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明节的雨下得断断续续，他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菊花，衣服湿了一半。那束花包着层皱巴巴的报纸，花茎上还裹着一块蓝白相间的旧毛巾——这是我妈以前织的那种，家家户户都有，谁家缺了就借谁家的，从来不当回事。

我开门的时候，没想到会看见大伯站在那里。

清明节的雨下得断断续续，他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菊花，衣服湿了一半。那束花包着层皱巴巴的报纸，花茎上还裹着一块蓝白相间的旧毛巾——这是我妈以前织的那种，家家户户都有，谁家缺了就借谁家的，从来不当回事。

大伯的眼睛红红的，像是没睡好，又像是哭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问：“大伯，您吃了吗？”

他摇摇头，说：“不饿。”

那束花在他手里晃了晃，水珠顺着报纸滴在我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洇开一片深色的痕迹。

我爸去世三年了。

这三年，大伯只来过一次，还是跟着村里人一起来的。他站在最后，手里提着两瓶散装白酒，和别人低声说着什么。我妈给他盛了碗汤，他就着窗边喝完，碗放在水槽里就走了。

那时候他的头发还是黑的，有点谢顶，但还算精神。

现在站在我门口的大伯，头发全白了，像是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那件深灰色的夹克我见过，是他十多年前就穿的那件，袖口边缘已经磨出了一圈白印子。

“进来坐吧。”我侧身让出一条路。

大伯看了看自己湿漉漉的鞋，在门口的废旧报纸上蹭了几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像是怕弄脏我的地板。

我家的地板本来就不干净，客厅角落里还堆着昨天没收拾的外卖盒子。我妈要是在，肯定早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这花…是给你爸的。”大伯把花放在桌上，手却一直没松开。

说起我爸和大伯的事，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堂哥上初三。堂哥学习特别好，县里的重点中学都给他寄了邀请信。但大伯家条件不好，堂哥妈几年前就走了，留下大伯一个人种田养猪拉扯堂哥。

村里人都说，堂哥长得像他妈，安安静静的，眼睛会说话。

我爸是村会计，那时候刚买了辆二手摩托车，每天骑着去镇上的煤矿上班。我还记得那辆摩托车是蓝色的，车把上系着一个红色的塑料风车，那是我缠着他买的。

有天晚上，大伯来我家，带了两条自家养的鱼。他和我爸在堂屋喝酒，声音压得很低。我躲在门外，只听见大伯说：“弟，我是真没办法了…”

我爸沉默了好久才说：“行，哥，你放心。”

那晚上我爸喝多了，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烟。我偷偷从窗户往外看，只见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是在给谁发信号。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上，大伯是来找我爸借钱的，要给堂哥交高中学费。

堂哥真的很争气。

高考那年，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学医的。村里人都羡慕得不行，说大伯有福气，儿子以后是大夫了。

大伯高兴得直搓手，跑去镇上照相馆给堂哥拍了三张照片，一张贴在他自己的床头，一张给堂哥带走，还有一张送给了我爸。

那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爸的皮夹子里，皮夹子破了，照片的边角也磨损了，但我爸从来没换过。

堂哥上大学那年，我家刚好在盖新房子。原本计划盖两层，后来只盖了一层半，楼上的两个房间一直没装修完。我爸说等我考上大学了再说。

当时我不明白，只觉得新房子住着别扭，楼上总有一股湿乎乎的水泥味。妈晚上做梦还说听见有人在楼上走路，吓得好几天不敢一个人睡。

其实，钱都给了堂哥。

后来听村里人说，我爸这些年断断续续给堂哥垫了28万学费和生活费。那个年代，28万可以在县城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大伯坐在我家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看着茶几上的那束花。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说了声谢谢，却没碰那杯水。

“你爸过世这几年，我一直没好意思来。”大伯的声音有点哑，“老弟对不起我，我却没时间来送他最后一程。”

那年我爸因为脑溢血走的，走得很突然。电话打到大伯家，是堂哥接的，说大伯刚做完手术，他得照顾。

等我爸下葬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来了很多人，就是没见大伯和堂哥的影子。

村里人背后嘀咕，说大伯忘恩负义，我爸帮了那么多，连最后一面都不来见。我妈一巴掌拍在桌上，说：“一家人，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懂什么？”

我妈是外村嫁过来的，平时话不多，但心里门儿清。她后来告诉我，大伯那段时间检查出肺癌，做了手术，怕晦气，不敢来奔丧。

“堂哥呢？”我问。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在大伯脸上划出一道难以察觉的痕迹。他抬头看了看我家客厅墙上的挂钟——那是我爸生前最喜欢的一个老物件，时针分针都有点锈了，但还走得准。

“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大医院，后来…后来就联系不上了。”大伯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地板上的一处污渍。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只好沉默。

房间里很安静，能听见雨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滴答滴答，像是某种密码。

电视柜上放着我爸的照片，是他五十岁生日时照的，穿着件深蓝色的衬衫，笑得憨厚。照片旁边放着一只没洗的茶杯，那是我爸生前常用的，我妈一直没舍得收起来。

“你爸临走前，有没有…提起过他借我的钱？”大伯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有。”

大伯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更沉重了。

“他这人就这样，帮了人从来不提。”大伯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当年我问他借钱，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连借条都没让我写。”

堂哥毕业那年夏天特别热。

我考上了省里的一所普通大学，爸妈高兴坏了，杀了只鸡，炖了一大锅汤。我爸拿出珍藏的二锅头，给村里来祝贺的每个人都倒上一杯。

正喝着，堂哥回来了。

他变了很多，高高瘦瘦的，戴着副金丝眼镜，说话带着一点点南方口音。他给我带了个礼物，是个进口的学习机，说是能帮我在大学里学英语。

我爸看着堂哥，眼睛亮亮的，一个劲地给他夹菜，说：“吃，多吃点，在外面肯定没吃好。”

堂哥说：“叔，我有工作了，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科室主任亲自要的我。”

我爸一拍大腿：“好啊！你爸知道吗？”

堂哥摇摇头：“还没告诉他，想给他个惊喜。”

那顿饭后，我爸和堂哥在院子里聊了很久。我在厨房帮妈妈洗碗，透过窗户看见我爸点了根烟，在月光下，他的侧脸显得很沧桑。

堂哥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说是要去大伯家。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堂哥。

大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手有点抖。

“这是我给你爸的，欠条。”大伯说，“我写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机会给他。”

我接过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每一笔都标着日期和用途。最上面一行写着”欠弟弟钱款明细”，落款是十年前的日期。

“你爸借我的每一分钱，我都记着。”大伯的声音有点哽咽，“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脸见他。现在…”

现在什么？我等着他的下一句。

大伯没说完，只是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支，手抖得点了三次才点着。他深吸一口，烟雾在他周围形成一层薄薄的雾气。

“你堂哥毕业那年回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大伯盯着烟头的火光，“电话打不通，地址查不到，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有点惊讶：“没有任何消息吗？”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已经很旧了，边角泛黄。那是堂哥穿着白大褂的样子，背景是一家医院的标志。

“这是他唯一寄回来的东西，后面写着’爸，我很好，勿念’。”大伯把照片翻过来给我看，“邮戳是广州的，但查不到具体医院。”

堂哥失联后，大伯像变了个人。

他把自家的田地都承包出去，整天骑着三轮车去县城，挨个医院打听。县里人都认识他，那个找儿子的老头，风雨无阻，从来不缺席。

大伯甚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在各种寻人平台发布消息，但一直没有回音。

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堂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人说他可能是不想还钱才躲起来的，也有人说他是不是有了新家庭，忘了老家的亲人。

唯独我爸从来不参与这些闲言碎语。每次听到村里人议论，他就找借口走开。有次喝醉了，他对我说：“人各有苦衷，别乱说。”

后来我爸查出脑溢血住院那阵子，大伯刚好也病了。听村里回来的人说，大伯查出肺癌晚期，堂哥的事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拔不出，化不了。

我爸知道后，硬是让我妈把家里仅剩的一万多块钱送去给大伯做手术。我妈没少埋怨，说咱家已经帮够多了，可我爸就一句话：“他是我哥。”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算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也不一定做得到。

“他哪走得安心呢…”大伯的眼圈红了，“欠了他那么多，钱没还，人情没还，最后连面都没见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给大伯又倒了杯水。

这次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

“这里是十五万，是我这几年攒的，还有卖猪的钱。”大伯把存折推到我面前，“不够28万，但我会继续还。你妈和你，是我弟弟的家人，这钱应该给你们。”

我愣住了。

大伯明明已经病成这样，还惦记着这件事。我想起了我爸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可他从来没把大伯当”大爷”看过。

“大伯，我爸从来没提过这笔钱。”我把存折推回去，“他要是在，肯定不会要您还的。”

大伯摇摇头，固执地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只好转移话题：“大伯，您的病…还好吗？”

他笑了笑，那种看透一切的笑：“大夫说拖不了多久了。我就怕走得太急，这笔账还不清。”

窗外的雨小了一些，阳光透过云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客厅的灰尘在光束中缓缓飘动，像是时间的碎片。

就在我们说话的工夫，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门口。他三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件深色的风衣，手里拎着个公文包。

“请问…这是张家吗？”男人问。

我点点头，有点疑惑：“您是…”

男人没直接回答，而是往屋里张望了一下，突然愣住了。他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大伯，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大伯也看见了他，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缓缓站起来，嘴唇哆嗦着：“小…小海？”

男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

大伯踉踉跄跄地走过去，伸出手想摸摸男人的脸，却在半空中停住了，像是不敢确认眼前的一切是否真实。

“爸…”男人终于开口，声音哽咽。

是堂哥。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我给大家倒了水，然后默默退到一边。这是他们父子的时刻，我不该打扰。

堂哥坐在大伯对面，两人都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对方。一老一少，一个满头白发，一个眼角有了皱纹，时间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你去哪了？”大伯终于问出了这个压在心头多年的问题。

堂哥低下头，手指紧紧扣在一起：“我…我辜负了您和叔叔的期望。”

大伯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堂哥深吸一口气：“毕业那年，我不是去了广州的医院，而是去了非洲。”

“非洲？”大伯和我同时惊讶地问。

“当时有个国际医疗组织在招募志愿者，去非洲的战乱地区工作。”堂哥说，“我…我一时冲动就报名了。”

大伯皱起眉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堂哥的眼睛里有愧疚：“我知道您和叔叔为了我的学费付出了多少。按照计划，我应该去大医院工作，尽快赚钱还债的。但我去了那里，看到了太多失去医疗帮助的孩子…”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颤抖：“我原本打算只去一年就回来，向您和叔叔解释清楚。但那里缺医少药，我走不开。一年变成了两年，两年变成了五年…”

“那为什么不联系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还活着？”大伯的声音提高了一些，里面有压抑多年的怨气。

堂哥从包里拿出一沓信：“我写了很多信，但都寄不出去。那里经常断网，有时候几个月才能和外界联系一次。后来…我越拖越没勇气面对您和叔叔。”

大伯的手在抖，他接过那些信，一封一封地看着日期——最早的一封写于十年前，最近的一封是三个月前。

“我一直记得您和叔叔的恩情。”堂哥说，“这些年，我攒下了一些钱，本来想等攒够了28万再回来，可是…”

他哽咽了：“可是听说叔叔走了，我再也等不了了。这里是35万，这些年的本金加利息，应该还不够报答您和叔叔的恩情。”

堂哥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茶几上。

大伯看了看那张卡，又看了看堂哥，突然扑上去抱住了儿子，放声大哭起来：“傻孩子，钱算什么？我和你叔只担心你是不是还活着，有没有好好的…”

堂哥也哭了，父子俩抱在一起，像是要把这些年的分离和思念都融进这个拥抱里。

我站在一旁，感觉鼻子发酸。我想起我爸生前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算清楚的是账，算不清的是情。”

清明节的雨停了。

大伯和堂哥站在我爸的坟前，把那束白菊花放在墓碑前。

堂哥跪下来，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叔叔，对不起，我来晚了。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帮助，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大伯在一旁默默擦着眼泪。他看起来苍老了很多，但脸上有了一丝释然。

回家的路上，堂哥告诉我们，他这次回来是打算留下的。非洲那边的工作告一段落，他申请到了县医院的职位。

“我想留在家乡，照顾爸爸，也算是报答叔叔的恩情吧。”堂哥说。

大伯听了，脸上露出了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笑容。

晚上，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点了根烟。

烟雾在月光下缓缓上升，像是某种无言的祭奠。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我爸在这里抽烟的样子，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人生就像这烟，看似轻飘，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会消散，但留下的痕迹和气息却长久地留在记忆里。

我爸帮助大伯和堂哥，从来没想过要回报。大伯和堂哥记着这份恩情，却一直没机会表达。三个人像是被命运捆在一起，却又被时间和距离拉扯着，直到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交汇。

我掐灭了烟，抬头看了看天空。云散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像是在冲我眨眼。

我想，我爸应该看到了今天这一切，他应该是满意的。

钱，28万也好，35万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都还记得彼此，记得那些无需言说的亲情与感恩。

这大概就是人间最珍贵的财富吧。

来源：易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