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打开门，是小奥马尔。他穿着睡衣，手里紧紧攥着他最喜欢的一辆红色法拉利模型车。他把车塞到我手里，小声说：“For the plants.”

本内容纯属虚构

我打开门，是小奥马尔。他穿着睡衣，手里紧紧攥着他最喜欢的一辆红色法拉利模型车。他把车塞到我手里，小声说：“For the plants.”

然后，他踮起脚，指着窗外菜地的方向，用他那依旧别扭的中文，清晰地说：“姐姐，瓜。”

他学会了“瓜”这个词。

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和他手里的玩具车，突然之间，所有的委屈和绝望都消失了。一股暖流从心底涌上来，让我有了豁出去的勇气。

我决定去找拉希德先生。

我一直等到深夜，等到他那辆黑色的车回来。我站在客厅的阴影里，等他进门。他看到我，有些意外。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哭诉。我只是走到他面前，把奥马尔给我的那辆玩具车放在他书房的桌子上，然后轻声说：“先生，这片地，对我来说，是家。可能……对奥马尔也是。”

说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也放在了桌上。那是我今天刚摘下的第一根黄瓜，长得歪歪扭扭，一点也不好看，但绿得逼人。

我鞠了一躬，转身离开。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努力了。成与不成，听天由命。

第三章 第一次收获

第二天，什么也没有发生。

物业没有再来催促，萨勒玛太太也像忘了这件事一样，没有再提拔菜的事。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我知道，一定是拉希德先生做了什么。那根歪歪扭扭的黄瓜，在他那张一尘不染的红木书桌上，摆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我再去打扫时，它已经不见了。

我的菜地，就这样被默许了。

很快，就到了第一次大丰收的时候。番茄像一盏盏小红灯笼挂在枝头，黄瓜顶着小黄花，水灵灵的，豆角也长出长长的一串。我把它们摘下来，洗干净，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五颜六色，好看极了。

我做了一道最简单的凉拌沙拉，只放了一点盐和几滴橄榄油。我把它放在厨房的流理台上，没敢端上他们正式的餐桌。我知道，他们的晚餐，每一道菜都像艺术品，我这盘“土气”的沙拉，上不了台面。

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吃完饭，我正在厨房收拾。透过磨砂玻璃门，我看到萨勒玛太太一个人走了进来。她似乎有些犹豫，在厨房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定在我那盘沙拉前。

她看了很久，然后伸出那只戴着钻戒的、修得完美无瑕的手，拈起一小片红色的番茄，迟疑地放进了嘴里。

她闭上了眼睛。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她脸上那种惯常的、冰冷的完美面具，出现了一丝裂缝。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回味，还有一丝……迷茫的怀念。

我的心，忽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我猛地想起了我的外婆。小时候，夏天，外婆会带我到地里。她随手摘一个熟透的西红柿，在自己的粗布衣襟上蹭蹭，就塞到我嘴里。那口咬下去，满嘴都是阳光的味道。那种味道，是任何超市里卖的、长得再好看的番茄都没有的。

我突然明白了。或许，这位像女神一样遥不可及的萨勒玛太太，也曾是某个人的小女孩，也曾在某片土地上，尝过阳光的味道。

这个念头让我有了一点勇气。

第二天，我正在菜地里摘豆角，萨勒玛太太撑着一把漂亮的阳伞走了过来。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走近我的菜地。她停在几步远的地方，高跟鞋陷进了松软的草地里。

她看着那些挂在藤上的蔬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开口了，声音里还带着一丝不易察uc觉的僵硬：“还有什么……是可以摘的？”

我知道，那层看不见的、冰冷的墙，开始融化了。

第四章 邻居们

两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一片荒芜的沙地，变成一个绿意盎然的奇迹。我的菜地，成了拉希德家后院最“不和谐”也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第一个“访客”，是隔壁的邻居，一位叫盖博太太的英国老妇人。她家和我家只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白色栅栏。我早就发现，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她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我的菜地发呆。

那天下午，她拄着拐杖，慢慢走到栅栏边。

“亲爱的，”她开口了，声音温和而优雅，“我住在这里二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真正的花园。我能……我能跟你要几个那种小辣椒吗？”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孩子般的渴望。

我当然不会拒绝。我立刻摘了一大把最红的朝天椒，用一片菜叶包好，递给了她。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停地说着谢谢。第二天，她让家里的佣人送来了一块她亲手做的柠檬蛋糕。

这是第一次交换。不是用钱，而是用辣椒和蛋糕。

这件事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荡开了圈圈涟漪。

很快，其他邻居也开始“骚动”。他们不再只是开车路过时好奇地看一眼。住在对面的德国银行家，一个总是板着脸、看起来很严肃的中年男人，开始在傍晚散步时，有意无意地绕到我家后院的栅栏外。隔了两栋房子的印度家庭，那位总是穿着漂亮纱丽的太太，也开始带着孩子在附近玩耍。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走前门，不按门铃。他们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后院的栅栏边。他们被这片在奢华社区里显得格格不入的菜地吸引，也被我这个“种地”的中国保姆吸引。

他们开始和我说话。一开始只是简单地问候，后来就开始聊我的菜。

“这是什么？在中国也种这个吗？”德国银行家指着丝瓜藤问。

“你的辣椒看起来真不错，有什么秘诀吗？”印度太太笑着问。

他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没有名字的“保姆”，而是“那个会种菜的中国女人”。我听不懂他们复杂的金融术语和时尚话题，但他们也听不懂我的“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可在这里，在菜地边，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一天傍晚，我和盖博太太隔着栅栏聊天。她告诉我，她想起了小时候在英国乡下的奶奶家，也有这样一片菜园。

我听着，心里百感交集，忍不住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话：“人在这儿，根还在那儿，总得有样东西，替你往下扎。”

我说的是中文，我知道她听不懂。但她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身后的菜地，竟然点了点头，眼眶有些湿润。她说：“Yes, roots.”

那一刻，我感觉我和这个异国他G的白发老太太，心是通的。迪拜的土，金贵，但养不出乡愁。能慰藉乡愁的，只有自己亲手种出的根。

第五章 社区花园

酋长山庄的傍晚，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景致。

不再是各自关门闭户，只有空调外机在嗡嗡作响。拉希德家后院的栅栏外，渐渐成了一个固定的社交场所。太阳一落山，暑气稍退，人们就三三两两地聚了过来。

他们不再空着手来。盖博太太带来了她从英国带来的珍贵的薰衣草种子；德国银行家汉斯先生，那个看起来不苟言笑的男人，竟然是个土豆专家，他详细地教我如何给土豆培土才能长得又大又多；印度邻居普莉亚太太，则分享了一个用印楝油和肥皂水制作天然杀虫剂的秘方。

这片小小的菜地，成了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大家带来的，不仅是种子和技巧，还有各自的故事。汉斯先生说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农夫，而不是每天和数字打交道。普莉亚太太说，她妈妈在印度的花园里，种着全世界最好吃的芒果。

那些平日里只在慈善晚宴和高端酒会上碰面的邻居们，在这里，脱下了昂贵的“盔甲”。他们穿着休闲的家居服，聊着土壤、水分和害虫，聊着最朴素的喜悦。他们的谈话内容，不再是股票、石油和又买了哪个牌子的新游艇。

拉希德先生和萨勒玛太太，成了最奇特的“观众”。

他们常常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自家后院外的“盛况”。他们看到那些在商业世界里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正像小学生一样，围着我，认真地听我讲怎么给豆角搭架子。他们看到邻居们脸上那种松弛而真实的笑容，那是他们在任何正式场合都未曾见过的。

一天晚上，拉希-德先生竟然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没有穿西装，只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他走到菜地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正在和-我聊天的汉斯先生，顺手从地里拔了一个刚长成的水萝卜，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擦，递给了拉希德先生。

那场面有些滑稽。拉希德先生愣了一下，看着那个还带着泥土的、红彤彤的水萝卜。在众人的注视下，他有些僵硬地接了过来，然后，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咔嚓”一声，清脆极了。

他嚼着，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看了一眼周围的邻居，又看了一眼我，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片生机勃勃的绿色上。他缓缓地，用一种全新的、混合着感叹和释然的语气，重复了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这……就是迪拜。”

而小奥马尔，成了这个花园里当之无愧的国王。他不再沉迷于iPad，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菜地里跑来跑去。他会骄傲地向他的“新朋友们”介绍：“这是‘qie zi’（茄子），那是‘la jiao’（辣椒）。”他那洋腔洋调的中文，总能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他小小的身影，穿梭在那些比他还高的藤蔓之间，像一个快乐的精灵。

第六章 丰收节

菜地里的收获，多到我们一家三口根本吃不完。黄瓜、番茄、豆角、茄子、辣椒……每天都能摘下一大篮。看着这些沉甸甸的果实，我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想办一个“丰收节”。就在拉希德家的后院里，办一个百乐餐（Potluck），请所有的邻居都来，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劳动果实。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在主人的家里办派对？我一个保姆，是不是疯了？

我忐忑不安地去找萨勒玛太太。我准备了一长串的说辞，准备迎接她的拒绝和嘲笑。我低着头，用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想法说了一遍。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听完后，并没有立刻发怒。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叫保安了。

然后，她开口了：“可以。”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她接着说，恢复了她一贯的风格，“如果我们要做，就要做得像样点。”

接下来的几天，我见识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主人是如何运作的。萨勒玛太太没有把事情交给派对策划公司，而是亲力亲为。她指挥工人搬来了优雅的长桌和椅子，挂上了漂亮的串灯，甚至还准备了轻柔的背景音乐。

但这场派对的核心，是食物。所有的主材，都必须来自我那片小小的菜地。

丰收节那天傍晚，拉希德家的后院，美得像个童话世界。邻居们都来了，每个人都带了自己做的拿手好菜。汉斯先生烤了一大盘土豆，普莉亚太太做了香气扑鼻的咖喱蔬菜，盖博太太则带来了她最拿手的苹果派。而桌子最中央，是我做的凉拌黄瓜、番茄炒蛋、地三鲜……这些最普通的中国家常菜。

这不是一场典型的迪拜社交派对。没有人穿着晚礼服，没有人端着香槟杯说着客套话。大家穿着舒适的衣服，随意地坐着、站着，品尝着来自同一片土地的食物，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萨勒玛太太像一只骄傲的天鹅。她端着一杯果汁，正向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士炫耀着：“尝尝这个番茄，绝对有机，我们自己种的。”那个“我们”，她说得那么自然。我看到她脸上焕发出的光彩，那不是化妆品能堆砌出来的，而是一种真实的、被满足的快乐。

派对正热闹的时候，我悄悄溜回了自己的房间。我想把这份喜悦分享给最重要的人。我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

电话一接通，儿子就看到了我身后窗外的灯光和隐约的人声。

“妈，你那边干嘛呢？这么热闹？”

我笑了，第一次没有躲闪，没有找借口。我把手机摄像头转过去，对准了后院里那片灯光璀璨、人声鼎沸的景象。我让他看那些漂亮的串灯，看那些围在长桌边谈笑风生的不同肤色的人，看那片作为背景的、我亲手种出的菜地。

儿子在那头看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妈，你……你在那边过得挺好啊。”

他的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酸了。我赶紧把摄像头转回来，对着自己，笑着说：“是啊，挺好。”为了掩饰，我赶紧补充了一句，“刚切了洋葱，辣眼睛。”

挂了电话，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心里某个最沉重的地方，终于被填满了。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他安心。而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不用再说谎，不用再伪装。

一切都好。真的挺好。

第七章 根与翅膀

丰收节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的菜地，不再是那个需要被藏着掖着的“麻烦”，而是成了拉希德家一个被正式接纳，甚至引以为傲的部分。它成了一个合作项目。萨勒玛太太开始在网上研究和订购各种有机肥料，拉希德先生则让园丁在菜地边，搭了一个更坚固、更漂亮的藤架，还放了一张小小的柚木长椅。奥马尔有了自己专属的一把小小的蓝色喷水壶。

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不再只是那个拿工资干活的员工，他们开始叫我“莲姐”。萨勒玛太太会在下午茶的时候，给我端来一杯，然后坐在我对面，问我一些关于老家的事情。她问我我儿子，问我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我们之间那堵冰冷的墙，在不知不觉中，被藤蔓和瓜果的香气消解了。

一个黄昏，我和萨勒玛太太并排坐在那张新的柚木长椅上，看着奥马尔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在菜地里追逐嬉戏。

她忽然很轻地开口，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我说：“你知道吗，莲。我住在这栋房子里十年了。它一直只是一栋房子。是你，把一个‘家’带了进来。”

我的心一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知道，我不再只是在忍耐和熬日子了。我开始真正地生活在这里。我依然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但我的心里不再只有对未来的焦虑和对过去的乡愁。我的生活，被每天的日出、浇水、拔草、看着果实一点点长大的期待所填满。

故事的结尾，发生在我来迪拜一年之后。

儿子的大学生活很顺利，他拿了奖学金，告诉我不用那么辛苦了。我没有答应他立刻回国。我说，我想再待一阵子。

菜地比一年前扩大了一倍。社区的“栅栏聚会”已经成了一种传统。拉希德先生甚至在他的商业伙伴面前，也会炫耀性地拿出我种的圣女果，说：“尝尝，来自我的私人农场。”

那个下午，阳光正好。我正在教奥马尔和另外几个不同国籍的孩子唱一首中文的童谣：“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萝卜……”

他们用各种奇怪的口音，努力地唱着，小脸蛋因为用力而涨得通红。我看着他们，一个金发碧眼，一个皮肤黝黑，一个和我一样是黄皮肤，却都用同样快乐的语调唱着我童年的歌。

我抬起头，远处，哈利法塔的尖顶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勾勒出这座城市华丽而冷漠的轮廓。我又低下头，看着脚下这片绿色的、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我习惯性地摩挲着大拇指上那层厚厚的老茧。它曾经是我苦难和劳累的证明，但现在，我感觉它像植物的根，坚韧而踏实。

我来这里，是为了给我的儿子一双能飞向远方的翅膀。

却没想到，在这片最不可能的沙漠里，为自己，也种下了一片新的根。

来源：吐司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