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呐,按人头分,儿媳是外人,外人的手,碰不得我老李家的钱。”
“分呐,按人头分,儿媳是外人,外人的手,碰不得我老李家的钱。”
我婆婆在堂屋里那句话一落,屋里像被人泼了一盆井水,凉到骨缝。
我手里的账本“啪”的合上,像把这些年的苦,一并合上了。
公公走后的第三天,亲戚没散,水壶还滚着小泡,窗外柳树的叶子在晚风里打着微颤,像人的嘴角忍着一句话。
我没说话,喉咙像卡了根鱼刺。
周围人不看我,偏偏又都在看我。
我看见桌角那只旧搪瓷缸子,上面掉了半块蓝边,缸底有一圈茶垢,像年轮,绕着绕着,把我绕进十年的光阴。
那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叫王晴,八五年生,黑龙江人,城郊长大的,家里以前有几亩地,九十年代初转成菜地,父母种了一辈子菜,手心常年裂口,抹点猪油就接着干活。
我们家没有诗和远方,有的就是一把锄头,一张小饭桌,一台收音机。
我大学没考出去,进了技校学了会计,十九岁那年冬天,姨妈牵线,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李兵。
他家在市里工人街,原来是纺织厂宿舍,后来国企改制,老房子没拆,那楼道墙皮掉得一层一层的,扶手冰凉,冬天一握手就能握出刺痛来。
李兵人实在,腼腆,话少,一笑有两个小梨窝,耳朵根红得像过年挂的灯笼边,拉风箱似的。
他在公交修理公司当机修,手底下活麻利,脾气慢,像老式挂钟,滴滴答答,准时,走得稳。
婆婆那年五十出头,爱干净,爱面子,邻居口碑都不错,常说“我这人讲理,啥事都讲理”,说完自己先点头,把理字摁得铿锵有声。
我就喜欢她这种利落。
那会儿我在一家食品公司做记账,每天骑个二八大杠穿街过巷,风像刀子,脸被削得生疼。
我们结婚那年是二零一一,兔年,舅舅家借了两千块,娘家凑了八千,彩礼没多少,婆婆摆了十桌,放的是磁带机里翻来覆去的《常回家看看》。
婚后我跟李兵住在公婆隔壁,一墙之隔,像两锅汤,一锅咸,一锅淡,互相冒着气,闻得着,尝不着。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只搪瓷缸子。
缸子其实是公公年轻时候在厂里领奖得的,白底蓝边,写着“先进个人”,字被洗得浅了,还是看得见。
公公爱茶,毛尖喜欢,舍不得多放叶儿,泡完来来去去续水,一锅茶能喝一天。
他九零年代中期就下岗了,后来说腰痛,也不肯上医院,拧着个劲儿,捂着腰,说男人嘛,忍忍就过去。
哪个男人不嘴硬呢。
我们小两口一开始攒钱,打算换个电冰箱,八年前的二手冰箱,冷冻室结了厚厚一层冰,像冬天窗外堆的雪,拿刀铲一铲一块掉下来,啪嗒砸脚背。
后来我算了账,婆婆血压高,公公腰疼久拖不治,心里打鼓,就跟李兵说,不换了,先存点备用。
那一年,我们就开始往老人的药盒里塞钱,往柜子里贴把清单。
药盒是塑料的,七日分格,我一格一格摆好,像摆豆子,摆生活的秩序。
婆婆记性好,常念叨:“哎呀,老糊涂了,今天吃过没?”
我就点那小格,“妈,已经吃啦,您看,药都翻过来了。”
她这时候就笑,笑得眯缝眼,笑纹像麦子田里的一道道风影。
那年冬天特别冷,屋里壁炉停了,临时用电暖气,电表嗞溜嗞溜转,像追不上日子。
我们家的肉,是逢年过节吃的,平常就炖土豆,烧茄子,馒头蒸得硬邦邦,蘸点酱油也香。
我一个会计,钱算得清楚,别人说抠门,我认,抠门是为了让家里有门可抠,不然风一吹,门框子都摇。
那十年,我攒下的每一张发票都装在牛皮纸袋里,写好年月,写好开销。
牛皮纸袋是我的“账本”,也是我的“护身符”,我靠它心里有底。
婆婆有次看到我数钱,数着数着又装回袋子,问:“小晴,攒这么多干啥?”
我说:“妈,防着点病,病来如山倒,钱去如抽丝。”
她叹了口气:“哎,你们小年轻啊,想得多,啥都怕。”
其实怕,就是穷怕了。
穷日子里,生病比狼还可怕,一口一口把人吃干抹净。
那年春天,公公腰疼加重,一次上厕所差点站不起来,李兵背着就去了医院,拍片、化验,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拖久了压迫神经,得手术,最好尽快。
手术费是六万起步。
我脑子嗡一声,像站在铁轨旁,火车“轰隆轰隆”压过来。
我回家翻牛皮纸袋,把大额小额的钱都抽出来,拿出一沓储蓄卡,心里默念,别乱别乱,先救人。
婆婆看我摆钱,眼里有水,嘴唇抖了一下说:“小晴,别,先别拿你们的。”
我说:“妈,这都是家里钱。”
她一句“家里钱”,听着痛快。
那时候她没有说“你是外人”。
在住院那段日子,我把账本也带过去,谁送了水果,谁来了一趟,谁出力帮忙,我都一一记下,怕到时候疏漏了人情。
我不是打算将来要回礼,我只是怕愧对谁。
公公手术很顺利,人从手术室推出来,脸白得像纸,呼吸均匀,我心里那口气刚落下,就又提起来,钱还没结呢。
手术加治疗,一个月花了十三万八千。
我们的小金库,像被风吹翻的谷堆,一捧一捧撒出去。
不心疼吗。
心疼。
可这是家里人,疼也得咬着牙往外拿。
那年秋收,婆婆第一次夸我,说“这闺女是个细心人,是个有心人”,说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眼里亮亮的。
邻里闻到茶香,来探望的人也多,说:“老李家儿媳妇不赖。”
我听在耳里,心里暖了几分,心想,做人就图这三两句实在话。
第二年,婆婆自己的身体又开始闹小脾气,血压忽高忽低,老讲胸口闷,去了医院,医生说要长期吃药,定期复查,最好控制饮食,清淡为主。
清淡就清淡,家里菜谱从那天起彻底换了。
油盐勺子我用小秤称,盐改成低钠盐,醋换成米醋,酱油看配料表,买最普通的,不加添色剂的。
婆婆一开始有点不乐意,说“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吃这么淡的菜,像嚼蜡。”
我笑说:“妈,咱慢慢吃出个健康来,身体是借来的,得往回还点利息。”
她捂嘴笑,仿佛把嘴边的埋怨也捂住。
我心里给自己点了个赞,脑子里蹦出一句顺口溜:“省下盐粒子,换个好日子。”
第三年,公公的复查又是钱,婆婆牙齿坏了,补了两颗,又花了钱。
钱跟燕子似的,说南飞就南飞,说不见就不见。
我每次掏钱,都告诉自己,钱是外物,人是根。
家里有根,风大也不怕。
有人说我傻,说别那么较真,老人有儿子,让儿子掏。
我笑,不回嘴,就像把门窗关上,不让风浪进来搅和。
李兵脾气太软,我脾气也不硬。
软皮包硬骨头,外面看不出,里头有杆秤。
这些年,婆婆也不是不知道我做的事。
她在邻居面前夸我:“这闺女,有良心呐。”
我听了,心里像有人给我发了个小红花。
这些小红花,我藏在心里,遇到难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还是香的。
第四年,公公的腰刚好点,又查出血糖高。
医院的走廊永远是那样,灰白,亮堂,又冷清,像放大的冰箱内胆。
我在凳子上坐了一个下午,手里攥着号码单,单子边角被我搓得起了毛。
我在那时暗暗决心,把家里预算再紧一点,把一个月里能省下的,尽量省下来。
那一年,我把我们的小冰箱彻底替换了,换成了二手但好点的,耗电低,冷冻强。
你说,既然省钱,换啥呢。
旧冰箱太费电,像个老牛,呼哧呼哧,不拉车还吃料。
有些钱,该花就得花。
不然你越省,越漏。
这些道理,都是日子教我的,一点一点,教我不跌跟头。
第五年,婆婆提出要把老屋翻个修,墙皮剥落,窗户挡不住风,她说冬天太冷,回回咳。
我算了一笔账,刷墙,换窗,换个水龙头,加一盏节能灯,花不了大钱。
我们去市场,挑最结实的玻璃,找邻里推荐的瓦工,干净利落,半个月,屋里亮堂了。
婆婆那天擦窗,手背透着光,笑出皱纹一圈圈的,说这回,冬天不怕了。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楼下胡同里有个小卖部,门口挂着红辣椒,风一吹,辣椒串串碰撞,发出轻响,像人窃窃私语。
我告诉自己,日子就像这辣椒,挂在风里晒一晒,味儿就出来。
第六年,公公忽然说想吃炖排骨。
我一愣,平时我们很少买肉。
我看了看钱包,没多说,去市场挑了两根,跟卖肉的大姐说,小点的,肥瘦搭配。
回到家,我先焯水,再慢炖,汤冒泡,热气腾腾,厨房的窗户都蒙了白雾。
婆婆把碗端上桌,公公喝了一口,眼眶红了,说“好吃”。
我笑,说“想吃就说”。
那顿饭,我们仨笑得多,吃得慢,像过年。
第七年,公公又住了一回院,糖尿病并发症,脚趾烂了,必须清创。
那是花钱的黑洞。
我站在缴费窗口,掏卡,刷卡,取回单子,一次一次,像掰着指头数天。
我把十年来攒下的每个小目标都换了方向。
什么去青岛看海,什么给自己买只金耳钉,啥都往后头放。
人生有时候,就像排队,总有人插你前面,你气也没用,抬头看看天,天还是蓝的,心里骂一句“算你厉害”,再往前挪一步。
第八年,婆婆膝盖犯了毛病,医生说关节磨损,不能受凉,注意保暖。
我就给她织了护膝,用的粗羊毛线,买了织针,跟视频学,头两回织得松松垮垮,像大网兜,挂腿上掉。
我就拆了,重新织,越织越紧实,戴上试,婆婆笑,说暖和。
她那天,摸着护膝说:“闺女这手,巧。”
我说:“不巧,笨,但用心。”
她笑得更开心了,拿搪瓷缸子敲桌子,“当当当”,像敲出来一段日子的光。
第九年,公公的身体大起大落,春天好点,秋天就不行。
我在纸上画了两个圈,一个叫“用得上”,一个叫“用不上”。
想买的东西很多,画到“用不上”的那个圈里就被我划掉了。
比如一双新鞋,比如一条漂亮的围巾,比如一场电影。
我跟自己说,算了,等以后。
你问我心里有没有委屈。
有。
我偶尔在夜里会哭,脸埋进被子,不想让谁看见,也不想让谁知道。
我也会偷偷羡慕别人,羡慕他们不用这么算计,不用把每个月切成小片小片,像切萝卜一样,一片一片咬。
可我很清楚,我选了这条路,就得走稳,走直。
第十年,公公走了。
走之前一天,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小晴,这十年,难为你了。”
我那时候愣住了。
十年,我好像都没听过他这样平心静气说过一遍完整的感激。
我心一软,眼泪“唰”就下来了,顺着脸,到嘴角,咸的。
我说没事,都是一家人。
他说了一句“谢谢”,声音不大,像风吹过麦地,沙沙。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第二天,他走了。
灵棚搭在院里,亲戚来来往往,纸花挂得满屋,白布条子在门上垂着,像一挂雨。
我忙前忙后,端茶递水,记礼金,安排座位,心里那根绷着的弦一直没松。
婆婆那几天眼睛肿得像桃子,她坐在炕边,捏着那只搪瓷缸子,手背上的青筋像小蛇在爬。
我们这边的丧葬,讲究简单清爽,乡里乡亲来上香,唠两句宽心话就走,人情账我一笔不落地记着,礼薄上的字写得端正,一笔一画,不敢错。
忙到第三天,骨灰盒安放的事定了,该说分家产了。
我不爱听“家产”这个词,这个家哪有啥产,就是一套老房,一个小储蓄,一个工具箱,还有一屋子的老家具,一堆老照片。
可规矩就是规矩,亲戚都在,免得以后有人嘴上不干净。
这时候,婆婆说了那句:“分呐,按人头分,儿媳是外人,外人的手,碰不得我老李家的钱。”
她说完,像是给自己定了个锚,紧紧抓住不用飘。
堂屋突然很静。
有人咳了一声,有人轻轻挪椅子,有人看天花板。
我看见桌上的搪瓷缸子,起了一圈小涟漪,可能是风,可能是我心里的那地动山摇传出来的。
我忍了十秒,又忍了十秒,忍到嗓子发甜。
你说我是不是该当场吵。
旁边的婶子说,算了,谁家不是这么分,媳妇的都外姓。
有人附和,是啊,规矩。
我把嘴唇咬得疼,血腥味在舌尖弥漫。
我忽然觉得这“规矩”三个字,好像一把无形的刀,刀口不见血,却能一刀把人圈在外面。
十年里,我一碗一碗给他们煮粥,一针一针给婆婆织护膝,一张一张把钱凑成厚厚的一摞,递到窗口,再拿回来,循环往复,像水车咿呀转。
在这些人的眼里,我竟然是“外人”。
我是外人。
这几个字落地有声。
我看了李兵一眼,他眼神躲开了我,又转回来,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
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嘴笨,心软,背骨不硬。
我不怪他,或者说,我想怪,也怪不起来。
婆婆继续说,她的意思很清楚,儿子分,闺女也分,儿媳别伸手。
我说:“妈,十年里我们给您的医药费,给爸的手术费、复查费,来往礼数,差不多二十万。”
我把账本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牛皮纸袋磨得发毛,边角卷了,透出一点白。
我翻开,里面按年份码得整整齐齐,每年一摞,发票、清单、银行流水,记事,谁送过鸡蛋,谁帮忙连夜送去医院,谁来念叨过一句关心。
我不是要计较,我是怕自己记错了谁的好,欠了人情回不去。
我没有吼,我只是心平气和地把事实放在桌上,像把一碗清水端出来,谁看都清楚。
堂屋有了人声,说“哎呀,小晴可真细”,也有人咂舌,“这日子过得真不容易”。
婆婆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嘴唇发抖,眼神里有一丝闪烁,但很快硬了起来。
她说:“不管怎样,规矩在前,媳妇归媳妇,儿子归儿子。”
她又加了一句,“你们小两口,日子是你们的,跟老李家的钱,是两码事。”
我听到“两码事”,笑了一下。
我这一下笑,挺短,像火柴擦一下的声音,噗。
我心里的那团火,带着十年的人情冷暖,一下子把自己的眼睛点红了。
我忽然站起来,没看谁,转身把账本卷好,放回包里,拉链拉得“嗤啦”一声,很干脆。
我说:“那就按妈说的规矩分吧。”
我声音平静得反常。
说完,我把椅子往后挪了一下,起身往里屋走,拉开卧室门,收拾我的衣服,护膝,发票袋,甚至连那只搪瓷缸子我都顺手拿了起来又放下。
我拿了家里的两件换洗衣裳,旧围巾,一张我和李兵的合影,合影上我们笑得傻,像两个刚上岸的鱼,还不知道岸上有风。
过道里积了点灰,脚踩上去不响。
我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李兵跟出来,小声叫我:“小晴。”
这个名字,十年来被他叫过无数遍,平时像一杯温水,这一回,像一口热茶,烫了我。
我没有回头。
我说:“你们分吧。”
我说:“我不参与。”
我又说:“从今天起,我这个外人,不在你们家存账了。”
话出嘴,像摘掉一块沉重的石头,又像撤掉了一根撑着屋梁的木头。
屋子里一下子空了。
我走了出去。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风里有叶子的味道,干干的,带点涩。
我下了楼,走到胡同口,才憋不住,扶着电线杆,哭了一会,眼泪在脸上像刷了一层清漆,凉。
哭完我抬头,天蓝得很平,像粗布,铺在屋檐上。
我给娘家打了个电话,我妈在那头说:“回来看看,回来住一段也行。”
她没问缘由。
做母亲的,心里明白,不问,就是疼。
我拎着包往车站走,脚下有一个小石子,滚了几下,停在路边。
我忽然想到十年前刚嫁过来那天,公公站在楼口笑,说“欢迎小晴进门”。
那天,他拿着搪瓷缸子,里面泡的是茉莉花茶,香得很清。
我呆了一下,心里软成一滩水。
我知道这一次,我不是为了赌气走,也不是为了哪一口面子。
我是为了守住自己最后一点不让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清白。
我到了娘家,屋里还是那张小饭桌,还是那台收音机。
收音机里正播一首老歌,调门低低的,唱“往事只能回味”。
我妈在灶前炒菜,油花子噼里啪啦跳着,像在人耳边催人落泪的鼓点。
我坐下,喝了口热水。
我妈给我放下一盘地三鲜,说:“吃,别想了。”
我点点头。
夜里我睡在小时候的小床上,窗外有虫鸣,一阵一阵,像有人在悄悄嘀咕,又像有人在安慰。
我睡得不沉,却也不再那样忧心忡忡,像多年来第一次不用半夜爬起来给婆婆量血压,给公公半夜倒尿壶。
第二天上午,李兵来了。
他背着双肩包,头发乱了一点,像刚从风里钻出来。
他看到我,站在门口,半天才说:“跟我回去吧。”
我看着他。
他把包放下,从里面掏出一只东西,包得严严实实,是那只搪瓷缸子。
我愣了。
他说:“妈让拿的。”
我笑:“妈?”
他点头。
他坐下,嗫嚅着说:“昨天晚上,妈睡不着,在炕上翻过去翻过来,到半夜,起来坐着,盯着那缸子看了半天。”
他停了停:“她跟我说,她后悔。”
我抱着胳膊,没吭声。
他继续说:“她说这十年来,你是把老李家当自家的,钱当自家钱,老人当自家老人,她一句‘外人’,把你的心砍出一条口子,她心里也疼。”
他又说:“她让我拿着这个来,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再跟你说一句‘谢谢’。”
我盯着那缸子看,那缸子的蓝边还是掉了一块,茶垢还是那一圈,缸子壁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痕,像人的掌纹。
我忽然哭了。
眼泪不是委屈,是累和缓。
李兵把手伸过来,不敢碰我,又不舍得收回,手在空中悬着,像一叶小舟找不到靠岸的地方。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这一年来,想买一双四十八块钱的布鞋,犹豫了三次。”
他低着头,说:“知道。”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下雨天穿的那个旧雨衣,是拼了两次胶,第三次裂开,我拿透明胶带缠上就继续穿。”
他说:“知道。”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爸临走前跟我说谢谢,我嘴硬,没当场哭,其实我心里像涨潮。”
他说:“知道。”
我笑,笑自己,笑老天,笑命运爱跟人开玩笑。
我说:“咱回去吧。”
他眼睛里亮了一下,又暗了一下,跟我说:“我跟妈也说了,如果再有‘外人’这三个字,就算我是她儿子,我也要搬出去。”
他这句话说得不利索,却笃定。
我忽然有点心疼他。
他是个慢慢长大的男人,慢慢的,很慢。
回去之后,家里还是那个家,堂屋还挂着白布条,但窗户已经重新打开,风吹进来,带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香气。
婆婆坐在炕上,手里捏着纱巾,抬头看我,又低下头,再抬头,像在找一个合适的开口。
她说:“小晴,妈那天,说错话了。”
她的声音小,像风吹着草叶,柔,人也软下来了。
我站着,没动。
我说:“妈,您是长辈,有些话,我不该接,可那天,我心里难受。”
我停了一下:“人的心都是肉长的,说到痛处,谁也不比谁硬。”
她点点头,说:“是,妈嘴快,脑子慢,求快嘴做了主,慢脑子没挡住。”
她说:“这十年的钱,妈记着,街坊邻里也记着,谁也不敢说你不是。”
我笑,笑自己眼泪湿了又擦。
我说:“妈,钱不钱的,我倒不是为了钱。”
她说:“是,妈知道。”
她又说:“这只缸子,拿走吧。”
我愣。
她说:“这缸子,老头子最喜欢,天天端在手里,跟命根子一样,缸子上沾了他的嘴印,也沾了你的手气。”
她笑了一下,“好东西给有心人。”
我说:“妈,这缸子留着吧,我看着它就行。”
她摆摆手,“拿着。”
我伸手,缸子有温度,不是热,只是有“人气儿”的那种温。
这一刻,我明白了,家里有些东西,它不是钱能衡量的,它是把人的心意一层一层裹住的布,拆开的时候,里面是热的。
分家的事,还是得分。
我说:“妈,我不参与分。”
李兵也说:“咱按规矩来,但是我得当着大家说一句,媳妇不是外人。”
这话一出,屋里人都看我们。
婶子咂舌,说:“哟,这孩子开窍了。”
有人低声笑。
婆婆看了他一眼,半晌,说:“媳妇不外,人心看人心。”
分完之后,李兵分了该分的,婆婆把她的那份里的五万,塞回我们的手里。
她说:“这钱,算是给你们的小账本补一补。”
我把那钱推回去,说:“妈,您留着,您老了,总要用钱的地方。”
她没争,笑了笑,叹口气,“也罢,钱在谁手里,不都是老李家的。”
我笑,没再推。
这件事过去之后,街坊邻居还有议论,说“老李家那天闹得不轻”,说“媳妇扭头就走,哟,厉害”,也说“婆婆也不是不明理,后来不都又好了吗”。
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那天那样走。
我说,不后悔。
当时不走,心里的那道口子会烂,会发炎,越拖越臭。
走一走,风从口子上吹一下,痛是痛,凉是凉,倒是干净得快。
人有时候就得给自己透口气,不然活着就像捂在棉被里,不见太阳。
日子慢慢归位。
我照旧做饭,照旧跑医院,照旧在每个节气换菜谱,照旧把药格摆好。
我还是那个会计,还是那个攒发票的,会在牛皮纸袋上写好年月日,会在每一个小角落里贴上条条。
不同的是,婆婆不再说“外人”。
她会在我做完饭后站起来,伸手接过碗,说:“闺女,歇会。”
她会把我织的护膝戴在家里也不摘,天气热了,她还戴一会,汗出了一圈印,摘下来扇扇风,又戴上。
她会在邻居面前碰杯,说:“我命里有福,遇见个好媳妇。”
她会拿着那只搪瓷缸子,坐在门口,晒太阳,晒够了,走到厨房来问:“今天吃啥?”
我就说:“吃您爱吃的清炖豆腐。”
她笑,“好,清淡就是福。”
那只缸子,从那以后,变成了我的“情感标志”。
它放在哪儿,那个角落就像亮了一点。
有时候我早起,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拿它装一缸温水,看蒸汽慢慢腾起来,像日子升起的气。
我也常常拿它当作尺子,量一量自己心里的温度,温一点,日子就温一点。
我开始偶尔给自己买一点小东西,一双不漏风的鞋,一条不扎人的围巾。
我知道,苦里头也得夹点甜,不然牙齿总咯吱,咬不动。
那年冬天,在一个日历上,我画了一个小小的太阳,写了一句:“别让心,凉过手。”
这句话后来贴在冰箱旁边,婆婆看到,读了两遍,说:“写的好。”
她又补了一句:“人哪,活到老,学到老。”
李兵则开始学着做饭。
他切菜切得歪歪扭扭,炒出来的菜一开始不是太咸就是没味。
我笑他:“厨子还得练。”
他红了耳朵,说:“慢慢来。”
他还去找了两个活儿,帮人修车,搭把手,挣点外快。
夜里他回家晚,我把饭菜热在锅里,留他一碗汤。
他进门,拿起那只搪瓷缸子,盛上一缸水,一口一口喝,像把一天的灰尘往肚里压下去,再倒出来。
我们三个人,像三个齿轮,慢慢咬合,慢慢转匀。
有时候我会想,若那一天婆婆没说“外人”,我们的日子是不是会更平顺。
但转念一想,正是那一句,像一把刀,剜开了我们之间的淤泥,流了脓,长出新的肉。
有些痛,必须经过。
有些火,必须烧掉旧东西。
人情世故,并不是光滑的一条道。
它有坑,有坎,有时候还会有个暗洞。
承认它,就能找到绕过去的路。
如果你问我,十年为婆婆花二十万,值不值。
我会说,钱花出去了,换回来的是一家人活在一起的踏实,是在病痛里不慌的底气,是在走夜路时身边有人的一盏灯。
值不值,不是账本能算出来的。
账本算得出数字,算不出心。
但有一件事,我也清清楚楚记着。
金句——人心里有“家”,钱就不再是天;人心里没“家”,钱堆成山,睡着也冷。
这一年清明,我们去给公公上坟。
山上风大,草叶子擦着裤腿,沙沙响。
婆婆捧着那只搪瓷缸子,里面装着公公喜欢的茶。
她小心地倒了一点在坟前,说:“老头子,喝茶。”
我在一旁看,眼眶湿湿的。
我在心里说,爸,听见了吗。
李兵把纸钱压好,石头压着,怕风吹跑。
我们三个人不说话,风在耳边说话。
下山的时候,婆婆走得慢,我伸手。
她抬头看我,笑,眼睛里有光,微微点头,手搭在我的手背上,轻轻一压。
那一压,像把我们之间的那条线打了结,再难松开。
回到家,我把那只搪瓷缸子洗干净,放回桌角。
阳光进来,正好照在蓝边上,蓝边亮了一下,像一个小小的闪电,迅疾,短暂,却照亮了一瞬之间的整个屋子。
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
它并不长驱直入,它来来回回,它走一步退半步。
它在你以为要散的时候,给你递过来一只缸子,说,拿着,别怕。
我知道,我这辈子,还是会把账本记下去。
牛皮纸袋还会堆在柜角,我会每隔一段时间把它拿出来晾晾,翻翻。
我也知道,下一回遇到风浪,我不会轻易说“我走”。
我已经走过一次了,知道那条路的风有多冷,知道回来就像重新坐直一把椅子,腿要挪一挪,腰要挺一挺。
婆婆有时候念叨老话,说:“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
我笑:“妈,咱换就换八两,不换半斤,多一两,多一点暖。”
她笑骂我嘴甜。
我说:“嘴甜不长蛀牙,心甜不招虫子。”
她笑得更欢了,伸手敲我头。
日历一页一页撕下来,撕掉的碎纸我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盒子外头写了四个字:过日子罢。
罢这个字,有点旧,也有点含蓄,像我们这代人的口气,不喊不叫,只是做。
亲戚们慢慢淡了议论,街坊们遇见我们,打招呼,照旧说天气,照旧说菜价,照旧说哪家孩子考了大学。
有人说,世上哪有不穿鞋就过冬的路。
有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心里说,别把经念成怨。
经念顺了,心安,饭香,梦也不苦。
最后,我想起一句话,像刻在缸子底那样刻在我心上。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留人心的地方。”
理讲过了,人心留下了,才叫家。
那天夜里,我把那只搪瓷缸子放在床头,做了个梦。
梦里,公公坐在堂屋,笑着,手里端着缸子,冲我点头。
婆婆在一旁织毛衣,织的是护膝,边织边叨叨,叨叨的是我,叨叨的是我这个“外人”。
叨到后来,她自己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问她笑啥。
她说:“笑我那天笨嘴拙舌,差点把自己气死。”
我也笑,笑醒了。
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刚好有一点鱼肚白。
我把窗帘拉开,早晨的风灌进来,吹动了桌角的账本,也吹动了缸子里的那一圈老茶垢。
茶垢不动,但仿佛也暖了一下。
我知道,日子还长。
我知道,我得继续煮饭,继续记账,继续在每一次唠叨里听出亲近,在每一次沉默里看出承认。
我知道,等我老到婆婆这个年纪,手背也会青筋起,眼角也会刻纹路。
那时候,希望我也不说“外人”。
希望我拿起那只搪瓷缸子,递给我的晚辈,轻轻说一句:“家里人,不分里外。”
话说到这儿,已经够了。
这世间好多事,就是在一句话里回头,回头就是岸。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