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去年秋收季节的事了。我记得那天刚下过一场雨，村头的泥路上印着拖拉机的轮胎印，一道一道的，像是鱼骨头。

那是去年秋收季节的事了。我记得那天刚下过一场雨，村头的泥路上印着拖拉机的轮胎印，一道一道的，像是鱼骨头。

王叔家的烟囱没冒烟，这在秋收季节有点反常。王叔家那老烟囱，砖都掉了几块，顶上长着一撮不知名的野草，要是天气好的时候，远远看去，那草就像王叔头顶那撮倔强的头发。

“不对劲啊，这个点了，王叔应该在做午饭了。”我嘀咕着，顺手从路边捡了个石子，在手里掂了掂。

我从小就叫他王叔，其实说起来，他跟我爹是同辈的。村里人都叫他”哑巴王”，因为他从小就不会说话。听村里老人说，他是被雷给劈哑的。那年他刚满五岁，在田里帮大人看牛，突然雷雨交加，雷公不长眼睛，一道闪电下来，差点要了他的命。

王叔家的院门虚掩着，那门是几十年前的老木头做的，上面的油漆斑驳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门轴处挂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环，每次推门，那声音就像是老人的叹息。

“王叔？王叔？”

没人应声。

我推门进去，院子里的杂草埋到了小腿。王叔的扁担斜靠在墙边，底下是一双沾满泥土的胶鞋，鞋底磨得光秃秃的，洞还用铁丝缝了几道。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混合着陈旧的饭菜味。王叔平时收拾得挺干净的，我就知道肯定出事了。

果然，我一进屋就看到王叔躺在地上，右手还抓着一个碗，碗里的米粒撒了一地。

“王叔！”我喊着冲过去。

王叔的脸色发白，眼睛半睁着，嘴唇干裂得像田里缺水的泥地。我慌忙掏出手机，一个劲儿地按急救电话。

手机那头说：“请问什么情况？”

“我们这是……”我突然卡壳了，看着王叔的脸，心里一阵发慌。

我跟王叔虽说是邻居，但说实话，我对他知之甚少。四十多年来，他就是那个低着头走路、独自种地的哑巴。不结婚，不凑热闹，只是闷头干活。村里人偶尔看他的目光里，有怜悯，也有嘲讽。

救护车来得挺快，山区小医院的车，旧得很，车身上的红十字掉了漆。两个小伙子抬着担架进来，动作倒是利索。

“你是他什么人？”医生问我。

“邻居。”我下意识地回答，然后想了想，又补充道，“我跟他爹是发小，他没亲人了，我算是看着他长大的。”

这话说得心虚，其实王叔比我大十几岁，我哪看过他长大。但我总不能说我跟他四十年就打过照面，从没说过一句话吧。

上了救护车，王叔还是没醒。我看着他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一样。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里嵌着泥土，那是几十年与土地打交道的痕迹。

医院是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破旧但干净。医生说王叔是低血糖昏迷，再加上劳累过度，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家属签个字。”护士推过来一叠表格。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签了。反正我是这个村子里唯一跟着来医院的人，王叔这些年孤苦伶仃的，总得有人照应一下。

那天晚上，我坐在王叔的病床边，医院走廊上的灯一闪一闪的，好像随时会熄灭。走廊尽头的自动售货机不知道为什么，每隔十分钟就发出”咚”的一声，像是在提醒人时间还在走。

王叔的呼吸平稳了许多，脸色也好了点。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用来盛药片的小碟子，碟子底下垫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报纸，上面的日期是2008年。

护士来换吊瓶的时候，忙中出错把药瓶碰倒了，瓶子滚到床底下去了。

“哎呀，对不起啊。”护士说着就要弯腰去捡。

“我来吧。”我说。

我低头去捡那个瓶子，却意外看到床底下有个铁盒子，看样子有些年头了，上面落满了灰。

“这是什么？”我疑惑地问护士。

护士摇摇头：“不知道，可能是病人的东西吧。”

我犹豫了一下，把铁盒子拿了出来。盒子不大，也就普通砖头大小，但挺沉的。盒子上了锁，但锁已经锈得厉害，轻轻一掰就开了。

里面满满当当的，是一叠叠纸币，还有一些纸条和照片。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得有多少钱？粗略一数，怎么也有五六万吧。

“这是……”

护士也惊讶得不行：“这么多钱？”

这时，王叔突然醒了，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铁盒子，然后挣扎着想坐起来。

“王叔，您别急，您生病了。”我赶紧按住他。

王叔急切地比划着，那双粗糙的手在空中画着什么，我看不懂。他急得眼睛都红了，一把抓过纸笔，颤抖着写下：“把盒子给我。”

我把盒子递给他，心里七上八下的。这钱是哪来的？王叔平时在村里过得那么简朴，谁能想到他竟然藏了这么多钱？

王叔小心翼翼地从盒子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黑白的，有点模糊。姑娘穿着五六十年代的衣服，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甜。

王叔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眼圈红了。

我突然想起村里老支书提过一嘴，说王叔年轻时候，曾经跟村东头的一个姑娘好过。后来那姑娘嫌弃他是个哑巴，跟着南下打工的人跑了。这么多年，村里人都以为王叔早就把这事忘了。

王叔又拿出几张纸条，递给我。我仔细一看，是收据。最早的一张还是八十年代的，上面写着：“收到王德贵同志捐款50元，特此感谢。”落款是县里的希望小学。

还有一张是九十年代的：“收到爱心人士王德贵同志捐款300元，用于贫困学生助学金。”

最新的一张是去年的：“感谢王德贵先生捐款5000元，用于山区教育事业发展。”

我翻着那些收据，一张张，一年年，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王叔这些年的捐款。从最初的几十块，到后来的几千块，竟然累计有近二十万了。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王叔又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李老师家的孩子读大学没钱，你帮我把盒子里剩下的钱给他们送去。”

我这才知道，原来李老师是王叔当年的小学老师，早已经退休了，家里孙子考上了重点大学，但家境困难。

“王叔，您这是……”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王叔又写道：“我种地40年，除了自己吃的，其他都攒下来了。我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多钱。”

他停顿了一下，又写：“那个姑娘，叫小兰，是老师的女儿。她教我写字，是唯一不嫌弃我是哑巴的人。”

看着那行歪歪扭扭的字，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原来，王叔这么多年来的积蓄，大部分都捐给了教育事业。而这一切，都因为那个叫小兰的姑娘，那个教他写字的老师的女儿。

这时，病房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那里，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我是李老师，听说王德贵住院了？”她着急地问。

王叔一见到她，眼睛亮了起来，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李老师走到床前，拉住王叔的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不照顾好自己？”

我赶紧把情况跟李老师说了一遍，包括铁盒子的事。

李老师听完，泪如雨下：“傻孩子，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啊？”

我不解地看着他们。李老师擦了擦眼泪，对我说：“王德贵是我最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不会说话，但学习非常用功。他攒钱资助了我们学校好多孩子，这么多年，从没间断过。”

王叔急切地写下一行字：“小兰，她还好吗？”

李老师叹了口气：“小兰早就嫁人了，在南方生活得很好。她一直记得你，每次回来都问起你。”

王叔的眼睛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亮了起来，写道：“她幸福就好。”

当天晚上，我在医院值班室打了个地铺。半夜醒来，看到王叔的病床边，多了一个身影。

是李老师，她坐在床边，轻声给王叔读着书，就像当年教他认字一样。病房外面的路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两个长长的影子。

后来王叔出院了，依然像往常一样，独自种着他的地。只是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变了，多了几分敬意。

那个铁盒子里的钱，按照王叔的意思，我送给了李老师的孙子。那孩子听说这钱的来历后，给王叔写了一封长信，承诺学成后一定回到山村，为家乡教育出一份力。

李老师开始经常去王叔家，有时候教他新字，有时候就坐在院子里，两个人什么也不说，看着夕阳西下。

村里的二流子老三有一次喝多了，说王叔傻，一辈子不结婚，钱都给别人。

我当时就火了：“你懂个屁！王叔这辈子活得比谁都明白！”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铁盒子，藏着最珍贵的东西。有人藏的是金钱，有人藏的是怨恨，而王叔藏的，是四十年不变的深情，和对下一代的期望。

昨天，我又去看望王叔。他正在翻修老屋的烟囱，把那撮野草小心翼翼地移到了院子里的花盆里。李老师坐在门槛上削苹果，阳光照在她的白发上，像撒了一层银粉。

王叔看见我来了，憨厚地笑了笑，递给我一张纸条：“今年的地，我想捐出一亩来，建个小图书室，你帮我去办手续。”

我点点头，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回家的路上，村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报今年的好人好事榜，第一个就是王叔的名字。

一辈子不会说话的人，却用一生的行动，讲述了最动人的故事。

来源：月月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