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又到年关了，村口的杨树叶子早就掉光了，只剩下枯黄的树干在寒风中摇晃。我换上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棉马甲，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捧着那本红色的账本，心里五味杂陈。

又到年关了，村口的杨树叶子早就掉光了，只剩下枯黄的树干在寒风中摇晃。我换上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棉马甲，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捧着那本红色的账本，心里五味杂陈。

那是三叔昨天交给我的。

三叔不是我亲叔，是我爹那辈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村里人都习惯叫他”三叔”，连我爹都这么喊他。他比我爹大两岁，今年已经七十出头了，腰板却还是直的，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去地里转一圈。

记得七年前那个春天，三叔敲开我家的门，手里提着两瓶散装的白酒和一小篮子自家腌的咸菜。那时候我刚从城里回来没多久，在县城开了十几年的小超市，生意不好做了，关门回了村。老婆早些年就不在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老李啊，坐坐坐。”我把三叔让进屋，倒了杯热水。

屋里的老式电视机正播着《西游记》重播，声音开得很大。三叔看了一眼，笑了笑没说话。我赶紧把声音调小了。

“来拜托你个事儿。”三叔搓了搓手，“你家那块地，靠近小溪那边的，荒着也是荒着，能不能借我种点菜？”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块地。那是一亩多地，我爹在世的时候种了几年玉米，后来我去城里做生意了，地就荒着。每年政府的补贴我都让村委会的小王代领了。

“三叔，你家不是有地吗？”

“唉，我家那块地去年让村里征了，说是要建个什么休闲观光农业园。”三叔叹了口气，“给了点补偿，但是我这把年纪了，闲不住啊。”

我记得三叔一辈子没出过村子，年轻时在生产队干活，改革开放后就在家种地。他有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很少回来。老伴十年前就走了，他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

“行啊，那块地你就拿去种吧，反正我也用不上。”

三叔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那我就先谢谢老李了！”

他起身就要走，我拦住他：“三叔，别急着走啊，喝杯酒再走。”

“不了不了，得赶紧去整地，这个季节再不种就晚了。”

我想起什么，问道：“对了，三叔，咱们是不是该签个合同什么的？”

三叔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老李，你在城里待久了！咱们村里人，一句话的事，还用得着签合同？”

他走出门，又回头补了一句：“等收了菜，我给你送点来。”

就这样，三叔开始种我家那块地。我偶尔路过那里，看见三叔弓着背在地里忙活，种的全是些青菜、萝卜、茄子之类的家常蔬菜。

三叔很勤快。天不亮就去地里，太阳落山才回家。有时候下雨，我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他穿着塑料雨衣在地里忙碌的身影。

第一年春节前，三叔提着两袋蔬菜和一只自家养的老母鸡来我家。

“老李，这是我地里种的菜，新鲜着呢，这鸡也是自家喂的，你尝尝。”

我推辞：“三叔，用不着这么客气，那地本来就荒着。”

“这可不行，说好了的。”三叔固执地把东西放在桌上，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还不忘说一句：“等会儿还得去地里看看，昨晚风大，怕吹坏了大棚。”

从那以后，每年春节前，三叔都会来送礼。有时候是自家腌的咸菜和腊肉，有时候是刚杀的鸡和鸭，还有时候是一袋子各种时令蔬菜。

第二年，他送来一罐自己酿的米酒和几斤红薯干。

“这酒可是好东西，我老丈人传下来的手艺，喝了暖胃。”

第三年，他送来腌了大半年的酸菜和一只熏得金黄的腊鸭。

“这酸菜配米饭，贼香！”

第四年，他带着两条自己在小溪里钓的鲫鱼和一袋刚挖的莲藕。

第五年，他捧着自家做的豆腐和一大包新鲜的香菇。

我每次都想拒绝，但看着三叔那双期待的眼睛，又说不出口。我知道，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一种尊严。

去年春节，儿子难得回来一趟，正好赶上三叔来送礼。儿子看着满桌子的土特产，有点不解：“爸，这老人是谁啊？咱们家欠他什么吗？”

我解释了一下情况，儿子摇摇头：“一亩地，按现在的行情，一年租金起码得一千多。您这七年，光凭这点东西，怎么也亏了七八千块钱吧。”

我没接话。儿子在省城工作，越来越像个城里人了，很多事情他已经不理解了。

“爸，要不我帮您跟那老头说说，从今年开始，要么按市价租，要么您把地收回来，租给别人。”

我瞪了儿子一眼：“什么叫’那老头’？那是你三叔！你懂什么？”

儿子被我突如其来的火气吓了一跳，嘀咕了一句”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就去房间玩手机了。

今年，正月还没到，三叔就来了。

昨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修理那把用了十几年的剪刀，三叔推开半掩的院门走了进来。他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提着两袋子东西，另一只手却紧紧抱着一个红色的本子。

“老李，今年我给你带了点自家腌的腊肉和一些萝卜干。”他把东西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还有个东西要给你。”

我有些疑惑，看着他从怀里掏出那本红色的账本，双手递给我。

“这是什么？”

“你先收着，等过几天我再来找你说。”三叔说完，又神神秘秘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把账本放在桌上，先没去翻它。院子里有个破旧的鸟笼，是我爹留下的，里面的画眉鸟早就不在了，笼子却一直挂在那里。冬日的阳光透过枯萎的爬山虎，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影子。

晚上，我才想起那本账本。

打开第一页，上面工整地写着：“李家地租账本”。

我愣住了，继续往下翻。

每一页都详细记录着每个季节种了什么菜，收获了多少，卖了多少钱。三叔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数字记得清清楚楚。

第一年：春种白菜、萝卜，收入380元；夏种茄子、辣椒，收入420元；秋种土豆、红薯，收入350元；冬种大蒜、韭菜，收入150元。全年共计：1300元。

后面几年的记录也是如此详细。每年底，都有一个总数。

第二年：1450元 第三年：1280元 第四年：1620元 第五年：1380元 第六年：1520元 第七年：1400元

最后一页，是一个总数：9950元。下面还写着：“待付：9950元。”

我的手微微发抖。七年来，三叔一直在记账，把种我家地的收益都记了下来，一分不少。而他每年送来的那些礼物，在他心里，大概只是表达感谢的方式，并不是抵消租金的。

合上账本，我突然想起三叔家的情况。他那三个儿子很少回来看他，据说是嫌他老房子破旧，住着不舒服。村里人都说，三叔把儿子们打工寄回来的钱都存起来了，准备留给孙子们上学用。

我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儿子临走时留给我的五千块钱。我又找出积蓄，凑了一万块，装在信封里。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三叔家。

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院子里静悄悄的。三叔正坐在屋檐下的小凳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择菜。

“三叔。”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忙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来：“老李，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坐。”

我摆摆手：“不用了，我就是来还账本的。”

我把账本和装钱的信封一起递给他：“三叔，这钱你收着。”

三叔愣住了，然后使劲摇头：“不行不行，那地是你家的，我种了这么多年，已经很过意不去了。这些钱是我应该给你的。”

“三叔，”我苦笑道，“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会收你钱的人吗？”

“这不一样，”三叔固执地说，“做人要讲道理。地是你的，我用了就该付钱，这是规矩。”

我看着三叔满是皱纹的脸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一阵酸楚。

“三叔，那我问你，你这七年，春节送我那么多东西，算什么？”

“那不一样，那是人情往来，这是租金，不能混为一谈。”三叔理直气壮地说。

我终于明白了，在三叔的世界里，人情和账目是分得清清楚楚的。送礼是情分，付钱是本分。他从来没想过用那些礼物来抵消租金。

我们僵持了一会儿，最后我说：“这样吧，三叔，钱我是不会收的。但我有个提议：我们把这钱捐给村里的小学，怎么样？”

三叔沉思了一会儿，终于点点头：“也行。不过得署上你的名字。”

“那就写咱俩的名字吧。”我妥协道。

三叔脸上终于露出笑容，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释然。

走出三叔家的院子，我回头看了一眼。三叔站在门口，冬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身影显得那么瘦小而又坚韧。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那块地。冬天的田地光秃秃的，只有几畦青菜还顽强地生长着。地角落里，有一个用废弃塑料瓶做的简易风车，在冬风中呼呼地转着，像是在守护着这片土地。

过了几天，我和三叔一起去了村小学，把钱交给了校长。校长是个年轻人，听说这事后，非要给我们写一份捐赠证书。三叔坚持只写我的名字，我则坚持要写上他的。最后的证书上，印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校长把证书装在镜框里，挂在学校的荣誉墙上。三叔看着那个镜框，眼圈红了。

回来的路上，三叔突然说：“老李，我想再向你借那块地，再种十年。”

我笑了：“三叔，那块地本来就是你的了。”

他摇摇头：“不行，那是你家祖传的地，怎么能是我的？我就借着用。”

我知道，在三叔的世界里，规矩就是规矩，人情就是人情，这两样东西，他一辈子都分得清清楚楚。

“那行，三叔，我再借给你十年，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

“以后别再记账了，那块地的收成，全归你。”

三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认真地点点头：“行，不过每年春节，我还是得送点东西来，这是规矩。”

我没再反对。对三叔这一辈人来说，送礼是一种仪式，是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他们的尊严所在。

回到家，我把那本红色的账本放在柜子里，和我爹留下的老照片放在一起。窗外，冬日的阳光照进来，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我想起儿子说的话，心里暗自摇头。有些东西，是用钱衡量不了的。就像三叔借地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亩地七年的租金问题，但实际上，那是两代人之间的情谊，是乡村生活中最朴实也最珍贵的人情往来。

院子里，那只没有鸟的笼子依然挂在那里，风一吹，发出吱呀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某种无言的故事。

今年春节，儿子又要回来了。我想，到时候一定要让他和三叔好好聊聊，让他明白，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还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慢下来去珍惜的。

那本红色的账本，就是最好的见证。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