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2年初春的一个黄昏，窗外杏花飘香，槐树叶子刚冒出嫩芽。母亲已病榻三月有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透着蜡黄，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

回不去的亲情

＂以后别让你大姐来了。＂母亲紧握我的手，声音虚弱却坚定，眼神里饱含泪水与决绝。

那是1982年初春的一个黄昏，窗外杏花飘香，槐树叶子刚冒出嫩芽。母亲已病榻三月有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透着蜡黄，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

病房里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墙角的搪瓷痰盂散发着淡淡的苦涩气息。老式红漆木床上铺着我们家唯一的一床花棉被，被面上因长年洗涤已泛白。

姐弟三人围在床前，大姐春花坐在最边上，泪水一滴一滴地砸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屋外传来广播站播放着《东方红》的旋律，是傍晚例行的村里广播。

我叫王小明，排行老二，今年刚好三十整。记忆中的童年，家里并不富裕，但也不算太苦。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下煤矿出了意外，留下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艰难度日。

大姐春花比我大六岁，小妹柔柔小我四岁。我们家住在东北一个小县城边上的村子里，红砖瓦房，前后两间，墙角堆着一冬天的柴禾，院子里种着几棵葱和几畦小白菜。

母亲常年在县里的纺织厂做工，起早贪黑，纺织机的声音似乎已经融入她的骨子里，连走路都带着一种机械的节奏。大姐从小就懂事，扫地做饭，照顾我和小妹，十五岁就能一个人做出全村最好吃的饺子。

大姐十九岁那年嫁给了县城里有名的李家。当时全村人都羡慕不已，都说咱家终于出了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

＂小明他娘真有福气，闺女嫁到县城做少奶奶咧！＂村里的王婶子掐着腰，坐在我家的门槛上，大声地向过路的人炫耀着，好像她才是娶了媳妇的婆家人。

出嫁那天，大姐坐的是县城才有的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前面还挂着大红花。李家给的彩礼在我们镇上算得上头一份：三转一响——红漆的木箱子，锃亮的飞鸽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那台黑白电视机放在我们家堂屋的正中央，像个宝贝似的，用一块绣花的台布盖着，生怕落了灰。每到晚上播新闻联播的时候，院子里全是人，邻居们端着小板凳，一个挨一个地坐满了我家的小院。

＂瞧瞧，春花嫁得多好啊，让她娘家也跟着享福了。＂邻居李大爷摇着蒲扇感慨道。

谁知好景不长。大姐出嫁不到半年，就开始往娘家跑。起初只是回来坐坐，渐渐地变成了有求必应。

她第一次回来是在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天还下着蒙蒙细雨，大姐冒雨回来，身上的的确良衬衫都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娘，我...＂大姐一进门就扑到母亲怀里，声音哽咽。

那晚，母亲和大姐在后屋说了很久的话。我和小妹在前屋烧水煮饺子，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啜泣声。等到他们出来，大姐的眼睛肿得像桃子，母亲的脸色也不好看。

从那以后，大姐来得越来越勤，每次来都带着一堆说不完的委屈和数不清的麻烦事。

＂娘，李家要我拿五百块钱入股他们家的副食店。婆婆说了，不出钱就没资格分红。＂

＂娘，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家里紧得很。李家说这是我娘家的事。＂

＂娘，婆婆病了，要看大夫，家里都看我。说是我嫁过去，就得有赡养公婆的义务。＂

母亲每次都沉默地听着，然后从枕头底下或者柜子深处掏出那卷用报纸包着的钱，一张一张地数给大姐。那些钱是母亲靠在厂里加班、在街上卖手工编的毛线帽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记得有一次，母亲刚发了季度奖金，准备给小妹买一双新皮鞋。大姐来了，说是李家要开分店，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出资，不然以后没有分红权。母亲二话没说，把给小妹买鞋的钱全都给了大姐。

小妹那年才十二岁，正是爱美的年纪。看着同学们穿着新皮鞋上学，她只能穿着我小时候的旧布鞋，鞋底都快磨穿了。但小妹从不抱怨，放学路上捡了小石子垫在鞋底的破洞处，一直穿到冬天。

记得那年我十八岁，本该上大学的年纪，却为了供小妹读书早早辍学去了县里的砖厂。砖厂里的活又脏又累，每天要搬几百块砖，晚上回来手上全是血泡，腰酸背痛得像是断了似的。

厂里的师傅老张看我可怜，常偷偷塞给我一包五块钱一条的大前门香烟。＂小伙子，抽一口解解乏。＂我不会抽，揣在兜里带回家给母亲换钱。

每个月的工钱除了家用，剩下的都攒起来给小妹做学费。母亲总是说：＂咱家至少得出个大学生，不能让你爹在九泉之下失望。＂但每次大姐一来，家里那点积蓄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溜走。

母亲对大姐的百求百应，我心里不是没有怨言。有时候工作一天回来，看到大姐坐在我家饭桌前哭诉，我就会躲到院子里抽那半截舍不得扔的烟，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

可每次我想发作，看到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和被纺织机轰得有些耳聋的耳朵，我又咽下了到嘴边的话。母亲总说：＂你大姐是女孩子，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在婆家不容易。＂这句话她重复了无数遍，仿佛这样就能说服自己，也说服我们。

有一年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刮得窗户纸直响，刀子一样的寒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我从砖厂领了年终奖金，攒了大半年的钱，给母亲买了件羊毛棉袄，淡蓝色的，和母亲眼睛的颜色一样。

＂六十八块钱呢！＂售货员把棉袄包好，递给我时特意强调了价格，仿佛在炫耀这件棉袄的贵重。那时候，六十八块钱可以买二百多斤白面，是我们家半年的口粮钱。

母亲乐得合不拢嘴，说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她小心翼翼地把棉袄挂在柜子里，舍不得穿，只在晚上睡觉前拿出来抚摸一下，然后又仔细地挂回去。

＂等过年的时候穿。＂母亲总是这么说，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

可不出三天，大姐又来了。那天正赶上大雪纷飞，鹅毛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村庄。大姐走了两里地的雪路，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走进屋来。她的眼圈红红的，脸颊被风吹得发紫。

＂娘，孩子要上县一中，缺学费。＂大姐一边搓手，一边低声说道。县一中是重点中学，学费比普通中学高出一倍。

母亲二话没说，转身就去柜子里翻找。我站在一旁，心里已经猜到了结果。果然，母亲从柜子里取出我给她买棉袄的钱，还有平时攒下的一点零钱，全都给了大姐。

送走大姐，我忍不住发了火：＂娘，您就知道心疼大姐！您自己呢？这大冬天的还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那可是我大半年的工钱啊！＂

母亲站在雪地里，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大姐身影，轻声道：＂你大姐比你们更需要娘的帮助。＂

＂她嫁到李家，吃的穿的不比咱们好？＂我忍不住嘟囔。

母亲摇摇头，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我不明白，明明是大姐嫁到了有钱人家，怎么还缺这缺那的？有一次去县城赶集，我特意绕道去了李家的副食店。

那是县城最大的副食店，门口挂着红灯笼，柜台上摆满了罐头、糖果和各种零食。生意兴隆，进进出出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口还停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把上系着红绸子。看到这一幕，我心头的疑惑更深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集市上花了五毛钱买了四个油饼，准备带回家给母亲和小妹解馋。刚拐进小巷，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大姐！她蹲在巷子的转角处，摆了个小摊，卖的是自己绣的手帕和鞋垫。

＂大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姐看到我，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忙脚乱地收拾摊子。＂小明！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在李家的副食店帮忙吗？怎么在这儿摆摊？＂我蹲下身，帮她一起收拾。

大姐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眼圈又红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姐穿着破旧的衣服，站在李家的院子里洗衣服，手冻得通红。醒来后，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心里乱糟糟的。

转眼到了1981年冬天，母亲突然病倒了。那天她从厂里回来，脸色蜡黄，走路踉跄。小妹去扶她，发现母亲浑身发烫。起初以为是普通的风寒，谁知越来越重。

县医院的大夫说是肺炎，要住院治疗。那时候住院可不是小事，一天的床位费就要三块多，还不算药钱。我和小妹轮流在医院照顾母亲，大姐得知消息后也赶了回来，每隔三五天就来一趟，每次来都是眼圈红红的。

多年来的积劳成疾，再加上营养不良，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清楚地记得医院的味道——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病人的呻吟，墙壁上的白漆因为潮湿而脱落，露出灰色的水泥。

有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回来，看到大姐和小妹在母亲病床前低声争执。

＂姐，这钱是给娘治病的！你不能拿走！＂小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柔柔，你不懂...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大姐的声音充满恳求。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饭盒滚烫，却感觉不到热。这一刻，我对大姐的怨气达到了顶峰。从小到大，她总是拿走家里最好的东西，现在连母亲治病的钱也不放过！

＂够了！＂我冲进病房，把饭盒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汤水溅出来，烫到了手也不管。＂大姐，娘都这样了，你还惦记钱？！＂

大姐被我的怒气震住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小明，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什么？我不明白你嫁到有钱人家还来娘家要钱？我不明白你看着娘穿补丁的衣服，自己却穿花布棉袄？＂积攒多年的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

大姐没有反驳，只是低下头，肩膀不停地抖动。母亲从床上艰难地坐起来，虚弱地说：＂小明，别吵了，你大姐有苦衷...＂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大姐穿的并不是花布棉袄，而是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衣，袖口都磨破了。她的手粗糙得不像一个少奶奶，倒像个常年干粗活的农村妇女。

那年腊月二十九，我在母亲床头守夜。屋外北风呼啸，窗户缝里灌进冷风。母亲突然拉住我的手，声音颤抖：＂小明，你大姐的事，娘有话要说。＂

她告诉我，大姐的婆家虽然表面殷实，实际上李家对大姐一直很苛刻。李家老爷子是个守旧的人，立下家规：儿媳妇想分得家产，必须拿出钱来入股家里的生意。。

＂你大姐嫁过去第一年就生了个闺女，婆家人脸色就变了。说是门楣不兴，怪你大姐命硬。＂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风吹散。＂李家逼她拿钱入股，说是考验她的能力。每次从娘家拿钱回去，都得受婆家白眼。＂

我听着母亲的话，心如刀绞。原来这些年，大姐一直生活在婆家的白眼和刁难中。

＂你大姐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做饭，洗衣服，伺候公婆，还要照顾孩子，晚上还得在账房帮忙算账到深夜。她不容易啊。＂母亲咳嗽了几声，喘着气说，＂娘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不想她以后还这样为难。＂

母亲的话让我震惊不已。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大姐嫁到富贵人家享清福，原来她比我们还苦。

＂那钱呢？她拿走的那些钱都去哪了？＂我还是不解。

母亲苦笑了一下：＂都给了李家，换取她在那个家的地位。＂

第二天，我私下见到小妹柔柔，她告诉我更让人意外的事。原来这些年，大姐暗中把从娘家拿走的钱三倍奉还给了柔柔，资助她完成大学学业。

＂姐姐告诉我，她每天天不亮就去城里卖绣品，攒下的钱都偷偷给我做学费。＂柔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攒了好几年的存折。＂姐姐说：＇弟弟辍学养家不容易，我嫁出去的人，总要尽一份心。＇＂

柔柔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今天才说出来。她把手伸进枕套，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封封写给小妹的信，信上记录着大姐的辛酸与坚强。

＂李家不让我拿钱回娘家，我就想别的办法。我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到医院旁边卖豆浆，然后再赶回家做早饭，没人知道...＂一封信上这样写道。

还有更让人心酸的：＂今天婆婆又说我是扫把星，带不来好运气。我没哭，在心里默念着娘的话：嫁出去的女儿，要有骨气，不能让娘家人担心。＂

看完这些信，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些年，我竟然误会大姐这么深。

知道这些后，我心里五味杂陈。那天晚上，在昏黄的医院白炽灯下，我看到母亲枯瘦的脸上流下两行泪水。她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出了那句＂以后别让你大姐来了＂。

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用意——她是怕大姐继续为了娘家两头为难，也是不想让李家继续以此为由刁难大姐。

母亲走后，我遵照她的遗愿，对大姐疏远了许多。每次大姐想来探望，我都找各种理由推脱。＂家里在装修，不方便＂＂我出差了，家里没人＂...＂刚搬家，东西还没收拾好＂...谎言一个接一个，我看到电话那头大姐失落的声音，心里也不好受。

这样过了五年，我和柔柔各自成家，生活渐渐好转。我从砖厂升为了车间主任，柔柔大学毕业后在县医院做了护士。我们

来源：小咪说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