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深圳就是21世纪的曼彻斯特的话，杭州就完全可以达到未来硅谷的高度。在此基础之上，香港、广州、深圳……构成中国南部的一个世界城市群落；上海、杭州、苏州……构成中国东部的另一个世界城市群落。

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深圳，夜晚

如果深圳就是21世纪的曼彻斯特的话，杭州就完全可以达到未来硅谷的高度。在此基础之上，香港、广州、深圳……构成中国南部的一个世界城市群落；上海、杭州、苏州……构成中国东部的另一个世界城市群落。

撰文丨陈季冰

在旖旎的杭州滋润地生活了20年以后，我的朋友魏英杰以一付“长者”的口吻谆谆告诫说：杭州，还当不起一线城市。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有的放矢”？或许，市面上的“杭吹”的确已经蔚为壮观，到了迫切需要给它降降温的地步了。当然，我对于冰川上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高度同意的——杭州纵有百般美好，但离所谓“一线城市”仍有差距，没啥好自满的。

然而，这篇文章在论证这一核心观点时，近乎无意识地一再拿杭州对标上海，在我看来，这非但不是合适的比照，还很可能导向一种不正确的思路。这是因为，对标错了，就可能造成发展中的挫折。

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比、学、赶、超”目标的话，我认为深圳才是杭州应该的对标的“一线城市”。

上海根本不应该是杭州对标的那个目标，因为上海的本质并不是什么“一线城市”，它的使命是“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就是差不多正好一百年以前，上海就已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后来有一段时间退出了，今天还远没有恢复到当时的程度。

虽然现实中早已存在，像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16世纪的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尔后的伦敦、巴黎，以及今日的纽约……但迟至1966年，英国城市地理学家彼得·霍尔才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

按照霍尔的定义，所谓“世界城市”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它们是国家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世界或世界某一区域的经济枢纽；具有高度现代化基础设施；是世界主要跨国与金融机构的集聚地；拥有优良国际服务功能；也是人才聚集的中心；其城市人口规模都在500万甚至1000万以上……

到198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亚·萨森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概念。她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某些国际性的大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影响力遍及全球，从而成为所谓的“全球城市”。

萨森于1990年进一步指出，全球城市占据了世界金融交易中不成比例的份额，而且这一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迅速地增长。这是因为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性的职能越是更高程度地聚集于相对较少的几个地点。

她后来还指出：

空间的分散和全球整合两者结合，为主要城市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战略角色……现在城市在发挥着四种新型职能：首先，作为在世界经济组织中高度集中的控制节点；其次，作为金融和专业化服务公司的关键选址，而这种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再次，作为产业活动的地址，而这些主导产业当中还包括创新活动；最后，作为产品和创新活动的市场……因此，一种新型的城市已经出现。这就是全球城市。

在萨森看来，当今的“全球城市”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纽约、伦敦和东京。

如果未来有一个中国城市注定要跻身上面这张“全球城市”的榜单的话，上海无疑是最有希望的。看历史，可以说，“现代中国”正是起步于上海；看当下和未来，上海各方面的条件也是最齐备的。

这个目标，显然不是旖旎迷人的杭州应当追求的。检视历史上任何一个“全球城市”的兴起，我们都可以列举出无穷无尽的重要成因：它们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地理位置、时代机遇、明智决策等等……

但为什么这样的城市并不多见，根源在于它的形成需要有非常特殊的际遇，因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们往往因为阴差阳错的缘故，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它所在的那个社会的传统之外。

“世界城市”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应当属于全世界，属于整个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伦敦是“最不英国的英国城市”、纽约是“最不美国的美国城市”，正如东京是“最不日本的日本城市”一样……它们都是多样化、多元化的展示台，这有时候令它们看起来杂乱无章，甚至充满矛盾。

百年前的上海和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也莫不是这样。“全球城市”的这种特质，还令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往往也难以与它所在的那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们分享共同的思维和情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关沪港“双城记”的话题十分热门。巧的是，上海人和香港人在中国内地历来没有太好的口碑，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城市”是人为有意识地周密、合理规划的结果。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成为“全球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多么值得追求的事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经典景观，而每一个城市的功能、性质和命运都是不一样。

那么，我为什么开宗明义就说深圳才是杭州对标的目标城市呢？

在我看来，在改革开放的前半程，深圳是作为一个不断升级换代的“世界工厂”的中国一线城市的典范。那么，杭州正应该是改革开放下一程作为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的中国一线城市的结晶。

这就好比，历史上除了有伦敦、纽约、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还曾有过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车间”、“世界码头”——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以及后来的美国底特律、费城，日本大阪、横滨……如果深圳就是21世纪的曼彻斯特的话，杭州就完全可以达到未来硅谷的高度。

在此基础之上，香港、广州、深圳……构成中国南部的一个世界城市群落；上海、杭州、苏州……构成中国东部的另一个世界城市群落。

虽然没有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人为规划的结果，但事后诸葛亮，我们总能总结出每一个时代的繁荣城市之所以成功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期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城市化也将仍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因此，对于领导者和决策者来说，城市的规划管理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但是，当前国内许多地方的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至少在一些重要观念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偏差和不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城市管理者根深蒂固的思维就是别人有啥，我也要有啥，今天到了必须与这种观念告别的时候了。

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蜚声世界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这部经典作品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城市发展中的得失，细致地探讨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兴衰的奥秘，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雅各布斯女士的核心观点是，城市各种各样的多样性是城市赖以生存发展和保持持久活力的生命线。这些多样性来源于城市众多而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的差异，而且它们是互为联系并互相支持的，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城市的多样化是自然天成的，“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样化的发动机，是各种各样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简单地说，衡量一个城市或它的某一街区是否成功的标志，并不是它宽敞崭新的马路、摩登气派的高楼、开阔气派的广场和幽静整洁的绿地，而是它的“人气”。只有人气充盈活跃，前面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

对雅各布斯来说，城市管理者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顺应和促进这种多样性。换句话说，评估任何一项城市政策的首要立足点，就是要看它是有助于促进还是损害这个城市——通常是城市的某一街区——既有的人气。

雅各布斯的理论革命性地颠覆了西方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主流城市理论，后者大多强调城市的秩序和规划，主张人为创造。

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管理者来说，简·雅各布斯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管理者不要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可能是美好的——去强求城市的整齐划一，也不要去人为地规划城市的“功能区”，更不要贪大嫌小，因为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多样性和活力，某种程度的“乱”和大量小企业的存在恰恰促进了城市的多样性。

城市既不是一台机器，也不是一幅油画，以工程师对待机械的态度或是以艺术家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去规划和管理城市，都将给城市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城市更像一个有着自然生命的有机体，遵循着它自身新陈代谢的节奏。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应该更像一个园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所作为，只是这种作为应该自觉融入城市自然的新陈代谢节奏中去。

什么样的田地，适合什么样的庄稼。每个城市都应当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角色，妄想在旱地里种水稻，进而再拔苗助长，是扼杀城市自然健康生长的头号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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