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许多中国人出于海外经商等目的南下南洋各国，在当地形成了多个华人聚居区。这些华人社区在南洋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后来明朝在南洋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最近，印度尼西亚方面提出旧港地区在历史上曾属于中国领土的话题，引发学界和公众对明朝旧港宣慰司的广泛关注。

这一讨论不仅涉及历史事实的梳理，更揭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深厚的历史渊源。

旧港宣慰司作为明朝在南洋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历史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宋元时期华人在南洋的聚居

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许多中国人出于海外经商等目的南下南洋各国，在当地形成了多个华人聚居区。这些华人社区在南洋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后来明朝在南洋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南安县志》记载，唐龙朔元年（661年），南安人郑国希卒葬于菲律宾的礼智省马亚辛地。

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其侄儿王延彬治泉州二十六年间，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岁历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借之以利，号招宝侍郎” 。

五代时期，留从效、陈洪进相继治理泉州，“殖贷泛于番国”，鼓励泉属各县到南洋诸国开展商贸活动，许多南安沿海人前往南洋谋生，有的生意发展后与当地异族通婚，有的将故乡亲友迁往海外定居。

宋代泉州跃升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呈现出 “涨海声中万国商” 的繁荣景象。据地方文献和族谱记载，宋代南安石井人丁有财、许汉青等人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他们将南安生产的瓷器、铜铁制品、绢布、蔗糖等运往南洋，又把南洋的木材、香料等运入国内经销，成为当时的海商巨富。

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了泉州地区华侨商人到阇婆（今爪哇东部）等地经商的情况 。淳化三年（992 年），阇婆国使节前来进贡，该国贡使译者称，“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向导来朝贡”，可见当时华人在南洋商贸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利用泉州独特地理优势组建水兵，并将其作为发兵进击爪哇占城的基地。南安沿海许多人被招募为水手、兵勇，进军爪哇后，不少人留在当地定居。

荷兰人所著《爪哇土地和民族》指出，9世纪至11世纪在爪哇的福建人很多。有观点认为，“闽侨之南来东印度也，较奥侨为早，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时，子弟兵都为闽南籍，后落居爪哇者很多，繁殖也多”。

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单马锡（今新加坡）有华侨定居，元初有大批华人定居在婆罗洲格兰岛，渤泥国敬爱唐人，马来半岛古国龙牙门已有中国人和当地人通婚杂居，真腊国有唐人居住经商，且因真腊风俗由妇女进行贸易，华人到此必先娶真腊女子为妻以方便贸易 。

由于华人在南洋聚居点不断增多，规模逐渐扩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南洋。华人社区在南洋的出现，为后来明朝在南洋的影响力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旧港宣慰司的设立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脉资源 。

明朝初年的海禁与南洋局势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防御猖獗的倭寇，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与海外通商贸易，只允许官方船队商贸。

许多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迫于生计，只能偷偷南下东南亚各国经营甚至定居，逐渐在当地形成了新的华人社区。

此时的南洋地区，三佛齐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三佛齐国，中国古称 “室利佛逝”，自7世纪起便与中国有着紧密的朝贡贸易联系，其范围涵盖今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是当时东西方在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关键中转站。

《明史・三佛齐传》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 “遣使持诏往谕三佛齐、渤泥、真腊等国，赵述等使三佛齐”，旨在 “告以即位，建元平定朔漠之意” ，三佛齐迅速派遣使者随赵述回明朝入贡，双方由此建立起新的朝贡关系。

此后数年，三佛齐多次遣使入贡，明朝也慷慨回赐大量物品。洪武十年（1377年）冬十月，明太祖立三佛齐国王嗣子麻那者巫里为三佛齐国王，并赐予诏书。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南洋地区呈现出 “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的繁荣景象 。

然而，三佛齐国辉煌未能长久维系。其因进攻锡兰（今斯里兰卡）失利，致使国力急剧衰落。在这一过程中，暹罗阿瑜陀耶王朝趁机占领了三佛齐国在马来半岛的领土，苏门答腊岛的各属地也纷纷倒向新兴的爪哇国，史称满者伯夷帝国。

1397年，不愿臣服爪哇国的三佛齐国王，毅然率军试图收复故土，惨遭失败，首都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地区被爪哇国军队攻占。马来族王子无奈之下，只得率残部逃往苏门答腊岛的西部内陆地区，随后辗转至马来半岛，建立了满剌加国，史称马六甲王朝。

旧港宣慰司所在地巨港的地理位置

满剌加国在建国初期，处境艰难，不仅每年需向暹罗缴纳黄金以换取保护，还面临来自南方满者伯夷国的巨大威胁。永乐元年，其统治者拜里米苏拉随京官尹庆前往大明国拜见明成祖，并正式向大明国进贡。

次年，拜里米苏拉的使者随明朝使者尹庆抵达南京，明成祖当即封拜里米苏拉为 “满剌加国王”，赐诰印、彩衣、诏书、黄伞 。自此，暹罗国不敢公开欺凌满剌加国。此后，满剌加国与明朝的往来愈发频繁，关系日益紧密。

梁道明与施进卿的崛起

1397年，爪哇满者伯夷国王灭掉了三佛齐旧王朝。彼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人约有一千多人，他们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新的三佛齐王。梁道明挺身而出，领兵守卫三佛齐北方疆土，顽强对抗满者伯夷势力。

随后十年间，梁道明领导下的三佛齐华人政权大放光彩，有几万军民从广东渡海前来投奔梁道明王。这些移民的到来，逐渐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华人社区。

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梁道明的同乡，时任监察御史谭胜受和千户杨信带敕书前往招安梁道明。梁道明接到诏书后，欣然接受招安，随后与臣子郑伯可一同入朝，向明成祖进贡当地的方物特产。此番入朝，梁道明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与丰厚赏赐。之后，他回到三佛齐地区。

梁道明回国朝贡期间，考虑到三佛齐华人政权面临满者伯夷的严重威胁，便委任自己副手施进卿统领三佛齐军民。由此，施进卿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三佛齐华人政权的新首领。

关于施进卿身份，学界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他原本是广东回族，其祖先曾在杭州生活。另一种说法则称，施进卿家族非回族，但在移居南洋后受当地文化影响，改信伊斯兰教。

不论施进卿出身究竟如何，他接手三佛齐华人政权后，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使得华人政权得以继续稳固发展。

郑和下西洋与旧港宣慰司的设立

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当时，旧港地区局势颇为复杂。海盗陈祖义猖獗，严重威胁海上贸易安全。彼时，海盗陈祖义猖獗，对海上贸易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郑和下西洋，马六甲海峡是必经之地

陈祖义本是朱元璋时期的通缉犯，得知郑和船队途径旧港，企图诈降以劫掠船队。

幸得施进卿向郑和告密，揭露了陈祖义的阴谋。郑和果断采取行动，成功击败陈祖义，将其生擒并押回京师受戮。

为嘉奖施进卿的“忠义之举”，明成祖赐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于永乐五年（1407年）旧港宣慰司正式成立。

明成祖朱棣——旧港宣慰司的缔造者

旧港宣慰司的传承与发展

1424年，旧港宣慰使施进卿去世后，其子施济孙请求承袭父职，朱棣派郑和去旧港宣旨任命施济孙为新一任旧港宣慰使。

然而，施进卿死后，旧港宣慰使继承权发生争执。施二姐根据施进卿“本人死，位不传子”的遗嘱，实际控制着旧港宣慰使的行政权限。施济孙为抢夺权利，派丘彦成到明廷请封。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特意绕道旧港调查，最终决定支持施二姐，认为她更适合执掌这片海外飞地。

施二姐采用了独特的“双轨外交”策略，既向明朝称臣，也向当地的爪哇满者伯夷王国表示臣服，巧妙地维系着两个大国之间的微妙平衡，使旧港得以在夹缝中生存。

在施二姐统治下，旧港迎来黄金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瓷器、货币、文献，都印证了这一时期繁荣的贸易与文化。

政治影响力的延伸

旧港宣慰司的设立，标志着明朝在南洋地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行政机构，将明朝的政治影响力延伸到了赤道以南。

宣慰使由明朝皇帝任命，对明朝政府负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明朝行使对旧港地区的管辖权。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明朝对南洋地区的重视，也加强了明朝与南洋各国的联系。

《明宣宗实录》中称旧港为“爪哇国旧港宣慰司”，虽表明旧港在名义上与爪哇存在一定关系，但旧港宣慰司的首领由明朝册封，其行政体系也与明朝有着紧密联系，体现了明朝在南洋的政治影响力。

维护海上贸易秩序

旧港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明朝设立旧港宣慰司，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海上贸易秩序。

郑和船队每次出使西洋，都会在旧港进行物资补给、船只检查和修补等工作。旧港宣慰司为船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保障了明朝与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贸易往来。

同时，旧港宣慰司对打击海盗、保护商船安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

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了大量明代青花瓷碎片和“永乐通宝”，证明这里曾是瓷器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明朝货币在南洋地区有广泛的流通，反映了旧港在明朝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传播与交流

随着明朝船队的频繁往来以及华人在旧港的聚居，中华文化在南洋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华人移民在旧港使用中国历法，穿汉服，建妈祖庙，把中华文化深深植入这片异国土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华飞地”。

旧港宣慰司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传播不仅增进了南洋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也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

军事战略意义

旧港宣慰司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控制着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咽喉要道。

大名旧港宣慰司成立时的南洋形势

明朝时苏门答剌、满剌加是作为与旧港宣慰司相配的御封军镇——明朝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建立城栅、仓库，以之作为经营西洋的中转站。旧港宣慰司与满剌加相互配合，共同维护了明朝在南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这一战略布局有效地保障了明朝的海上安全，对周边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有助于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传统历史的回归

印度尼西亚重提旧港地区的历史地位，是对传统历史的尊重和回归。旧港宣慰司的存在，是中国与印尼两国历史上友好交往的重要见证。

通过对这一历史的重新审视和确认，印尼方面展现了对两国悠久历史渊源的认同，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情感共鸣。

与中国拉近关系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印尼重提旧港历史地位，也体现了其与中国拉近关系的意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日益增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印尼经济发展、地区合作以及国际地位提升都有重要意义。

通过强调旧港的历史联系，印尼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扩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印尼重提旧港历史地位，是中华文明在南洋地区影响力扩大的一个体现。

这表明中国文化、价值观以及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尊重。旧港宣慰司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成为了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旧港宣慰司作为明朝在南洋设立的特殊行政机构，在明朝的对外交往、海上贸易、文化传播以及军事战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明朝国力强盛和海外影响力的象征，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如今，印度尼西亚重提旧港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通过对旧港宣慰司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来源：泰岱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