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深化抗战档案、红色档案、闽台档案研究与阐释，挖掘抗战档案中的精神富矿意义深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宁德市档案馆、宁德档案学会于2025年6月7日联合开展“从历史记忆到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深化抗战档案、红色档案、闽台档案研究与阐释，挖掘抗战档案中的精神富矿意义深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宁德市档案馆、宁德档案学会于2025年6月7日联合开展“从历史记忆到民族认同一一抗战档案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学术交流活动，为解码历史、凝聚共识搭建了重要平台。我馆一级主任科员余新锋《知识女性、爱国僧侣和地方革命武装在福建抗战中的作用的研究》论文成功入选！论文聚焦特殊群体的抗战实践，既丰富了抗战档案的多元叙事，也为探寻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提供了独特视角。以此为契机，让更多沉睡的档案苏醒，方能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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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革命武装和爱国知识女性，乃至佛教界僧侣都在抗战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持和精神支撑。本文旨在分析探讨抗战中福建爱国知识女性、爱国僧侣和地方革命武装的作用和价值。结合战争史料档案、回忆录、地方志书等多种材料，本文试图呈现福建抗战的多元面貌，论文聚焦中共女党员魏雪馨1941年为福建大湖战役中抗日将士筹措运输二十多万块光饼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以及一代佛门领袖圆瑛法师的爱国事迹，以及叶飞把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战（朝鲜战场上悲壮的“冰雕连”战士大部分就来自这支部队）的历史事件，试图从文化视角来解读福建抗战中的军民抗争、民众支持和革命武装转型，以还原福建抗战的立体图景，揭示抗日文化如何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得以构建与传承，探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意义，包括民族意识的觉醒、军民团结的文化表达，以及革命精神的传承，从而为理解福建抗战中的地方文化反应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全文

古田县档案馆 余新锋

抗战中，八闽军民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篇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抗日救亡篇章。抗战爆发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当时的福建是连接华南与华东战场的战略要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迅速推进，1941年占领福州等城市，4月21日，福州沦陷。日寇还企图深入南平等腹地。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福建军民展开了顽强抵抗，创造了毙敌最多的“大湖战役”胜利。该战役中，古田籍共产党员魏雪馨组织民众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一代高僧圆瑛法师创办佛教医院战场救护伤兵掩埋遗体，以及叶飞北上抗日的历程构成了福建抗战史上璀璨的篇章。

1941年4月，日寇企图通过闽侯县大湖乡，挺进古田县，进而进攻闽北战略要地南平，再与浙江、江西的日军汇合，实现“向古田进扰，震撼闽北”的战略目标。我抗战军民（大部分是爱国华侨青年）在大湖乡伏击，取得大胜。1941年5月的“大湖战役”在福建抗战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是福建抗战的“首次大捷”，以少胜多，影响深远，改变了以往“未败先退，节节败退”的颓势，极大地鼓舞提振了福建军民的抗战信心。

“大湖战役”前后，福建民众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后来被誉为“福建江姐”的魏雪馨烈士和一代佛门领袖圆瑛法师分别展现了福建知识女性和爱国僧侣的爱国情怀和组织能力。而叶飞的闽东红军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后，投身抗日战场，从军事斗争方面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这三个历史事件分别代表了福建抗战的三种文化形态：军事抗争文化、民众支前文化和革命转型文化。魏雪馨筹措光饼体现了“军民鱼水情”的文化传统，圆瑛法师的“佛教掩埋队”和几次南洋募捐购买药品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而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则反映了地方革命武装融入全国抗战洪流的历史进程。这三种文化形态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福建抗战文化的丰富内涵。

魏雪馨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学生党员，是一位知识女性，也是支前组织者。她短暂的人生实现了从学生到教师，从党员到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转换，在民族救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她不仅组织学生支援前线，还担任福建省委地下交通员和机要员，代表了抗战时期进步知识女性的典型成长路径。

1937年，她考进省城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参加了“读书会”，与古田籍陈必孟等校内外的革命青年和地下党员接触密切，靠近党组织。1938年6月，该校迁往南平县黄金山。在南平期间，魏雪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被派往沙县等地的农村，从事战时民教工作，对民众进行抗日训练。1939年加入由地下党员黄扆明的介绍中国共产党，10月组织抗日音乐会义演活动，从事到医院实习看护，为病员缝制被帐、服装等抗日后援工作。1940年，她任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党支部书记。通过读书会、讨论会、团结进步学生，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发展党员。1941年5月，日寇侵袭闽北，闽北保卫战打响。得知抗日将士在闽侯大湖乡伏击，需要大量干粮，她积极组织筹划，最后把前线官兵急需的20万块光饼进行穿扎成串、包装成袋，有力支援了部队，为获胜奠定了基础。

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发明了干粮“戚继光饼”，它可以让士兵们一边行军一边吃而不影响追击敌人的速度。这个小吃背后承载着先辈们的战争苦难史。“光饼”作为福建具有鲜明抗倭历史记忆的干粮食品，在1941年再次出现在抗日战场上，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呼应，强化了保家卫国的历史连续性。魏雪馨在这场战役中，积极主动参与支前工作，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展现了知识女性在民族危机中的社会责任担当。

当时，20多万块光饼、征东饼，由撤退到后方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福建高工学校和南平剑津中学的师生负责穿孔包装。魏雪馨所在的华南女校原来只通知三十人参加。后来，全校200多名师生踊跃参加。他们为了鼓舞士气，每串光饼都附有各校师生的慰问信与标签。包括魏雪馨在内的学校师生，尤其是女生参与支前工作，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展现了知识女性在民族危机中的社会责任担当；慰问信与“光饼”结合，体现了物质和精神鼓励的统一，构成了独特的“拥军文化”，体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同心抗敌的意志。

而1937年叶飞的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不仅是一支地方部队的简单整编，更是中国革命力量从分散的地方斗争转向全国性抗战的重要转折点。

1934年，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后来于1937年改编为新四军，它标志着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民族解放为最高目标。由分散的游击战争向集中的运动战、正规战转变。当时，叶飞要说服战士们接受“穿国民党服装”这看似有悖于革命原则的改变，屏南县整训时，他教育战士们说，我们戴的是白色帽徽，可是我们的心始终是红心；其次，他还得警惕国民党借着整编之名行瓦解之实的企图。最后，他终于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转变。闽东红军独立师从山地游击到正规作战，学习能力全面提高。改编后开赴抗日前线，不仅是空间转换，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心理变革。经过政治工作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战士们逐渐将地方意识升华到国家民族意识，实现了为闽东而战到位中华而战的思想转变。叶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说了这一层意思。这种地方利益与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教育，有效调动了军民的抗战热情，还促进了地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融合。它汇入革命洪流，对构建现代中华民族的国家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它超越了地域局限，形成了对中国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识。

魏雪馨完成了从知识女性到抗战骨干的生命历程，叶飞也由一介书生完成了新四军优秀将领和后来的“百战之旅”领导人的转变，还于1955年授衔时成为福建省三个上将之一，他还是毛泽东主席特批的“双国籍上将”。

历史记忆可以转化为现实教育方式，这正是抗战文化生命力的顽强体现。

在抗战中，僧侣的作用也值得重新正视。从福建古田县走出过一个佛门领袖，一代佛学宗师。他就是圆瑛法师，与太虚等人并列的近代五大高僧之一。他是中国佛教会会长，九主佛门，九渡重洋，到南洋募捐大量款项全部用于抗战，购买医药和救护用品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圆瑛法师在上海组织了“佛教掩埋队”，自己担任“佛教掩埋总队长”，成员主要是玉佛寺和清凉寺的青年僧众。他以四辆搬运车不断运送抗战士兵遗体，到郊外进行超度，诵经，安葬。这些手无寸铁的僧侣深入抗战前线，掩埋了上万具遗体；如果发现了幸存者，他们就马上护送到成为临时医院和救难所的清凉寺，一共抢救了8273人。佛台成了手术台，佛像也沾染了鲜血，但圆瑛和僧侣们说：“佛祖会原谅的。”

直到现在，人们都无法说清那些捐躯或者致残的年轻僧侣的数量和姓名，只知道他们都很年轻，是日寇的死敌，也是抗战勇士们的佛。1937年11月，圆瑛携大弟子明旸法师到南洋，号召海外华侨积极抗日救国，发动华人踊跃捐款，获得陈嘉庚先生和胡文虎先生的赞助。两个月后，师徒俩从马来西亚买回药品回到上海。后来圆瑛法师视察收容所和佛教医院，觉得条件实在太差，于是再次去了南洋，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动”，获得热烈响应。后来，他得到大笔资金，回到上海，全部用于支持抗战。1939年10月18日记傍晚，日本宪兵冲进圆明讲堂，将圆瑛和明旸师徒强行带走，不仅又打又踢，还用手枪对着圆瑛，逼迫他承认抗日有罪，还问他到南洋都说了哪些反对日本的话。圆瑛予以抗议。不久，两人被逮到南京日本侵华日军宪兵队，明旸被反绑双手跪在凳子上，后来又被吊在钟架上，不断鞭打，直至昏厥。而圆瑛也遭到刑讯，但他坚贞不屈，绝食多日，最后敌人只好释放他们。敌人还逼迫他们当日华佛教会会长，但师徒俩知道这就是当汉奸，都拒绝出任。日寇软硬兼施，但最终无计可施。

1933年11月，驻守福建的国民党19路军进行倒蒋抗日。这就是“福建事变”。19路军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抗日部队”、“民族英雄”。福建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见证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的反蒋抗日决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毅然决然地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试图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在重建十九路军的计划失败后，他依然坚持在抗战前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蔡廷锴在抗战期间身负重任，多次临危受命，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他虽身负重伤，但仍担任起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队统率委员的责任，巡视各地团队情况，指导做好作战准备。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与反蒋民主运动，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成立民主促进会，致力于推动和平民主的实现。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入闽镇压，1934年，双方在古田县城发生激战。千年古刹极乐寺不幸毁于这场战火。圆瑛大师闻讯后，亲临主持，着手重建，终于于1937年重建完成，这给了古田乃至福建军民以抗战信心和精神慰藉，从另外一个方面支持了抗日战争。

圆瑛曾写下诗句“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他还说，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便是天职。他就是抗战时期所有爱国僧侣的代表和缩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抵抗的伟大胜利。”2020年，习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这样说道。

确实如此。福建抗战中，知识女性为抗战贡献力量，在宣传、教育、后勤等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对社会及女性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她们成立了妇女组织，如妇救会，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工作，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她们面对敌人的压迫和社会的质疑，依然坚持开展工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不仅坚持学业，更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展现了知识女性的家国担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涌现出被萧克将军赞誉为“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的新加坡归侨女记者黄薇，“火线上的白衣天使”长乐人伍哲英，和坚持参与抗日文化宣传的冰心和林徽因等杰出女性。这其中，李林作为骑兵营教导员，不仅亲自上阵杀敌，还写下诗歌《心爱的战马》，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之情。她们有的持枪杀敌，有的战场救护，有的以文报国，展现了福建知识女性的担当和勇气。

福建师范大学肇始于1907年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后来由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和福建省里师范专科学校等几所学校合并而成。1935到1945年间，福建师大前身之一的福建省立师范学校内迁永安，坚持办学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女生统一穿士林蓝旗服和黑裙，与男生一起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步兵操典》和步枪使用等军事知识。女生参与抗战宣传队，每周轮流到乡村写标语。而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其附属中学的师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展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学校强调“笔杆、枪杆、锄头杆”相结合，学生们组织宣传队，公演抗战《家》等话剧和歌剧、音乐会，将演出收入用于慰劳前线战士，还深入乡村城镇绘制壁画和张贴标语等，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1941年福州沦陷后，魏雪馨和师生们连夜包装光饼支援前线，并在光饼中夹入鼓舞士气的纸条。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有一位当过支前民工队的队长的老人孙文祥，每当回忆起支前岁月，就会唱起那时老百姓们传唱的民谣：“最后一碗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到咱队伍上。”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解放太原，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功于后方的供应，归功于人民群众对前线的全力支援。在福建抗战中，人民群众对前线的支持也是空前的。

魏雪馨就是在这个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作为知 识女性，作为女性中的骨干与核心，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解放思想，团结带领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展现出女性独有的智慧。纵观她短暂的不到三十岁的人生陵城，她在宣传、募 捐、支援前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中，地方革命武装与知识女性作为两支重要力量，在民族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抗战，共同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壮丽篇章。闽东独立师规模较小，采取分散游击战术，1934年成立时约2000人，三年游击战争后仅剩下400多人。他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直到国共合作。

总之，地方革命武装和知识女性、爱国僧侣在抗战中的贡献，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中，知识女性突破了传统性别角度束缚，在宣传发动、战地服务、传递情报、后勤保障和敌后工作灯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许多人完成了从贤妻良母到女战士的身份转变。而以圆瑛法师，和后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国庆大典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巨赞法师等爱国僧侣，都在民族危难时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之心。支前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一部分——军民团结与社会动员，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

抗战精神和爱国精神，是时代沃野中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也是当代我们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此外，它能够激励党员干部保持革命热情和拼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我们纪念他们，纪念抗战，就是为了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

来源：东南沿海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