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姨，给点吃的吧，我家真的揭不开锅了。＂我站在小姨破旧的宿舍门口，声音像冬日的风一样颤抖。

粮票与房屋

＂小姨，给点吃的吧，我家真的揭不开锅了。＂我站在小姨破旧的宿舍门口，声音像冬日的风一样颤抖。

那是1977年的冬天，北方的寒气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天空阴沉得仿佛随时会落下铅块，老旧的筒子楼走廊上，隔三差五地挂着几件冻得硬邦邦的衣服。

那时的我，才十岁，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左膝盖上的布料已经薄得能看见棉絮，脚上的胶鞋也开了口，只能用报纸塞住御寒。

肚子里的馒头渣早已消化干净，饿得心慌腿软，眼前直冒金星。

父亲下放到辽北农村已有七年，每月只能寄回来十几块钱。

母亲在纱厂做工，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工资却只有二十多块钱，养活我和妹妹已经捉襟见肘。

那几天，家里的米缸见了底，连续三天只有清水煮白菜，连盐都得省着放。

妹妹才六岁，饿得整夜啼哭，母亲抱着她，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康儿，明天咱们去姥姥家借点粮食。＂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脸上写满了无奈与羞愧。

第二天一早，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母亲带着我顶着刺骨的寒风去了姥姥家。

一路上，我看见街道两旁的雪堆里，不时有人在翻找着什么，大概也是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

姥姥家在城东的老居民区，一排低矮的砖瓦房，门前的雪被清扫出一条窄窄的小道。

我们敲了半天门，里面才传来拖沓的脚步声。

姥姥开门看到是我们，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你们来干啥？＂她的声音干巴巴的，眼神躲闪，不敢正视母亲的脸。

家里飘出煎饼的香味，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妈，家里没吃的了，能不能借点粮票和面粉？＂母亲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手指不停地揉搓着衣角。

姥姥叹了口气，看了看屋里，压低声音说：＂你爸下放这些年，我们家也不容易，前几天你大姐一家来，刚借走不少。剩下的，我和你爸还得留着过日子啊。＂

母亲点点头，拉着我转身就走。

风吹得更猛了，母亲的围巾被吹开，露出红肿的眼睛，眼角有泪花在闪。

我知道她心里有多难受，自己的娘家都不愿伸出援手。

没想到，刚走出胡同口，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姐，等等！＂

是小姨，我母亲最小的妹妹。

她穿着单位发的蓝色工装，脚蹬一双已经掉色的胶鞋，没戴帽子，耳朵被风吹得通红。

＂姐，你们跟我回宿舍。＂小姨喘着气说，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

她是偷偷跟出来的，连姥姥姥爷都不知道。

小姨住在纺织厂的集体宿舍，一栋灰砖红顶的四层楼房，每层走廊尽头一个公共水房和厕所。

她的宿舍在三楼最里面，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挤着四个人。

每人一张单人床，中间一张公用的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盏灯罩发黄的台灯和几本书。

房间角落的铁皮炉子上，一壶水正冒着热气，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倒点热水暖暖身子。＂小姨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搪瓷缸子，倒上热水。

我捧着缸子，热气腾腾地扑在脸上，冻僵的手指这才有了知觉。

＂小姨，这是你们宿舍啊？＂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拥挤却整洁的小房间。

墙上贴着几张电影海报，《地道战》《红色娘子军》，还有几张明星照片，是那时候最红的几位女演员。

＂嗯，四个人一间，已经算不错的了。＂小姨笑着说，眼睛却看着窗外，似乎在确认什么。

＂其他三个人呢？＂我问。

＂都回家了，过几天才回来。＂小姨说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本《毛泽东选集》。

＂这书你还留着啊？我记得是我高中毕业时送你的。＂母亲认出了那本书。

小姨点点头，翻开书皮，里面竟然藏着几张粮票和一小包细粮。

＂这是我这半年省下来的。＂小姨的声音有些发颤，＂平时单位食堂吃，我总舍不得买肉，每次省一点，想着过年时改善一下生活。＂

她将粮票和细粮都塞给母亲，＂姐，都拿去，家里有孩子，得吃饱。＂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妹，我怎么能要你的？你自己也不容易。＂

小姨坚决地摇摇头：＂别磨叽了，姐。我现在还年轻，一个人，饿不死。孩子饿着，我看着心疼。＂

她说着，把东西塞到母亲手里，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红薯，＂带回去烤给孩子吃，趁热香得很。＂

窗外，纺织厂的广播喇叭里正播放着《东方红》，曲调嘹亮，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

我站在一旁，看着小姨那双因长期在纺织车间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比母亲小七岁，正当豆蔻年华，本该是最美好的年纪，却已经为生活操劳得像个老人。

回家的路上，雪又开始飘落，母亲紧紧地握着那几张粮票，手心都出了汗。

＂妈，小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问道，还记得姥姥拒绝时的冷漠。

母亲擦了擦眼泪：＂你小姨从小就心善。她十六岁就去纺织厂当了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一斤肉给姥姥姥爷改善生活。那时候，我已经嫁给你爸了，小姨一直记得我对她的照顾。＂

＂姥姥为什么不帮我们？＂我不解地问。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人各有难处，不能强求。你姥姥年纪大了，怕没有存粮，过年过节就揭不开锅了。＂

那天晚上，母亲用小姨给的粮票去供销社买了五斤面粉和两斤大米，又煮了小姨给的红薯。

全家人围坐在桌边，妹妹饿得眼睛发亮，一口气吃了半个红薯。

＂慢点吃，别噎着。＂母亲心疼地说，给她倒了杯热水。

我小口咬着甘甜的红薯，心里却在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小姨的善良，就像这红薯一样，温暖而甘甜，滋养着我们一家人。

寒冬终会过去，但小姨那份无私的爱，却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在我心里。

1978年，父亲终于调回城里，分到了一家国营工厂。

日子虽然还是清苦，但至少不再为吃饭发愁。

每逢节假日，母亲都会带着我去看小姨，带些自家腌的咸菜或者手工缝制的衣物。

小姨总是笑着说：＂姐，不用这么客气，咱姐妹之间说什么谢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在学校里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每次拿到好成绩，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告诉小姨，因为她总是比谁都为我高兴。

1985年盛夏，高考放榜那天，我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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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还住在那间集体宿舍，只是从四人间变成了两人间。

墙面斑驳，天花板上的灯管一闪一闪的，窗户纸已经泛黄，但屋子里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

听到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小姨高兴得直拍手：＂我就知道，我们康儿最聪明！＂

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很久的五十元钱。

＂小康，上大学要花钱，姨给你准备了点零花钱。路上坐火车别饿着，到了北京，想吃啥就吃啥。＂她笑着说，脸上的皱纹比八年前深了不少。

我知道，这五十元钱对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能是她攒了大半年的。

＂小姨，这钱我不能要。＂我说，心里却已经湿润。

＂拿着！＂小姨板起脸，把钱塞到我手里，＂你上了大学，别忘了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了，再报答姨也不迟。＂

我紧紧握住那五十元钱，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报答小姨的恩情。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每逢假期，我都会回家看望父母和小姨，给他们带些北京的特产。

小姨总是笑眯眯地接过礼物，转手就分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尝尝，这是我侄子从北京带回来的糖！＂

那种自豪感，就像是在宣告全世界，她有个在北京读大学的好侄子。

198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通过招聘进入了城里一家外贸公司。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市场经济如火如荼。

我抓住机会，加班加点，不放过任何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很快在公司站稳了脚跟。

小姨依然在纺织厂工作，但随着国营企业改革，她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

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小姨买些营养品和新衣服，但她总是推辞：＂小康，你自己留着用吧，姨不缺。你还年轻，得置办自己的家当。＂

有一次，我去她宿舍，发现她还在用那个几十年前的搪瓷缸子，边沿已经缺了一块。

＂小姨，您怎么还用这个旧缸子？＂我心疼地问。

小姨笑了：＂有啥不好？盛水照样好使，缺个口子又不耽误事。＂

我从柜子里找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着我前几个月送她的新茶杯，崭新的，连包装都没拆。

＂您啊，就是舍不得用。＂我摇摇头，拆开包装，把新茶杯洗干净。

小姨不好意思地笑了：＂老毛病了，总想着东西得攒着，万一将来有急用呢。＂

这就是她，一辈子节俭惯了，宁愿委屈自己，也要把最好的留给别人。

1996年深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纺织厂找小姨，却被告知她已经办理了内退。

＂怎么会提前退休？她才四十多岁啊。＂我不解地问厂办公室的人。

一个老会计叹了口气：＂厂里效益不好，让老职工内退，减轻负担。内退工资只有正常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每月就那么几十块钱。＂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顺着街坊指引，我来到了郊区的一片平房区。

这里是纺织厂的家属区，低矮的红砖平房排列成几条长长的巷子，巷子两旁种着几棵老槐树，树叶已经开始泛黄。

小姨住在最里面的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平房里，屋顶漏雨，墙面发霉，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像蒸笼。

我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小姨的声音：＂谁啊？＂

＂小姨，是我，小康。＂我喊道。

门＂吱呀＂一声开了，小姨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惊喜：＂小康，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跨进门槛，看到屋内简陋的陈设——一张单人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角落里是一个煤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铝锅，里面煮着白菜。

＂厂里改制，我们这些老职工都提前内退了。＂小姨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解释，＂不过挺好，每月还有点退休金，够用了。＂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心里一阵酸楚。

当年那个在寒冬中塞给我们粮票的年轻姑娘，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她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那个如今已经风雨飘摇的纺织厂。

＂小姨，您怎么不跟我说实话？＂我轻声问道。

小姨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摇摇头：＂有啥好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你有你的事业要忙，哪能为这点小事分心？＂

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么多年，她总是默默承受一切，从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向我们伸手要帮助。

＂小姨，我想给您盖个房子。＂我突然说道，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

小姨愣住了，随即摆手：＂使不得，使不得！你自己还年轻，要成家立业，钱得留着用。＂

＂小姨，这是我的心意。＂我语气坚定，＂当年要不是您，我们全家可能都熬不过那个冬天。您救了我们一家，也成就了我今天的一切。＂

我握住小姨的手：＂我已经和建筑公司谈好了，就在您现在住的地方附近，一座两层小楼，砖瓦结构，冬暖夏凉。您一人住着宽敞，院子里还能种点菜、养几盆花。＂

小姨的眼圈红了，她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1997年春节前夕，我带着设计图纸去看小姨。

没想到，刚到她住的胡同口，就听见一阵吵闹声。

＂凭啥给你盖新房子？你一个老姑娘，又没有孩子，住这么大房子干啥？＂一个尖锐的女声传来，是我大姨。

＂就是，我们家老二明年要结婚，到现在还没着落房子呢！＂大姨夫也跟着附和。

我加快脚步，推门进去，看见小姨默默地站在屋子中央，脸色苍白，嘴唇紧抿。

大姨和大姨夫看见我，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小康来了啊。＂

＂大姨，大姨夫，好久不见。＂我点点头，走到小姨身边，＂发生什么事了？＂

小姨摇摇头，不愿多说。

大姨却忍不住了：＂小康，听说你要给你小姨盖新房子？这钱花得不值当啊。你小姨一个人，住这平房就够了，何必那么铺张。＂

我心里一阵火起，但还是平静地说：＂大姨，这是我和小姨的事。当年如果不是小姨，我可能都不在这世上了。＂

＂啥？不就是借了点粮票吗？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大姨夫插嘴道，眼神里满是不屑。

我忍不住了：＂大姨夫，那是1977年，全家断粮的时候，我们去姥姥家借粮食，被拒绝了。是小姨把自己半年攒下来的粮票和细粮都给了我们，救了我们全家。＂

大姨和大姨夫一时语塞，屋子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小姨拉了拉我的袖子，轻声道：＂小康，算了。咱不为这事生气。大姐大姐夫也是为孩子着想。＂

看着小姨宽容大度的样子，我心里更加坚定了要报答她的决心。

1998年初春，小姨的新房子终于建好了。

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两层楼房，青砖白墙，红瓦盖顶，很是气派。

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卧室和书房，还有一个小阳台，可以远眺城市的风景。

院子不大，但五脏俱全，我特意让人砌了一个花坛，种上了小姨最爱的月季花。

阳光透过宽敞的窗户洒进客厅，院子里我栽下的几棵果树已经抽出了新芽，一切都生机勃勃。

小姨坐在新房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忙碌的我，突然说道：＂小康，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

我点点头：＂记得，那是1977年的冬天。＂

＂那时候你还是个瘦小的孩子，站在我宿舍门口，冻得直发抖。＂小姨的眼里闪着泪光，声音有些哽咽，＂手里攥着妈给的两块钱，说是要给我买糖果吃。我知道，那是你们家最后的钱了。＂

我走过去，在小姨身边坐下：＂那时候，我就在想，小姨真好，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小姨笑了，伸手抚摸着门框：＂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该多好啊。没想到，一点粮食，竟然长成了一座房子。＂

我蹲下身，握住小姨的手：＂小姨，不是粮食长成了房子，是您的善良和大爱，在我心里种下了感恩的种子。＂

小姨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笑得像个孩子：＂傻孩子，姨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你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院子里，春风吹过，花坛里的花蕾悄悄地绽放。

时光匆匆，转眼间，小姨搬进新家已经五年了。

她在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和花草，邻居们经常来她家串门，羡慕她有这么好的房子和这么孝顺的侄子。

小姨总是笑着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个好侄子。＂

我的事业也渐入佳境，从外贸公司的小职员成长为部门经理，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成了家，有了孩子。

每周末，我都会带着妻子和孩子去看小姨，和她一起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聊着过去的日子。

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小姨就坐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满是幸福的神情。

有时候，我们会回忆起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回忆起藏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粮票，回忆起那个寒冬里温暖的小宿舍。

＂小姨，您有没有后悔过？＂有一次，我问她。

＂后悔什么？＂小姨疑惑地看着我。

＂后悔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我轻声说。

小姨摇摇头，目光温柔地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傻孩子，我有什么好后悔的？你不就是我的孩子吗？看到你们过得好，我就满足了。＂

2015年，小姨八十大寿那天，我特意请了假，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

所有亲朋好友都来了，连大姨一家也来了，多年的隔阂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小姨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唐装，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像个慈祥的菩萨。

酒席上，我端起酒杯，对着满座宾客说：＂今天，我要敬小姨一杯酒，感谢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感谢她无私的爱和付出。＂

小姨连连摆手，脸上却掩不住笑意：＂哎呀，这孩子，咱们是亲人，说这些干啥。＂

宴席散后，我送小姨回家，月光如水，洒在小院的石板路上。

＂小康，姨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许多人，经历过许多事。＂小姨突然说道，声音格外清晰，＂人这一辈子，不图别的，就图个良心安。我这辈子没成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我不觉得亏。看到你有出息，比啥都强。＂

我握住小姨的手，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岁月如水，冲刷走了许多记忆，却冲不走那些刻入骨髓的恩情。

每次听到小姨说＂良心安＂这三个字，我都会想起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想起小姨递过来的粮票和红薯，想起她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

在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或许就像一粒种子，看似渺小，却能在岁月的滋养下，长成参天大树，为后来者遮风挡雨。

如今，我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在名利场的浮沉中，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是金钱，是地位，是权力，还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最为珍贵的情感？

每当夕阳西下，我和小姨坐在院子里，看着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和平静。

那个储存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粮票，成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它教会我感恩，教会我付出，也教会我如何去爱。

也许，这就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吧——不求回报的给予和心怀感恩的接受，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相互滋养，最终汇聚成生命的大海。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