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第4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透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技关系”、“生成式媒介的极致优化”、“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智能时代的意义交锋”、“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与媒介权力的知识谱系考释”、“DeepSeek效应：科技创新的技术—资

摘编者：杜鹃（《青年记者》编辑）

导 读：

2025年第4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透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技关系”、“生成式媒介的极致优化”、“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智能时代的意义交锋”、“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与媒介权力的知识谱系考释”、“DeepSeek效应：科技创新的技术—资本—政治（TCP）范式与路径选择”6个主题，以期引发读者的更多思考和研究。

透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技关系

胡翼青、滕金达在《人与“非人”：透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技关系》（《新闻与写作》，202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人与“非人”关系的高度关注。人类中心主义将技术看作工具，而现象学与技术人类学在本体论上彻底将主客二元的工具论，转化为人技关系的一元论。然而，面对当下强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装置，人与技术又回到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这两种二元对立有所不同，前者是因为人对工具充满不屑，而后者则是因为人对技术发展潜力和威胁性的担忧。面对强大的数字装置，个体更应彰显自身的主体性，探索数字装置的运作机理，反观人类的思维秘密，利用好数字装置的算力优势，站在“非人”的肩膀之上大胆地行动。

生成式媒介的极致优化

喻国明、金丽萍在《生成式媒介的极致优化：DeepSeek对传播生态的系统性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一文指出：DeepSeek通过算法架构创新实现性能突破，标志着人工智能媒介技术进入效率革命与平价时代。文本从DeepSeek的技术特性入手，阐释其具有高性能低成本、强化学习驱动推理、开源生态与端侧部署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剖析DeepSeek作为极致优化的生成式媒介技术对传播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发现其技术赋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媒介运作范式被改变，媒介产业价值重心向创造性领域转移，人机协作模式呈现层级分化；二是传播权力向个体回归，DeepSeek模式使AI工具从精英垄断转向普惠化，打通了价值实现的“最后一公里”；三是DeepSeek作为元媒介的技术支撑者，有望通过API接口赋能形成生态化部署，从而革新人类认知范式，促进社会走向深度媒介化。与此同时，要警惕这一技术路径变革带来的传播效率指数级提升与传播生态系统性变革，防范化解其催生的算法优先、隐形控制与伪赋权等新型传播风险危机。

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

姬德强、余威健在《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一个理论视角的兴起与进路》（《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数字化和市场化浪潮驱动了新闻业从职业活动向社会活动的过渡，众多新闻相邻对象及其活动与新闻业的互动加深，善于从整体性和关系性的角度把握新闻业变迁的基础设施研究为理解这一新兴景象提供了实用的概念工具和路径启示，新闻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趋势渐显。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研究较早被引入并应用于考察新闻业市场化中的公共性危机，而后在加速的数字化进程中关注技术如何影响新闻实践，并形成了其对新闻品质、新闻信任与新闻权力的独到理解，为考察新闻业在社会公众与公共事务间的中介角色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基础设施转向”能否形成，仰赖于其在与经典新闻理论、地方新闻实践经验的进一步对话中，如何推进体系化与理论化概念模型的生产，以及如何与不同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文化进行有效接合。

智能时代的意义交锋

蒋俏蕾、史蒙苏在《智能时代的意义交锋：协同创意中的人机关系与意义感知》（《新闻大学》，202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寻找意义是人类生命的主要动机之一，创造性活动是获得意义感的一大重要来源，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广泛介入带来了对意义的挑战。本研究结合分布式认知理论，通过实验法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创造性工作中意义感的影响及其机制，以期进一步认识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间的人机交互关系。研究发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会降低个体在创造性工作中所获得的意义感。具体表现为：任务意义感可由个体努力直接正向预测，也可通过感知自我有效性作为中介正向预测；但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而未被使用时，中介效应失效；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使用时，直接效应失效，且感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效性在其中并未起到调节作用。研究揭示出人与机器间的“分别心”加剧了意义感知的威胁，建议在分布式认知理念的指导下将引导人机认知协同融合发展作为人机关系的破局点。

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与媒介权力的知识谱系考释

吕清远在《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与媒介权力的知识谱系考释——探访一种本体化的媒介权力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受制于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媒介本体的权力问题在媒介研究中一直受到局限，常常被遮蔽、被回避以及被转置在媒介研究的理论谱系中。该研究从后人类主义与生成本体论的视阈出发，重新审视了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考察了媒介本体权力的理论进路、运作逻辑与现实意旨，并据此发展出了一种本体化的媒介权力思想。本体化的媒介权力思想将媒介权力的社会范畴从“媒介所有者的权力”延展到了“媒介本身的权力” ，为媒介权力赋予了对称性、物质性与生产性的理论品质，这也使得媒介权力的理论价值拥有了积极的社会面向。本体化的媒介权力运作逻辑主要体现在时空构造、关系转圜、制度“界入”与行动耦合四个层面，它们在底层逻辑上形塑了人类自身的存在维度、万事万物的联结方式、现实社会的秩序结构与具身实践的行动规则。本体化的媒介权力实践突破了媒介在人类中心主义向度中的权力工具隐喻，激活了媒介作为行动者的权力自主地位，这对于我们审视当下的自我持存、物质效力与社会图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DeepSeek效应：科技创新的技术—资本—政治（TCP）范式与路径选择

王奔、方兴东、钟祥铭在《DeepSeek效应：科技创新的技术—资本—政治（TCP）范式与路径选择》（《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历次IT重大技术突破，基本上都是美国企业在引领主流化进程，直到DeepSeek颠覆了这一基本定式。“DeepSeek时刻”及其引发的“DeepSeek效应”，打破了中国企业只善于在晚期大众化阶段后来居上的固有认知，改写了中国高科技的全球叙事。这是“DeepSeek效应”真正的力量之源。DeepSeek冲击了美国技术—资本—政治三位一体，也就是硅谷—华尔街—华盛顿三者强势的联姻模式，为人们重新理解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基本策略，尤其是重估中美AI博弈未来走势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全面反思自上而下、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科技战略和政策，回归自下而上、以科技创新造福人类的初心，是DeepSeek带给我们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启示。秉承纯粹科技创新理想的DeepSeek，正在复现早期硅谷黄金时代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为中美乃至世界各国重估科技创新政策和战略，提供宝贵的启发和参考。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