，所谓的大一统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疆土上，寸土不能丢，必须金瓯无缺，才配叫大一统。

但在不同的时代，这种体现在疆土上的大一统，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

比如东北那旮旯，具体说是辽东，早在西周初年箕子就被周武王封在了辽河与大凌河流域，称为箕国。战国时的大将秦开又在辽东拓地千里，把燕国的边境一杆子捅到了汉城。而且直到魏晋的一千多年里，这里都是毫无疑问的华夏固有疆土。

所以那时候谁要丢了辽东，还有脸说什么金瓯无缺和大一统？不被吐沫星子淹死才怪！

可自从司马懿屠了辽阳并尽迁辽民入内地之后，东北基本就被从大一统的涵盖范围里剔除了。像北宋拿不回燕云十六州，就被骂了上千年，可好像谁也没提过早在晚唐就尽陷敌手的辽东，似乎那块土地跟中原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西北，自安史之乱后西域、河西、陇右尽数沦陷，但丢了就丢了。哪怕后来吐蕃、回鹘统统变成了废柴，大唐朝廷也没兴趣收复失地。此后的历朝也是在闲得蛋疼时才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绝大多数时间里往那边瞅一眼都算输。

直到一千多年后，被准噶尔惹毛了的满洲人才咬牙切齿的重新杀了回来，才没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更多的遗憾。

在那个时候战略价值更低的南方，就更加被无视了。典型如安南，从秦汉起即已北属，此后除了成为“流放胜地”外一直默默无闻，几乎从来没人关心。直到唐末五代中原大乱且自顾不暇，安南才胆战心惊的悄咪咪反了一把试试水，结果发现还是没人鸟他……直到500多年后好不容易有个朱棣关注了一下，派兵收复了安南。可仅仅20多年后大明闹起了财政危机，朱瞻基甩包袱的第一个目标，还是安南。

可见对历代王朝来说，疆土固然是越大越好。但开疆拓土所能得到的，往往仅是面子，却经常非常的伤里子。就拿辽东来说，要是那里有几百万汉民，还能像近千年后的那样遍地的大豆高粱，你信不信赵大赵二们就算飞过幽州，也得去抢回辽东？

说到底，都是利益，都是算计。

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刘询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正式统治这块遥远又广袤的土地。

由于当地生产力低下，从内地输运补给成本过高，往往输十石实到者不足一石，所以西域都护府根本养不起多少兵。班超当西域都护时，因为带着祖传的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把汉和帝刘肇给整激动了，一上头就给老班支援了800个正规军和1000名死囚——谁能想到这竟是西域都护（长史）府存续的436年间，兵力最富裕的时候？

没错，两汉亡了，西域长史府还在，魏晋依旧如故。直到闹起了五胡，司马晋室被撵去了江南，与朝廷失去了联系的西域都护府只好归附同属汉人政权的前凉。直到前凉被苻坚所灭，才最终烟消云散。

从神爵二年到东晋太元元年（376年），恰好是436年。

但中土力量在西域的缺位，只是划下了个短暂的休止符。二百多年后的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又在这片土地设置北庭与安西都护府，虽面临日趋强盛的吐蕃的挑战，但安西四镇屡撤屡复——反正只要大唐还是盛唐，只要还有口气在，就不会放弃西域。

直到安史之乱把这口气彻底给打没了。

可以这么说，只要中原王朝定都于长安，只要这个王朝有心气、有野心，想进取，就断然不能没有西域。

为啥？长安所在的关中向来有“四塞之险”的说法，实际战略地理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东向（函谷关和潼关）和南向（武关）方面。在西北两个方向，萧关固然险要，但其所属的六盘山脉南北总长仅130公里，塞外南下的游牧骑兵很容易绕过去不说，而且六盘山还不止萧关这么一个通道，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至于西边的大散关，都杵到宝鸡了，你让姓嬴、姓刘或姓李的皇帝晚上能睡好觉？

我们甚至可以夸张点说，只要中原王朝没控制住祁连山和贺兰山这两座山脉，游牧骑兵南下关中，基本就跟逛自家菜园子一样轻松惬意。所以秦、汉、唐这三个以长安为都的王朝，只要搞定了内部下一步要干的肯定是北上河套，然后再以这个“塞上江南”为后勤和前进基地，进而跟这两座山较劲，非得让匈奴、突厥什么的“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不可。

但问题是就算搞定了这两座山，但胡人都有四条腿，你追不上啊？祁连山和贺兰山那疙瘩又无法耕种，汉人难以扎根，所以你一撤，人家又回来，继续撩闲，你咋办？

所以拿下两山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得堵住胡人的退路，让他没法逃，或者逃了就回不来。

甭管是匈奴还是突厥，玩“敌进我退”的把戏只有三条路线，即向东、向北和向西。往东这条退路，基本没人选过，为啥？除了大海形成的断头路外，尚未发育完全的东北游牧/渔猎民族也不好惹，往这边跑弄不好就会被地头蛇和中原“天兵”混合双打；向北那条路一般也没人愿意走，因为越往北，就意味着气候越寒冷、土地越贫瘠，根本养不活多少人口和牲畜，相当于慢性自杀。

那就只能往西跑了。而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西域。

西域这块地方，在中原王朝眼里穷得一批，除了战略地位和丝绸之路带来的那点收益外几乎毫无价值。可对于匈奴、突厥、回鹘等塞北游牧民族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

以天山为分界线，西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风貌——北部遍地是优质的牧场，可供游牧民族悠然生活和休养生息；南部则遍地城邦，普遍操持商业，具体说就是充当东西方贸易的二道贩子，因此拥有大量游牧民族极度缺乏又梦寐以求的商品。偏偏这些城邦普遍军力孱弱、不堪一击，简直就是匈奴、突厥、回鹘等民族最好的劫掠对象。

所以他们一旦在塞北挨了揍，本能的就会向西逃窜，等待回血再卷土重来。所以博望侯张骞才会认为西域是匈奴之“右臂”，唯有将这只手臂彻底斩断，才能“使胡人渐衰渐弱，不复为寇”。

只不过汉朝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无法在西域维持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但也不要紧。像班超要做的就是将天山以南的城邦小国捏合成一个整体、弱弱联合，相对而言就没那么弱了，起码匈奴再想跑过来抢劫难度就提高了很多。再加上汉军源源不断的出塞打击，终于使得匈奴人再也支撑不住，只能要么内附，要么继续西迁中亚甚至中近东，不复再为中原之患。

唐朝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汉朝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能够负担在西域较大规模的驻军。但唐军在西域驻军规模最多时也就四万多人（安西2.4万，北庭2万），少的时候才两万多人，而且还得屯田，否则还是得挨饿。

别看从高宗晚年到玄宗中期安西四镇被吐蕃人折腾得屡撤屡复，但我们该关注到的是在此期间吐蕃累积出动了近百万大军攻击西域，为的就是消灭安西军那两万多人。但即便拥有这么大的优势，吐蕃人也只能偶尔成功，前提还得是大唐内部出了问题。

这就足够了。

吐蕃总共才有几个人？当他们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西域，对西川、河西、陇右等地自然就无暇他顾了，于是唐朝的战略目的也就达到了。

而一旦失去了西域对吐蕃的牵扯呢？安史之乱一起，李隆基就顾头不顾腚的调安西军东进。剩下的残部虽浴血奋战了数十年，但在战略上已经起不到拖住吐蕃后腿的作用。于是很快河西、陇右尽陷，连关中都有吐蕃跑马，直至长安被偷家。

但对汉唐如此重要的西域，却在此后历代王朝中的战略价值越来越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啥？因为国都东迁了啊！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自此长安失去了成为一朝首善之地的资格。但长期以来与长安并称中原城市双子星的洛阳也没好到哪儿去——只在后梁的后半截（4年）和后唐（14年）短暂的成为国都，等石敬瑭再次称帝后不到半年，就迁都去了开封，从此地位也一落千丈。

（开封古称大梁、开封，自北周至隋唐称汴州。后梁升为开封府、称东都，后唐复称汴州，后晋、后汉、后周三朝称东京。北宋称东京开封府，金朝称汴京，至元始称汴梁，明清又称开封府。为图省事，本文统称开封。）

长安不再受到青睐，原因是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带来了经济的崩盘；而千年古都洛阳居然竞争不过区区一个开封，理由则是被破坏得太厉害了——从安史之乱到藩镇混战再到黄巢之乱，洛阳的基础设施、人口以及财富动不动就被周期性清零。当张全义被朱温打发到这里担任节度使兼河南尹时，最盛时人口过百万的洛阳，居然只剩下了几百户人家。

这是无论如何也担不起一国之都的重任的。而失去了这次机会，也让洛阳跟长安一样，从此再未被任一王朝定为国都。

其实长安与洛阳，就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双城系统，命运攸关，很难独存。像西周在镐京待不下去了就往洛阳跑，东西汉亦然，唐朝更夸张——从李世民至李隆基每到冬春青黄不接或发生饥荒时，就带着老婆孩子、文武百官以及驻京军队往洛阳跑，去“就食”，说白了就是去要饭。为此，李世民还曾自嘲说他是“逐粮天子”。

一个在政治、军事上优势巨大，一个在经济上独占鳌头，非常的互补，又不可或缺。当短短的百五十年里长安六破，再也不复辉煌之后，洛阳也独木难支。

而开封相较于长安和洛阳，无论是历史地位还是战略地理都能被秒成渣，但就一样好处谁都比不了，那就是有钱。

话说当年杨广修的大运河有两条线，一向北，一向西。往北的这条水上大通道是为打仗准备的，具体说就为东征高句骊，往西的这条线则是给东都洛阳输血用的。为啥不通到长安？因为长安要搞水运，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黄河中上游，而这条暴躁的母亲河在那段又是出了名的难搞，杨广没那个耐性，干脆在实际上迁都了。

而随着自中唐以来洛阳的多灾多难，这个大运河上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也随着落寞、星散，甚至连航道都淤塞了。但大运河还得继续运货啊，所以洛阳甭管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地位必然要被取代，而这个后来者，就是开封。

当然开封也有劣势，还异常致命。那就是身居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不说，头顶上还悬着条黄河，简直就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按说是非常不适合做国都的。但问题在于五代就不是个正常的世道啊，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就要改朝换代一次，眼前都顾不明白呢，谁还管长远？在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年代里，想要在天下至尊的宝座上多坐几天，就得多养兵、练强兵，就必须多搞钱。那么哪儿的钱最多、最好搞？当然是航运四通八达并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的开封，那还不得紧紧的攥在手里、盯在眼前？

所以开封就在这个畸形的时代里，莫名其妙的成了天下中枢之地。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其实是全盘照抄郭威的旧作业，毫无新意，看上去不过是五代之后的“第六代”而已。而他好像也没什么长远打算，一副过把瘾就死的架势，所以北宋的国都依旧是那个怎么看都不该是国都的开封。

可赵大的屁股在龙椅上安安稳稳的坐了十几年后，好像没谁能动摇得了，于是渐渐信心足了，也开始往长远想了。这时他再审视开封这个国都，就怎么瞅怎么嫌弃了。

所以老赵就想迁都，迁哪儿去呢？“迁洛未已，久当迁雍”（《邵氏闻见前录·卷七》），就是首选洛阳，如果条件许可，长安更好。不过这会儿工夫大宋朝是稳了，但统治阶层也“亲党胶固”了——大批的勋贵重臣早就在开封安家置产，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可一旦迁都，开封必然衰败，资产可就不值钱了，还得面临洛阳土豪的激烈竞争，权力和财富可能要重新洗牌。面对这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当然不乐意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今天也要迁都，想想反对最激烈的会是谁？

所以迁都这种事，在历朝历代都是能要了许多人老命的大事。哪怕是像北魏、元、清这种从穷得掉渣的地方迁到富得流油的大城市，都能跳出来一大堆反对者，更何况内地城市间的“平替”？典型如明朝的迁都，虽然凭借朱棣的巨大权威和强硬的手腕给办成了，但后遗症同样是无比巨大的，直接导致了南方士大夫与朝廷巨大的隔阂和分歧，终明一朝都没法说就解决掉了。

所以赵匡胤想迁都，压根就没什么人支持，还推出了晋王赵光义当代言人跟他打擂台。尤其是赵二反对的理由简直牛批Plus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为啥？因为人家说了，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

这让你哥还怎么回？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也让赵光义获取了大把的人脉和声望。

可等赵光义变成了赵炅，还坐上了他哥的位置时，站的角度不同了，看待问题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样了。所以你要问赵二想不想迁都，他肯定想啊！可问题是自己的嘴早被自己堵上了，还迁个毛线迁！

所以谁都知道开封不适合当国都，早晚要暴雷，可谁都没办法。

既然搬不走，那就得想办法把日子凑合过下去。针对黄河的隐患，历朝历代都治河，但谁也没像北宋这样能折腾，三次回河之争明面上为了让黄河改北流为东流，人为制造辽国南下的军事屏障，但实则也有改善开封防洪防涝形势的目的。只不过赵家皇帝和一班官老爷只会关起门来搞拍脑门决策，一通瞎折腾下来黄河继续北流，却把原本人口密集、经济体量占全国四成左右的河北冲了稀巴烂。后来女真人南下灭宋时在河北近乎畅通无阻，就是这一系列谜之操作产生的恶果。

比让黄河改道更紧迫的，则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把燕山天险攥在自己手中。

相较于西域对于长安的战略价值，有没有幽云十六州对开封来说更加致命。

假设北宋的都城在长安，那么整体的国防形势将截然不同——甭管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再想兵临城下，就得先直通河北，再打穿河南，然后面对一夫当关的陕虢高地以及潼关这样的坚城，不死一地人就想进关中？

更何况，他们还不得不维持长达两千里的后勤补给线，一旦有失，就是万劫不复。

就算宋军还是如往的一样拉跨、上述天时地利人和都挡不住他们的马蹄，可以直扑长安了，那又如何？赵佶可以从容的学习李隆基逃亡川中，让契丹人或女真人见识一下什么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又何至于出现二帝被掳、社稷顷刻覆灭这种奇葩事？

即便迁都洛阳，形势同样会有所不同。洛阳之所以被历朝历代视作长安的“备胎”，就因为在地形上既有伏牛、外方、熊耳及崤山四大山脉拱卫外围，又有黄河、洛河、伊河、涧河、汝河等水系环绕其间，更有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等险要关隘可拒敌于洛阳之外，可以视作是个小了数倍的关中四塞。赵佶要是蹲在这里，被女真人抓俘虏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唯独开封不行。四面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谁知道哪天早晨一睁眼，大宋的国都就被围个水泄不通了？

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拿下燕山这道开封以北除黄河以外的唯一天险。

所以在攻灭北汉以后，赵炅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仍一意孤行的要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因为他很清楚，他要不迁都，就必须死磕燕云。如果这种事他这个相当于开国之君的都做不到，难道还指望生于深宫、养于妇人的子孙后代能办成？

只可惜一场高粱河之败，让赵炅的一切幻想成空。所以此后的历代赵家皇帝为啥甘愿丢人现眼的给辽国送岁币，动辄被人家敲诈，还拼命折腾黄河？就是因为燕云十六州拿不回来，心虚得很，安全感极度缺失。

所以当女真崛起全面攻辽时，赵佶几乎是近乎本能的就签下了海上之盟。客观的讲，北宋这么干非常不要脸。毕竟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间维持了百多年的和平，甭管契丹人在盟约中占了多大的便宜，你老赵家不也拿到了最想要的好处——安全不是？如今盟友倒霉了，你立马翻脸不认账，这叫什么玩意？

因此国内反对声浪很大。像枢密院执政邓洵武就曾提出一个尖锐却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且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攻辽主将之一的种师道甚至直言这就是一场不义之战，他自己都觉得臊得慌：

“今日之事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师出无名，事固无成，发踪之初，宜有所失。”（《三朝北盟会编·卷六》）

但赵佶的态度就是不听不听和尚念经，反正就是豁出去日子不过也得拿回燕云十六州。结果呢，果然没日子过了。

归根结底，以开封为都，早晚都得面临这个难题，谁都躲不过。

所以金国入主中原后，压根就没考虑开封，而是把国都立在了中都（今北京）。只有在后来被蒙古人揍得人仰马翻后，才暂时逃到开封立足。

而元大都，还是在北京。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殊途同归，其实有着同样的理由，那就是传统的汉人王朝古都，像长安、洛阳什么的位置太偏南，他们在气候、饮食等方面都非常不习惯。再一个就是太深入汉地的话，作为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人口的异族皇帝而言，心里也非常没有安全感。呆在中都、大都，哪天扛不住了想往老家跑，不也很方便吗？

在这方面，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同学就非常有心得。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定都南京——这其实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而朱棣非得弃南京而就北京的作法，就非常值得商榷了。

女真人、蒙古人以及后来的满洲人占了中原后选北京为都，从他们的角度绝对是最优选，但对汉人王朝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

历代汉人王朝定都，主要基于三个考量。首先就是军事地理上必须优越，必须有充足的安全保障。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水平不高、通讯和交通技术落后的古代，国都几乎就代表了一切——国都被破，基本就意味着这个王朝完蛋了。除非你能像唐朝那么生猛，长安六破照样活蹦乱跳。

咸阳沦陷，大秦就没了；洛阳城破，西晋就脑死亡了；邺城失守，北齐人再怎么不服，也只能甘为宇文氏的顺民；开封失守，徽钦二帝即成亡国之君；临安献城，南宋此后再怎么地抵抗也仅具备精神上的价值；妥懽帖睦尔弃守北京，即再不复为中原之主；朱由检自挂煤山后，哪怕推出再多的朱姓皇帝，那也是南明，而非大明。

所以国都必须选在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自北宋栽了个大跟头以后，除了走投无路的女真人外再无一朝定都开封。

其次是国都必须建在有充足的民意基础的地方。因为国都是一个王朝的基本盘嘛，不但要能防御外部攻击，更要极力避免内部变乱，所以一定要选个对自己支持率高的地方。

像刘邦的老家本在徐州那边，却定都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就是因为关中百姓受其恩惠颇多，对其感念颇深。故此在楚汉争霸中，关中父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有了西汉的立国。

所以刘邦理所当然的定都在长安这个基本盘。至于老家徐州，不说那是个四通八达的四战之地，光是离江东那么近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敬而远之了。

东汉定都洛阳，一方面那里离刘秀的老家很近，另一个也是考虑功臣集团的情绪——毕竟大多数勋臣都是河北人，而河北对于关西尤其是长安的怨念，那可真堪比滔滔江水啊。

从西魏到隋唐的国都都是铁打的长安，原因就一个，关陇集团呗；北宋选开封，除了五代的惯性，还因为老赵家的根基在这里扎得最扎实；朱元璋定都南京，因为那是他“深挖洞、广积粮”的发家之地，可以无脑选。

而最后一条，就是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长安之所以长期成为国都的首选，就在于曾一度富甲天下——要知道最早之“天府之国”的美称可不属于四川，而为关中所有。而后来的王朝体量越来越大、官员、兵将等不事生产者越来越多，再加上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的产出越来越不足以应付日益庞大的支出。再加上航运条件的不利，长安的衰败和被抛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洛阳也差不多。河南作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历来富庶，而洛阳长期以来作为河南第一城，自然是定都于此的首选。可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开封取代了洛阳成为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使得后者的地位和重要性一落千丈。

否则唐朝时被打烂的洛阳为啥就不重建了？要知道以前洛阳不知被打烂过多少次，但无不很快重新崛起，但这回就不行，因为没价值了嘛。

尽管很多人坚信定都于南方的政权，只能割据且普遍不长命这种颇为唯心的观点，但事实上自北方沦陷以及南宋不得不大力开发南方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楚、吴等国就在南方筚路蓝缕，五胡及南北朝时期大批流亡汉人的到来更是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但实际成果有限。截止中唐时，得到较为充分开发的也仅有今天的苏南、浙北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浙江的大部分仍遍布丛林、沼泽，偌大的华中地区仅有区区百余万人口——“苏湖熟，天下足”，还要等到南宋才出现（语见陆游《渭南文集》）；至于“湖广熟，天下足”更是明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有人肯定说不对呀，中唐的时候朝廷不是已经依赖江南藩镇的财赋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了吗？这话倒没错，但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嘛！因为更富裕的河南、河北的藩镇跋扈啊，明目张胆的欠税甚至拒缴。朝廷也不敢硬要，只能找更加乖顺的江南藩镇去要，揪着一只羊猛薅。

可江南诸镇使出洪荒之力，每年也只能上缴长安40万石漕粮。而唐德宗那会儿，骄横的河北三镇好不容易愿意交税了，仅一个最穷的幽州镇就上贡了50万石。

而根据《通典》的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各地存粮量如下——河北2100万石，河南2200万石，河东1100万石，关中800万石，陇右350万石，山南（华中地区）300万石，剑南（四川）200万石。而位于南方的淮南、江南、岭南三道加一块，才只有300多万。在那个因为钱荒而通用粮食和布帛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年代，这个数据就足以体现出各地的经济水平差异了。

但自晚唐到北宋，北方持续爆发战乱，不但动摇了经济基础，也推动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南迁。根据各朝史书数据的汇总，唐初时南方户籍数（含江淮地区）仅占总户籍数的28%，到北宋开国时就接近半数了，到宋末元初时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9.8%的比例。哪怕朱元璋驱逐鞑虏后大力向北方移民并加大投入建设，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南方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78.5%。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几乎就意味着一切，所以南方在经济上的爆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明朝以南京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背靠经济中心，就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可搬到了北京以后呢？政治中心离经济中心两三千里地，山高皇帝远，还有面对跟自己离心离德南方士大夫，朱家皇帝的手得伸多远，才能拉住这两条腿不各走各的路？

明明规定每年江南要往北京输送400万石漕粮，以维持京师及北方边军所需。可嘉靖以后南方各省就敢拖着欠着，直到崇祯年间年漕粮降到了不足百万石，搞得朱由检穷得像个叫花子，他的大明官兵比叫花子还叫花子，大明能不亡？

要是大明的国都不在北京而在南京，南方官绅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会不会就是另一种情形了？

其实这篇文章写着写着早写歪了。但我码字向来没提纲没草稿，歪是常态，又懒得删稿重写，就这样吧。

最后再回到主题，为啥中唐失去西域，直到近千年后的清中期才收复失地？原因很简单，就是长安没机会再当国都了呗。

前文说过，只要国都定在长安还想消除国防隐患，就必须控制西域。可要是国都不在长安呢？其实就无所谓了。比如对北宋来说，西夏的党项人想要打到开封城下，就得先杀穿关中，可关中是那么好杀穿的？别看他们成天把宋军打成狗，可打来打去离京兆府（即长安）还有好几百里地呢。所以宋人对党项人可不像对契丹人那么客气，还动辄喊打喊杀，就因为心里有底，可不像面对契丹人时那么心虚。

事实上别说西域了，北宋对整个西北都没啥兴趣。哪怕他们能拿出对燕云十六州一半的重视程度，西夏还想立国？不被斩尽杀绝都算命大。

战略上没什么价值，经济上没什么油水，连汉人都找不到几个，连升三级都没人愿意去做官——这样的地方拿到手肯定还得倒贴，反正让姓赵的皇帝完全提不起兴趣。

明朝的情况也差不多。洪武年间哈密内附，永乐设卫，等于是把大明的一只脚硬生生的拉进了西域的大门。可明朝对此的反应是什么？朱老板问谁愿意去哈密当官驻军啊，结果没一个人主动报名。要是换个别的事，老朱早抡起四十米长的大刀一通嘎嘎乱杀了，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他就非常好说话。到最后他也没为难任何人，而是从甘肃调了批蕃兵鞑官充数了事。

至于像汉唐那样把这扇门一脚踹出条通衢大道、将整个西域攥在手中，朱老板更是半点热情也欠奉，从此再未前进半步。后来朱瞻基在位的时候，那些蕃兵鞑官闹着要回家，他也就顺水推舟了。至于哈密，就“哈人治哈”好了。到了嘉靖年间，哈密连名义上的称臣也懒得再维系了，但这码事从未在大明朝廷掀起过哪怕一丝的涟漪。

其实满洲人刚进关那会儿，恐怕也压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要跟西域打交道。相较于蹲在那旮旯的漠西蒙古，清朝更看重的是他们的亲戚漠南和漠北蒙古。谁知噶尔丹这厮不走寻常路， 居然无视传统的西北羌胡南下关中，再进取中原的“传统路线”，而是从长城外一路打穿蒙古高原，又从库楞湖（今呼伦湖）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兵锋直指北京。最近时打到了乌兰布通（今内蒙赤峰），距离北京仅700里之遥。精锐的准噶尔骑兵要是不惜马力的话，3天功夫就能兵临北京城下。

这可就把康熙皇帝给惹毛了——怎么着，这是把朕当赵佶了？

于是集康雍乾三朝大帝之力、历70余年，累计出兵数十万，前后糜饷上亿两，也得把西域拿下。不仅要拿下，还得车轮放平，那叫一个众生平等……

所以没威胁、没利益就没价值，西域就被唐宋元明无视了近千年。可一旦这个前提不存在，那就是甭管倒贴多少也得拿下，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要是朱老板或朱老四碰上了噶尔丹的万里大奔袭，你信不信这爷俩能比康雍乾还疯？

话说早期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柔然、突厥、回鹘什么的。那时候东北遍地小卡拉米，偶尔出息了个鲜卑、高勾骊，还汉化得比谁都拼，难成大患。可自晚唐以后，东北的游牧/渔猎民族终于发育完全，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什么的一个比一个生猛。恰巧又赶上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东迁，两边就迎头磕上了。而无论汉胡都日渐衰落的西北，就渐渐成了个无人关注的角落。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愿意称噶尔丹为“民族英雄”。要是没他，没准我们今天去新疆旅游都得办护照。

来源：倾听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