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洪与《巴县志》：历史的见证者与传承者

摘要：在近代巴县历史上，有一位智勇双全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朱之洪，曾活跃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是辛亥革命运动期间重庆起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还曾受命组建巴县文献委员会并任委员长，经画统筹修成《巴县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传世名志。

孙中山题赠朱之洪“天地本逆旅道义凭仔肩”，碑石位于南岸区玉马公园朱之洪纪念碑前

在近代巴县历史上，有一位智勇双全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朱之洪，曾活跃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是辛亥革命运动期间重庆起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还曾受命组建巴县文献委员会并任委员长，经画统筹修成《巴县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传世名志。

少年求学崭露锋芒

朱家世居安徽泾县，清道光时期，其祖父西迁来渝定居巴县。1871年，朱之洪（字叔痴）出生于巴县鹿角场（今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排行老三，与长兄朱琴樵、幼弟朱必谦（名蕴章）合称“一门三杰”。少年时期，朱之洪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开阔的视野，广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杨庶堪、向楚、梅际郇等新学人物来往密切。1888年，他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东川书院，后来受学员公推，上书川东道尹，尖锐地指出书院积弊，积极倡导改革学制，促成东川书院分设经学、算学两院。

清末《渝城图》绘有东川书院（图示正上方）

教育先驱启迪民智

1900年，朱之洪与友人杜成章、吴淞等创办了正蒙公塾，成为重庆最早的近代小学之一，他们自编教材，课程设置上引入西方科学知识，为学子打开了一扇接触新世界的大门。他还积极组织各类教育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让学生了解世界最新动态，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后来，正蒙公塾也成为公强会（1903年朱之洪、朱必谦、梅际郇、杨庶堪等人发起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最早的据点之一。辛亥革命之后，朱之洪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教育领域，先后担任巴县教育会会长、巴县女子学校校长、川东师范学校监学，倡议创办重庆大学、邹容中学等。

正蒙公塾自编教材《正蒙字义》（巴南区档案馆馆藏电子文献）

纵横捭阖护卫革命

1906年，朱之洪加入同盟会，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他凭借出色的口才和广泛的人脉，深入茶馆、学堂、集市等场所，向民众传播革命思想。1911年保路运动中，他奔走于川渝各地的城镇乡村，发表演讲，组织保路同志军，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发展，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时，他被推为会长。

民国《巴县志》收录向楚撰写的《蜀军革命始末》中，详细记述了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从保路运动到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的全过程。文中“朱之洪”“之洪”共计出现27次，客观记述了朱之洪代表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为保护路权据理力争；与革命党人密谋起义，专司“联官绅，交客军，通往来”之事；借防盗匪名义办团练，暗中发展革命武装；明面受推举游说夏之时，实则密谋迎革命军入城等事迹，又以朱之洪、朱必谦同袍携手克城门的细节尤为传神：“先是，之洪出通远门，守兵以无传善命令，不敢开城，乃就城阙卑处，梯而下，张颐继之。未几，体育学堂学生军亦至，本与夏军约如时开城，不者将进攻。朱蕴章叱守兵，乃剖锁辟门。之洪等至两路口，遇夏军，告以城中反正，遂迎之时率全队入城安民，民皆悦喜。”

民国《巴县志》所载《蜀军革命始末》（巴南区档案馆馆藏电子文献）

11月23日蜀军政府成立时，向楚为秘书院长，朱必谦为总务处副处长，而朱之洪坚决辞让不任要职，仅就任蜀军政府高等顾问。蜀军政府又改原有的大清银行为大汉银行，成立金库，由朱之洪主持。当时，蜀军政府内部尚未统一，外部强敌虎视，蠢蠢欲动者甚多。11月25日夜，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在资州起义，回鄂途经重庆时，朱之洪受命游说其统领陈镇藩，请鄂军暂时驻川，帮助维持地方治安。士兵听说后大哗，纷纷说思家不肯留，又说枪械乃军人生命，借出等于缴械，也不肯借枪械。最后，朱之洪反复与陈镇藩洽商约定三万元订购汉阳兵工厂枪械。

后来，蜀军政府决定派兵西上支援成都独立，改编蜀军为三个支队，以蜀军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引发林绍泉的不满。林绍泉平日就骄横跋扈，他撕毁委任文书，把关防印信砍为四块，叫嚣支队长职位卑下，侮辱了他的总司令职位，持枪大骂都督，大闹不休，朱之洪听闻赶到，极力劝说无果，于是袒胸大声喝阻，林绍泉方才离开。林绍泉曾电邀部下余大鸿率兵下渝图谋重庆，尚在途中，林绍泉即事败服罪，余大鸿兵至石桥铺，知道蜀军政府有了防备，愿意将其所率部队交给蜀军，并与朱之洪约定，兵不得入城，次日于南岸铜元局接收，使重庆城免遭兵祸。

1912年1月，成渝两地军政府商议合并，朱之洪被委任为蜀军政府全权代表，与成都军政府代表张治祥在隆昌一烧酒房缔约十一条，议决以成都为政治中枢，重庆设重镇。3月12日，张培爵在成都就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遂通电全国，宣告四川统一。

朱之洪致巴县县长的函（巴南区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

经画统筹传世名志

1933年，巴县奉部令成立文献委员会，63岁的朱之洪受众人推举担任委员长，兼《巴县志》协修，使中断8年之久的修志工作得以重启，并最终修成付印。参与《巴县志》的编纂，对朱之洪而言，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使命感。他历经了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见证了巴县在时代洪流中的变迁，深知记录下这些历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希望通过这部县志，为家乡留下一部真实、全面的历史记录，让后人能够了解先辈们的奋斗历程，传承巴县的文化与精神。

编纂过程中，朱之洪面临诸多困难，《巴县志序》《巴县志卷二十三·叙录》均详细记述了修志的曲折艰辛，他在《巴县志序》中写到：“顾道府文武官署相继裁废，前县长冯均逸亦以官署文书繁火，其一部故老日即凋零，巴县文献半苦无征，采访多无可施手。”又经清厘基金，计存修志费仅九千元，且还被挪作他用。

《巴县志卷二十三·叙录》：“分门纪事，一惟编纂诸贤之绩；经画统筹，绸缪刊费，则之洪、国钧力也。”认为县志得以修成，全赖朱之洪和时任巴县县长罗国钧筹谋。1937年11月完稿审查后，因经费不足，不得不由活字排印改为刻木印刷，1939年刻成，计划印一千五百部，因抗战军兴，物价飞涨，仅得书五百部，很快赠完，而征求者纷至沓来，遂筹款复印，1943年得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垫付纸费九万六千元，加上巴县文献委员会积款五万余元，乃重印五百部，继续流通。对于修志工作，朱之洪总结“县志乃一方之史，自当及时编次”“执笔修撰，必躬先采访”“若采辑刊印，笔札之需，期事前筹集”等经验告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