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很多人类学者眼里，德国科隆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朱利叶斯·利普斯的《野蛮人反击》是一部颠覆之书，因为它通过收集非洲木雕、美洲印第安人绘画、中国工艺品等艺术作品，把研究视角转向非西方文化如何看待和呈现欧洲殖民者，被视为“逆转人类学”的重要起点。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果

“野蛮人反击”——逆转人类学的起点

文 ｜ 陈晋

（《读书》2025年9期新刊）

一、幽默的科学

“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幽默感的科学。 ” 一九三七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朱利叶斯 · 利普斯 （ Julius Lips ） 的《野蛮人反击，或当地人眼中的白人》所写的序言中如是宣称。这句话并非寻常意义上的赞美。马林诺夫斯基所指的 “ 幽默感 ” 不单是一种个人能力或素质，更是一种认识论的立场。人类学者必须同时具备对自身文化的陌生感，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敏锐，以捕捉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矛盾和乖谬： “ 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不过是以他人的真实面目和愿望来看待他人这一天赋的反面和对应。而这正是人类学家的使命。 ”

《野蛮人反击，或当地人眼中的白人》1937年版封面（来源：academia.edu）

朱利叶斯 · 利普斯是拥有传奇般经历的德国学者。作为前科隆大学民族学教授和劳特施特劳赫 - 约斯特博物馆 （时称 “ 科隆民族学博物馆 ” ） 馆长，他的人生轨迹深刻反映了二十世纪欧洲时局的动荡及其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利普斯于一八九五年生于萨尔布吕肯，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负伤。他先是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经济和心理学，后转向民族学，师从弗里茨 · 格雷布纳 （ Fritz Graebner ） 。自一九二四年起，利普斯以博物馆员工的身份在非洲、欧洲和美洲开展实地考察。他后来接替格雷布纳成为民族学博物馆馆长，并在科隆大学任教。

随着纳粹在一九三三年上台，利普斯的职业生涯遭遇了重创。因持反纳粹立场，他被免去大学和博物馆的职务，同时面临多重骚扰和法律威胁，最终被迫流亡法国。在保罗 · 里维 （ Paul Rivet ） 的支持下，利普斯在巴黎索邦大学与人类博物馆短暂停留。他和妻子于一九三四年抵达美国，得到了人类学巨擘博厄斯 （ Franz Boas ） 的接待和协助。利普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霍华德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等机构任职，并且着手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与法律体系。 “ 二战 ” 结束后，利普斯于一九四八年回到德国，但他出乎意料地选择前往东德的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而非返回科隆。他于一九四九年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校长，一九五〇年因癌症去世，年仅五十五岁。

朱利叶斯·利普斯（Julius Lips, 1895-1950）（来源：vle.lt）

利普斯的学术生涯虽短暂多舛，却从未墨守成规。早在一九三一年，为庆祝科隆民族学博物馆建馆二十五周年，时任馆长的利普斯策划了一场名为 “ 人类的面具 ” （ Masken der Menschen ） 的展览。莱茵地区的观众惊讶地发现，来自非洲、美洲的仪式面具与美拉尼西亚的人类头骨，竟和拿破仑、贝多芬、腓特烈二世等历史人物的死亡面具一道，在同等光照条件下不加区分地开放陈列。这大大冲击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化等级观念。利普斯不出意外地收到了大量投诉和批评。不过，展览引起的争议也直接促使利普斯系统收集非西方世界对白人形象的再现。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通过个人网络和庞大的博物馆交换渠道，陆续搜集了超过六百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

在美流亡期间，利普斯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作品《野蛮人反击》。这本书颠覆性地将研究视角转向非西方文化如何看待和呈现欧洲殖民者，被后学者视为 “ 逆转人类学 ” （ anthropologie inversée ） 的重要起点。在书中，利普斯呈现了来自全球、超过两百件非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包括非洲木雕、美洲印第安人绘画、波利尼西亚舟首像、中国工艺品等，系统分析其中对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军人、商人、白人家庭成员等形象的再现，他认为这些作品不仅是审美表达，更构成传统 “ 殖民凝视 ” （ colonial gaze ） 的反转。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它们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欧洲人在当地人眼中的形象，而且这面镜子常常是令人捧腹的 “ 哈哈镜 ” 。

1933年5月13日，利普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黑人如何看待白人》（ So sieht der Schwarze den Weissen Mann ）（来源：academia.edu）

事实证明，欧洲人远非如其自诩的那般受人尊重或畏惧，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弱点与怪癖被当地艺术家敏锐捕捉，成为讽刺挖苦的对象，例如被刻画成身体比例失调的滑稽形象，或在歌谣、传说中充当反面角色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殖民者因与当地语言文化存在隔阂，对此种嘲弄往往浑然不觉。利普斯借此尖锐批判了人类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他看来，土著艺术充满了幽默感和丰富的创造力，相较于欧洲文明毫不逊色，人们只是习惯性地忽略了被殖民者的声音。

在自传式的前言中，利普斯不无悲愤地回顾了纳粹上台后，他因政治立场而屡遭同事、学生乃至政府部门陷害的曲折经历，为学术批判增添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时代背景。事实上，德国当局阻挠其研究的理由之一，就是利普斯为有色人种辩护的理念与 “ 雅利安人至上 ” 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不符。对此，利普斯坚决表示，为了捍卫科学自由和保护珍贵的研究资料，自己 “ 不惜变成 ‘ 野蛮人 ’” ，甚至连《野蛮人反击》这一书名都成为他终生的座右铭。实际上，利普斯的写作有双重目标：一方面，他要扭转长期以来的文化沙文主义思想，呈现非西方的声音；另一方面，他试图抨击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论及其带来的暴行和不公——人类学家和当地人都是受害者，都在寻找反击的机会： “ 我着手收集一系列图像，让无名的艺术家得以发声，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其他的书写方式。这将是他们报复殖民者的机会，也是他们记录白人的生活，并将其与自己观念世界的魔力相融合的契机。无论结果如何，哑口无言者和草莽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声音。野蛮人开始反击。 ”

二、反向的凝视

与其他人类学著作不同，《野蛮人反击》以图像为主要线索，辅以文字说明，形成独特的视觉叙事。全书共有十一章，其中第三到十一章构成主体内容。首先他聚焦殖民者给当地人带来的最初印象和直接冲击：船只和军队。船作为欧洲人降临的标志性工具，以及士兵作为殖民权力的执行者，成为殖民地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是南太平洋岛民在竹片上刻画的帆船与蒸汽船，还是非洲部落用木头雕塑的士兵形象，都体现了当地人对这些新奇而具有威胁性事物的细致观察，以及内心的复杂情感。这些艺术家不仅描绘了船只的结构、士兵的服饰与武器，更在其中融入了自身的理解和想象 （例如关于船只的内部结构和现代航海技术） 。

《野蛮人反击》中的插图，手持步枪的士兵（来源：archive.org）

接着，利普斯将视角扩展到更广泛的白人群体和他们带来的琳琅满目的物质文明。新喀里多尼亚的艺术家将白人形象塑造成祖先雕像的风格，放置在房屋入口处以防恶灵入侵，或放在种植园中威慑小偷。在印度洋的尼科巴群岛，天神德乌斯 （ Deuse ） 的力量体现为身边环绕的众多欧洲符号，包括阳伞、椅子、帽子、轮子、钟表等。这些艺术表现形式揭示了当地人对白人物品的好奇、困惑、接纳和创造性转化。

书中还探讨了殖民地艺术中对特定社会角色的描绘。传教士带来了新的信仰体系，商人带来了贸易与交换，官员、教师、医生等代表殖民地的管理与专业知识。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当地人对基督教圣像如圣母玛利亚、耶稣受难像等的再创作：在一幅来自非洲的画像中，圣母用香蕉喂养她的孩子；在英属哥伦比亚，印第安人将耶稣描绘成 “ 白人的萨满 ” ；西非的艺术家则将耶稣及其门徒直接塑造成黑人的形象。

利普斯特别提到了人类学家在非西方艺术中的再现，如南美印第安人为德国学者卡尔 · 冯 · 登 · 施泰因绘制的肖像：其右手有七根手指，多余的两个手指用来拿他时刻不肯放下的笔记本。利普斯自己和太太在非洲、北美曾多次成为当地艺术创作的模特 —— 印第安人给他的绰号是 “ 伊拉魁 ” （ Iraquai ） ，即 “ 吸烟者 ” 。

“ 白人妇女 ”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殖民叙事中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由于白人女性在殖民地的出现相对较晚且数量较少，她们的形象也呈现出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南美圭亚那地区的陶器塑造了身着撑裙的欧洲女性形象，非洲贝宁的木雕表现了拥有 “ 蜂腰 ” 的白人妇女，反映了当时欧洲对女性体态的审美标准。殖民地艺术家更多关注白人女性的服饰 （如帽子、裙子、束腰） 、发型、体态以及社会角色 （如妻子、女儿） 等外在特征，这跟女性在殖民地的角色有关——她们通常作为家庭成员出现，与当地人的接触有限。

《野蛮人反击》中的插图，白人女性（来源：archive.org）

最后，书中探讨了西方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 女王、国王、元首等，也就是当地人眼中的 “ 酋长 ” 。与传教士、政府官员、士兵和其他白人不同，艺术家对此的了解更多依赖间接信息，如官方肖像、故事传说或殖民地官员的叙述，而非直接接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殖民地相关的创作极多，但几乎都基于官方公布的半身照，再以突兀的方式加上身体的其他部分 （ 例如在裙摆下雕刻双脚，或暗示其胸部的突起） ，因为没有人确定这位女王在生理结构上是否与其他女性一样。

《野蛮人反击》的编排方式反映了利普斯独有的研究思路，即按照主题而非文化地理区域来组织图像，强调非西方文化对白人形象再现的共性和差异。每张图都有文字解释，试图揭示艺术家的意图和情感态度。然而，利普斯的解读常有过度之嫌。他深受以物质文化为中心的德国博物馆民族学影响，这与注重田野调查的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英美人类学家形成对比——后者更关注文化在具体历史社会情境中的变迁。事实上，书中讨论的大多数作品来自其他人类学家、商人或传教士，背景信息往往不完整。利普斯对非西方艺术的理解是去语境化甚至是武断的，缺乏充分的材料支持。

此外，利普斯沿用了列维 - 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的思想，陷入了某种 “ 西方 / 非西方 ” 或 “ 文明 / 野蛮 ” 的二元对立。这使得他笔下的 “ 野蛮人 ” 包括阿拉伯、非洲、中国、波斯、阿兹特克、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南美印第安人，仿佛他们毫无区别。在书中，他虽多次声称中国人和总体上的亚洲人不能被视为原始民族，但还是将汉代雕塑、晚清工艺品等与大洋洲、非洲艺术并置，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解读。

《野蛮人反击》在问世之初反响平平。英国权威杂志《人类》 （ Man ） 仅刊登了几行文字，评论者断言黑人艺术实际上毫无创造力。《耶鲁评论》 （ The Yale Review ） 声称，利普斯笔下的艺术家忘恩负义，因为 “ 他们嘲弄商人或其他官员，咬了施惠者的手 ” 。 “ 二战 ” 结束后，利普斯几乎被西方知识界遗忘。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才发生改变。

三、双重身影

在讨论朱利叶斯 · 利普斯的学术贡献时，不可忽视的是他的妻子伊娃 · 利普斯 （ Eva Lips, 1906-1988 ） 及其扮演的关键角色。作为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伊娃不仅是丈夫的助手和合作者，她实际上塑造了利普斯在学术史和公共记忆中的形象，成为其思想最有力的传播者和解释者。

伊娃·利普斯（Eva Lips, 1906-1988）（来源：herstory-sachsen.de）

一九三八年，也就是《野蛮人反击》发表半年后，伊娃的《野蛮交响曲：一份第三帝国的个人记录》 （ Savage Symphony: a Personal Record of the Third Reich ） 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利普斯夫妇在纳粹德国受到的迫害及其逃亡至美国的经历，在公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很快就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畅销书，共发行了八个版本。为其撰写序言的多萝西 · 汤普森 （ Dorothy Thompson ） 是美国著名记者，曾于一九三一年采访希特勒并被驱逐出德国，被认为是仅次于其好友、第一夫人埃莉诺 · 罗斯福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在英国版的封面上，爱因斯坦的评论以大号粗体字出现： “ 想看到希特勒德国真实面目的人必须读这本书。它讲述了一对非犹太裔、有文化修养的夫妇的命运，他们的斗争完全源于这两位令人钦佩的人的正直品格。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的记述，清晰地呈现了事实。读这本书的人将清楚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含义！ ”

《野蛮交响曲》采取了一种介于学术文本与文学创作之间的风格，巧妙穿插了个人回忆、历史事件与人类学理论。伊娃 · 利普斯甜蜜地回忆起纳粹上台前他们在科隆田园诗般的生活，朱利叶斯被描绘成一个高大、匀称、身体强壮、精神坚定的男子 （他对她的爱称则是 “ 猎豹 ”[panther] ） ，民族学博物馆在其领导下蓬勃发展，直到希特勒当选总理的消息传来。随后，利普斯夫妇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努力维护学术尊严和坚持工作。伊娃不同寻常地一一点出了身边背叛者和告密者的真实姓名，使叙事极具戏剧张力。

在伊娃笔下，朱利叶斯 · 利普斯被塑造为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他既是优秀的学者，又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还是深具家庭责任感的丈夫。这无疑加深了利普斯的个人神话，遮蔽了其研究中未解的张力与局限。例如，伊娃很少提及利普斯在解释非西方艺术时的主观性和推测性，也未充分讨论其意识形态立场。

利普斯收藏的图片，展现了印第安人与殖民者之间的暴力冲突。这类刻画实际冲突的图片没有被纳入利普斯的研究，这也成为后学反思和探讨的一个问题（来源：academia.edu）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利普斯在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任教，这是一所著名的黑人高等学府。利普斯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暮色中的研究之旅》。在这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中，利普斯借虚构的 “ 史密斯教授 ” 之口，描述了当时的教学与生活体验。小说中的教授逐渐放下欧洲学者的优越感，学会欣赏黑人社区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智慧。然而，这种叙事仍然未能摆脱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浪漫主义——黑人角色被简化为拥有源自非洲的 “ 自然智慧 ” 的符号，缺乏复杂的个人历史和内心世界。利普斯回忆他与一位学生领袖的对话，后者质问： “ 你研究我们，但你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痛苦吗？ ” 这或许道破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

事实上，利普斯远非道德完人。在早期学术生涯中，他因沿用导师格雷布纳、威廉 · 科珀斯 （ Wilhelm Koppers ） 和威廉 · 施密特 （ Wilhelm Schmidt ） 等著名学者的论点而面临抄袭指控，但最终洗清了嫌疑。他曾经冒用博厄斯的名义发表演讲，并暗示他们共同主编了《普通人类学》 （ General Anthropology ） 一书，但实际上只撰写了其中一个条目。

更有证据表明，利普斯在德国时期有过反犹太言论，这与他后来的 “ 反纳粹斗士 ” 形象形成反差。在试图夺回学术职位时，利普斯声称自己遭受了 “ 犹太同事的迫害 ” ，列举了一长串 “ 犹太诽谤者 ” 的姓名。另外，他被解聘并非纯粹是学术原因 —— 利普斯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参与过科隆的市政选举。尽管这些并不证明利普斯支持纳粹政权，但确实显示他的政治立场比伊娃 · 利普斯在《野蛮交响曲》中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伊娃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八三年，即原书问世近半个世纪后，她决定出版《野蛮人反击》的德文版，并将书名改为《有色人种镜中的白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序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伊娃自己撰写的、以颂扬为主的介绍。利普斯使用的大量术语被替代，如将 “ 种族 ” 改为更中性的 “ 人口 ” ， “ 纯洁性 ” 改为 “ 完整性 ” 等。这些细致的调整旨在将利普斯重新定位为后殖民文化运动的先驱。

四、利普斯的回响

一九八二年，利普斯关于人类文化史的通俗读物《事物的起源》在中国出版。这也是他唯一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译者汪宁生讲述了翻译此书的曲折经历：

我译此书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当时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林耀华教授首先向我介绍此书。已故的傅乐焕教授又慨然把他珍藏的原书赠我，并劝我把它全部译出。我有感于这两位学术界前辈的深厚情谊和鼓励，便着手翻译此书。但开始不久即因忙于下去调查而搁置。……一直到了一九七一年，当时我和千百万人一样被剥夺从事自己专业工作的权利，下放劳动。日长如年，无以自遣，便又蛰伏于云南泸西县农村一间破屋中继续翻译此书，竟把它最后译完了。

《事物的起源》1982年版封面（来源：kongfz.com）

如果没有汪先生的坚持和林、傅两位学界前辈的引介，中国读者或将对利普斯的名字更感陌生。不过，利普斯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与冷战期间中国和东德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有关，一九五七年自俄文节译的《事物的起源》便是典型。当时，东德学者着力将利普斯描述为一位 “ 进步、反法西斯 ” 的人类学家，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事物的起源》中译版的序言，译者着重强调了利普斯的反纳粹立场与书中丰富的民族志材料，较少讨论相关工作的复杂历史背景、方法论局限和政治意涵。

利普斯的学术遗产在东德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制度功能。利普斯去世后，他领导的两个研究所合并为 “ 朱利叶斯 · 利普斯民族学与比较法社会学研究所 ” ，由伊娃 · 利普斯出任代理所长。作为莱比锡大学的首批女教授，伊娃培养了东德超过半数的民族学研究生。利普斯研究所不仅承载了教学与研究任务，也在教材、课程设置与学科史叙述等制度层面凸显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区别。

在国家支持下，民族学更多表现为 “ 民族志 ” ，学者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强调利普斯擅长的物质文化研究，博物馆发挥了科学研究、教学、田野资料积累和知识传播的核心作用。

与之相比，利普斯在西德学界被边缘化甚至轻视。在战后重建过程中，西德人类学力图引入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 “ 专业化 ” 与 “ 去政治化 ” 的研究范式，强调实证研究和国际对话。在此语境中，《野蛮人反击》被视为过于激进和意识形态化而不够 “ 科学 ” 。东西德统一之后，西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 “ 接管 ” 了前东德的相应机构。一九九四年，时任利普斯研究所所长的民族学讲席教授迪特里希 · 特莱德 （ Dietrich Treide ） 被解职，由来自西德的伯恩哈德 · 施特里克 （ Bernhard Streck ） 接替。这不仅是制度上的整合，也是话语权的再分配过程，造成了某种学科史的阶段性 “ 失忆 ” 。

然而，历史总有回响的时刻：二〇一八年，利普斯原任职的劳特施特劳赫 - 约斯特博物馆举办了名为 “ 野蛮人反击：利普斯收藏中的殖民时期欧洲人形象 ” 的特别展览，致敬这部八十年前的著作。利普斯夫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收集的两百余件展品，当时因纳粹阻挠而未能展出，终于和公众见面。

“野蛮人反击：利普斯收藏中的殖民时期欧洲人形象”展览现场（来源：mariehelenscheid.de）

《野蛮人反击》是一次罕见而激进的逆转人类学实验。利普斯试图借当地人之眼审视殖民者，然而在时代的裹挟之下， “ 反向凝视 ” 陷入了更深层次的反转：研究者的自我投射、学术政治与伦理、个人情感与神话、意识形态斗争等，给这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蒙上了层层阴影。利普斯留给人类学的不是一条圆满的理论路径，而是一种不安，一种敢于直面幽默和讽刺的学术自觉。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