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9月，挪威首相斯特勒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晤与会谈。会谈后，在双方各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与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挪威王国气候与环境部关于绿色低碳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

编者按：2024年9月，挪威首相斯特勒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晤与会谈。会谈后，在双方各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与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挪威王国气候与环境部关于绿色低碳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明确，双方将根据各自不同国情，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塑料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政策对话、经验分享、技术交流、项目合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在此背景下，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大使讲坛”邀请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并发表演讲，分享挪威绿色低碳转型的经验与未来发展展望。人大重阳已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刊载。

戴伟恩：

尊敬的王文院长、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区域国别论坛之“大使讲坛”，来到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我很高兴能够就“绿色转型”这一重要话题，与在座的中国优秀学子们进行交流。我注意到一些创业者和商界人士也参与了此次活动，积极关注中挪之间的商业合作。

挪威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法律等领域，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这些重要领域的进展。近二十年来，有百余位挪威学生曾在人民大学学习，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这一宝贵经历为他们在各行各业中的职业发展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挪威驻华大使馆也聘用了来自人大的高才生，所以我对人大的教学水平之高和毕业生之优秀非常了解。此外，今天还看到有挪威留学生在场，实在令人欣喜！选择出国留学、来到中国，这不仅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也是一个勇敢的选择。

能够与在座的各位同学交流，意义重大。不久的将来，你们将步入职场，成为科研人员、政府官员，或在民营及国有企业中担任高管。你们每个人都将在绿色转型中发挥独特而关键的作用，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向绿色、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贡献力量。

在未来25年，也就是到2050年，欧洲承诺实现气候中和。根据《挪威气候变化法案》，挪威将于2050年成为一个低排放社会。中国也已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些承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从你们的视角来看，25到35年或许显得很遥远。但请思考一下：如今所作的许多决策，无疑将影响未来25至35年后的经济和社会。我们今天建造的楼宇，希望到了2060年依然屹立不倒；大部分能源基础设施、道路和铁路，很可能到2050年、2060年都依然存在。到那时候，再回顾过去，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在当下确实做出了有益的决策，帮助世界实现了气候中和与低排放。因此，我期待听到你们对未来挑战的看法，也期待听到你们对从中产生的机遇的见解。

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发表主旨演讲

中挪气候与环境合作的多边路径

作为一个小而充满雄心的国家，挪威深知，要实现真正的影响力，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共同寻找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解决方案。而在应对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时，中国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去年是中挪两国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早在2008年，挪威环境部就与中国生态环境部签署了《中挪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自那时起，气候和环境问题的项目合作一直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减少塑料污染及微塑料、减少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以及恢复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塑料污染、危险化学品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性重大挑战，我们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2024年9月，挪威首相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晤与会谈。在与李强总理的会谈中，双方建立了绿色转型领域的正式对话机制，旨在推动两国政府、企业和各类组织之间更加紧密地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发展绿色产业并创造就业机会。也正是在这一绿色框架下，挪威气候与环境部和中国发改委签署了《绿色低碳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

全球紧迫行动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未来的挑战，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努力将全球气温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以内，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1.5℃之内”。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各个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本十年内（2020-2030年）迅速且大幅度地减少。

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着全球各个地区的天气模式。你只需打开电视，便能看到这一变化的实际体现：世界各地的暴雨、洪水、热浪和干旱愈加频繁。当然，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我们看到全球环境面临的挑战，正处于困难局面。环境领域存在许多亟待纠正的问题。

全球减排承诺与多边治理机制

回到气候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缔约方会议（COP）每年召集所有成员国，共同审查公约及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其他法律文书的实施情况。在今年11月巴西召开缔约方大会（COP30）之前，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提交第二份国家自主贡献（NDC），明确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及在《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规划。这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将覆盖至2035年。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强调的，为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各国必须提出更具雄心的承诺与举措。

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全体会议现场联合国

2023年，全球首次气候评估在缔约方会议上进行，评估了2021年提交的第一批国家自主贡献。会议指出，全球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进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气候行动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近乎实现全面覆盖；然而，当前全球围绕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仍显不足，尚未踏上实现《巴黎协定》长期目标的正轨。全球气候形势正面临严峻考验，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举措。挪威和中国都支持多边方式应对气候危机，但每个国家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让企业、消费者和所有公民都参与进来。

绿色经济转型的实践经验

绿色转型将面临许多挑战。其中，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同时，如何保持能源安全和经济增长则是一项重大挑战。

我对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技术应用以及交通电气化方面的迅速进展印象颇深。中国拥有令人瞩目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在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些设施拔地而起，不仅为人们在广袤国土上开展高效出行创造条件，更避免了航空运输伴随的大量碳排放。

投资低排放基础设施和技术对实现中国政府设定的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这也是调动资金进行投资的一个良好范例，此类投资能够成为碳中和社会所需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常识告诉我们，投资可持续解决方案能够降低风险。毕竟，谁愿意留下未来不符合低排放和可持续标准的资产呢？

所以，动员来自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资金流向可持续解决方案，对实现我们的气候和环境目标至关重要。挪威的银行为符合可持续标准的公司提供绿色债券和贷款，中国也有类似的政策。为了促进可持续投资，企业界必须承担起提供必要信息的责任。如今，披露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已成为欧洲企业强制性报告要求的一部分。根据挪威的《会计法》和《证券交易法》，企业必须就其面临的各类可持续发展风险以及其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提供可比、可靠且易于获取的决策相关信息。

不过，我们仍处在转型过程中。目前仍有不少例子表明，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成本上更低、投资回报率更高，这意味着，我们仍需进一步完善政策工具：绿色方案不仅要环保，也必须具备经济可行性。

在挪威，绿色转型是国家政策议程中的优先事项。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幸运的： 挪威的电力几乎全部都来自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水力发电。目前，挪威约98%的国内电力来自水电站。然而，挪威同时也是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国，这一产业既是国家的传统主要收入来源，也构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

挪威主要依靠水力和风力发电

所以，电气化与能源效率提升是实现挪威气候变化目标的一个关键战略路径。目前，挪威已承诺推进交通运输以及油气行业的电气化，并正在制定应对“难减排行业”的解决方案。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正是我们认为适用于这些行业的一项重要工具。

然而，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就意味着，挪威也必须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向以可持续产业为内核的绿色经济模式转型。这一转型过程离不开技术创新、审慎的政策规划，以及开发更多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

挪威环境治理路径

正如前文所述，挪中合作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便是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建设与发展。如今，中国已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涵盖电力行业，而该行业大约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0%。

据我了解，中国国家碳市场正逐步向更多行业扩展，同时，碳配额分配机制也在不断收紧。事实上，可以说，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潜力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降碳机制之一。根据我们的经验，“污染者负担”（Polluter Pays）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环境政策。实际上，这一原则早在1983年就被写入挪威的《环境法》。这项法律规定，造成污染的主体应承担修复自然环境损害的责任与成本。

而对污染行为征税，正是落实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一种方式。1991年，挪威成为全球最早引入温室气体排放税的国家之一。此后，我们逐步提高对化石燃料的碳税税率，同时给予油气行业与交通运输业充足的时间与激励，推动其逐步减少排放。到2030年，碳税预计将提高至每吨175欧元。

除了碳税政策，挪威还参与了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碳市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因其提供了可预测的框架与公平的竞争环境，而被工业界所接受。

欧委会关于2022年欧洲碳市场运行情况的报告

在欧洲，该体系对总排放量设定上限，并逐年下降。这一机制促使企业必须投资清洁技术，才能实现成本效益与合规目标。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和挪威都经历了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气候专家预测，随着大气变暖，极端天气将变得越来越常见。在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我们也正在经历全球最迅速的气温上升之一。自1961年以来，斯瓦尔巴地区的升温幅度约为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三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当地年均气温已较1961年上升了5.6摄氏度。

这一变化带来了深远影响：地面永冻层正在融化，导致建筑物结构受损甚至倒塌；依赖浮冰捕食海豹的北极熊正在失去栖息地；整个自然地貌正迅速发生改变，这正是气候系统深层变动的具体体现。

气温的快速上升以及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凸显了同时推进气候减缓与适应工作的紧迫性。据我了解，中国高度重视气候适应问题，其中包括在防洪与远距离水资源调配方面积累的长期治水经验。然而，如果缺乏长期的气候减缓战略支撑，气候适应政策的效果将极为有限。

低碳技术与绿色交通创新推动可持续未来

当前，针对工业领域更清洁、更高效技术的研发工作正在广泛推进。这些成就与目标令人钦佩，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中国正在推进的技术创新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增长及高峰时段的能源需求增加，正在对中国的能源体系构成更大压力，而这一体系目前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煤炭。

在挪威，与中国一样，绿色技术投资和高效解决方案的探索正在持续推进。以下是挪威在交通运输电气化方面的几个实践案例：

Asko是挪威最大的食品批发商，它拥有700辆卡车，负责把货物从仓库运输到各个商店。过去，许多卡车需要绕行挪威首都奥斯陆，通过奥斯陆市区环绕奥斯陆峡湾才能抵达目的地。如今，Asko投资建造了一艘电动集装箱船（即无人驾驶货船），可直接穿越峡湾。该船未来将实现自主航行，预计每年可减少约5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每年减少100万公里的公路运输，这艘电动船不仅降低了噪音和颗粒物污染，也为驾驶员每年节省约16600小时的驾驶时间。

第二个来自海事领域的例子是渡轮。挪威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峡湾的国家之一，海岸线长度仅次于加拿大，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挪威对渡轮的需求量非常大。目前，挪威全国150条渡轮航线中已有96条实现了电气化，其余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转型。这一转变不仅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地方空气质量，也显著提升了船员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免受噪声和废气的困扰。我了解到，中国也正在开发并部署电动渡轮与船舶，绿色航运是挪中双方在知识共享和战略协作方面高度契合的领域。大家不妨留意，或许下次前往香港，就能看到中挪双方在粤港澳大湾区携手打造的航运项目。

挪威的电动轮渡

电动汽车在挪威同样深受欢迎。如今在奥斯陆市中心街头，随处可见展示中国电动汽车的大型展厅。目前，挪威新售车辆中有90%为电动汽车，其中中国品牌约占10%。挪威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当然离不开政策激励，这与中国的经验类似。长期以来，电动汽车在挪威享有税收减免、优先停车权及高峰时段可通行公交专用道等政策支持。这一政策组合有效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如今，随着电动汽车在成本和性能上已具备与燃油车竞争的优势，相关激励措施也正逐步退出。

建设可持续社会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减少、再利用与循环利用我们所消费的产品。所以，要向循环经济转型，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增强经济竞争力，并实现气候与环境目标。在此背景下，产品应当具备更长的使用寿命，并能够被维修、升级与重复使用，而非在短期内就变成废弃物。

循环经济与生产者责任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EPR）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实施。自20世纪90年代起，挪威借助这一制度，成功推动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回收工作。据我所知，中国也在积极探索这一制度安排。

所谓“生产者延伸责任”，是指产品制造商与进口商不仅负责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要承担产品的回收与废弃处理责任。该制度旨在确保废弃物被妥善回收与处理，其相关成本需内嵌于产品价格之中。这样的机制为生产商提供了动力，使其设计出更便于回收、处理安全的产品。政府则负责监管制度的执行情况，确保其符合法规要求。

在挪威，包装、饮料瓶、电器电子产品、电池、汽车及多种其他产品类别，均已纳入生产者延伸责任体系。该制度实现了较高的回收与循环利用率。

这一体系同样也便利了公众成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借助高效的回收体系，我们不仅能够妥善回收废旧包装，也能对已使用的产品进行系统处理。以挪威为例，人们在奥斯陆购置新洗衣机时，需确保旧洗衣机同步回收。同时，挪威还搭建了用于收集废旧包装盒与电池的回收体系，期望客户成为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凭借这套体系，消费者无需为旧物回收额外操心，就能轻松践行环保责任。于我个人而言，这样便捷的回收体系极大地激发了我参与回收的积极性。

在生物多样性中寻找平衡

挪威和中国共同致力于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宏大目标，即确保在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上由中国主导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得以落实。

该会议是自然保护领域的一大重要突破：全世界一致同意，30%的陆地和海洋应当得到保护，避免开发。这是一个全球性目标，所有国家都应根据自身情况作出贡献。另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恢复已经退化的自然环境。

大自然在挪威的国家身份中占据核心地位。挪威人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广泛地将自然用于休闲和体育活动。因此，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在挪威的文化语境中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依赖自然资源，如林业、渔业、矿产资源（如海上石油和天然气）、水力发电，以及日益增加的风力发电场用地。我们习惯于几乎不受限制地接触自然资源，这让人容易产生自满，认为我们的资源是无限的。

挪威将加大海上风电产量，推动绿色环保

和中国一样，挪威也必须在自然资源保护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寻求一种平衡。这并不容易，并且许多挪威人已开始发声。他们认为，风力发电厂、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正在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自然资源，而这些设施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生产更多可再生能源、推动低排放产业，并支持公共交通系统的扩展。但许多人也认为，这些项目会导致自然退化，损害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碳汇。

因此，前进的道路并不简单——技术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平衡，寻求有助于实现这些并行目标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研究和创新至关重要的领域。

全球气候议题的个体责任

作为一名公民，我个人也肩负着为实现未来的碳中和与可持续社会寻找良好解决方案的重大责任。

去年夏天，我搬到了北京，在这里，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机会以“气候友好”的方式生活。我对北京的火车和地铁系统、低排放公交车、共享单车以及随处可见的自行车道印象深刻，并且北京的交警也在极力维持交通秩序。这些都为我用环保的方式探索这座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在挪威，我家屋顶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尽管挪威并不以阳光充足著称，但我依旧能利用太阳能，以电网中性费率（grid-neutral rate）发电，来部分满足我的用电需求。但我知道，我还能做得更多。

我相信，行动是关键——无论是国家领导，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行动。

我们需要继续加快能源转型。我们需要重新利用和回收我们的资源。我们需要将气候和自然置于所有决策的中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出让人们能够幸福生活、经济能够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谢谢大家。

【问答交流】

问题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整个绿色能源和低碳政策，从《巴黎协定》开始就是一场骗局。您认为他的言论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有何影响？全球社会应如何回应他的言论？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在不同国家间建立多边机制？

戴伟恩：我们都知道，要解决气候危机，需要全球行动，所有主要国家都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所以，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我们有过经验，美国曾经退出《巴黎协定》，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美国的企业、城市、各州依然按照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在采取行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今天所作出的许多决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规划等，都是要为未来三十年负责的。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通过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来进行投资，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尽管美国政府不再推动这个方向，但美国社会依然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所有问题。再次强调，在气候治理方面，挪威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也是同样。我相信，只要各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够实现合作。例如，在欧盟内部，要确保碳定价机制和所付出的努力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想，不仅是挪威，其他国家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

当然，这是我从斯特勒首相身上学到的经验——如果你想推动改变，就必须为这种改变定价。如果不采取行动，必然会有代价。例如，在工业领域，如果想要减排，就必须让排放者付出代价。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挪威则尤为明显。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也很成熟，中国的排放体系也非常优秀，并且很快会调节国家的排放。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和乐观的信号。

问题2: 去年，中国和挪威签署了一项关于科技合作的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挪威王国教育与研究部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的行动计划（2024-2027）》），我想了解，目前是否已有具体的执行或落地计划？

戴伟恩：去年中挪确实签署了一项关于绿色转型的联合声明，希望在此框架下延续并更新现有的谅解备忘录（《中挪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我们还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绿色低碳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有助于更好地调动国家层面的资源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得到了挪威斯特勒首相和挪威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落地。在中挪的会谈中，我们看到挪威高校与中国高校之间、研究人员之间，以及挪威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都在不断推进。就我个人而言，我自来到中国工作这几个月以来，也亲眼见证了斯特勒首相签署的联合声明正在逐步转化为实际合作项目。我们希望能看到挪威的工厂和公司，将自身在减排和碳中和方面的技术更好地落地到上海、珠海等地，实现有效应用，比如在电动交通工具、清洁能源等领域。

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控制温度，提升能源效率，也是关键。我们正努力推广更多这类高技术方案，包括一些虽未实现完全碳中和、但显著减少碳排放的“低碳友好”型技术。这些都说明，中挪之间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鼓励这类务实的技术落地合作。

作为大使，我今天就要前往一家洲际酒店，见证一项挪威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签署。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到企业自下而上的探索，这种双向互动正是推动务实、有效合作的关键所在。

问题3: 您刚才提到电动汽车，这是当前中欧合作中的一个热点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欧盟方面正在对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征收关税，削弱了中国企业的市场优势。您认为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员往来。我们了解到欧盟刚刚发布了一个促进旅游的计划，而去年中国也对挪威实施了免签政策。您认为这一政策是否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人员交流？

戴伟恩：先来说电动车关税的问题。挪威并不是欧盟成员国，因此不适用于欧盟的相关政策。目前，挪威并未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下，由于我们尚未加入欧盟，所以没有义务执行相关的贸易限制。

至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税争议，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现实利益、技术标准和政策分歧等多个层面。我们理解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务实对话来解决。

就挪威自身而言，我们尚未就是否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作出决定。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挪威通常不会采取过多的贸易限制，因为这并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我们倾向于一个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让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运营，也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从长远来看，对环境也是有益的。

关于旅游方面，我可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近日，挪威驻华大使馆举办的人文交流活动举办得很顺利，大使馆对旅游合作给予了积极推动。从预测来看，今年来自中国的赴挪游客数量非常可观，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在签证合作方面，我们也持乐观态度。中国对挪威实施免签，不仅便利了旅游，也为商务交流创造了条件。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同时也鼓励更多挪威人前往中国。免签政策不仅适用于游客，也适用于商务人士，这将有助于更多挪威企业家前来中国，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与人员交流。

中国对挪威等国试行免签的通知

问题4：大使您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主修德语及德国文化。我对德语区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碳中和形象进行了相关研究。我们知道，挪威在绿色政策和低碳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无论在欧盟内部还是在中国的国际形象都非常积极。我想请教，挪威在推动绿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尤其是在对外传播自身绿色形象方面？

戴伟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在今天演讲以及很多其他场合中反复强调的几点核心经验。

首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挪威绿色转型的许多进展都不是政府单方面推动完成的，而是建立在政府与工商界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政府可以设定目标和方向，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企业界的参与和创新。反过来，企业如果想取得突破，也必须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以我们早期的石油产业为例，挪威在电气化进程中也采用了公私合营（PPP）模式，像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就广泛依靠这种机制，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承担风险和利益。此外，我们在推广绿色能源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早期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就通过吸引来自瑞典的投资实现了跨境协作。这些都体现了国家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其次是政策设计的激励与约束并重。我刚也提到过，在电动汽车的推广上，除了技术本身的进步，更关键的是我们建立了合理的政策框架。挪威对电动车实行购置税减免、道路通行优惠等一系列鼓励措施，这极大地推动了电动车的市场接受度。这种正向激励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挪威奥斯陆街上行驶的几辆电动汽车

第三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这意味着，排放污染的企业或个人应承担环境治理的成本。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机制，也是一种促进清洁技术投资的手段。例如，在碳捕捉和封存（CCUS）方面，挪威正在推进北海地区的项目，通过技术研发和示范，探索将其规模化的可行性。未来，这项技术完全可能在多个国家推广，比如德国船只在北海航行时可以利用相关设施，而这些船只本身可能由中国制造。这是一种跨国协同的绿色实践。

因此，政府与企业合作、公私合营机制、激励与约束并存，以及污染者负担的定价体系，构成了挪威绿色政策的一整套逻辑，也是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形成可信、有效形象的关键。我们认为，这些经验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问题5：我曾在挪威学习，注意到去年挪威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市场上的海鲜产品，比如三文鱼、鳕鱼等，都供不应求。这些挪威特色食材深受中国游客欢迎，也是挪威吸引游客的重要一环。我想请问，挪威是否计划增加对中国的三文鱼或其他食品的出口？

戴伟恩：您说得对，挪威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欢迎，这有很多原因。当然，旅游旺季期间我们的酒店经常满房，所以如果您计划前往挪威旅行，最好提前安排。特别是在夏天，很多人喜欢去挪威北部地区，尽管有时候也会遇到风暴或不稳定的天气，我仍然强烈推荐大家前往。

至于三文鱼出口，中国确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去年，挪威对中国的三文鱼出口达到了历史新高，今年我们还计划继续增加。作为驻华大使，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我也愿意向更多中国朋友介绍我们产品的优势，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认识到，鱼类食品不仅健康，口味也非常好。

除了三文鱼，我们也在努力推动其他海产品出口到中国，比如鳕鱼也深受欢迎。我们正在拓展更多种类的高质量海鲜产品，以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问题6：最近一些外媒提到，欧洲现在面临三大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将这三方视为欧盟的战略竞争者。而中国其实非常希望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多数欧洲国家也希望与中国建立更稳健的合作。与此同时，亚洲和欧洲的资源日益紧张。您认为是否还有其他合作机会？比如，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的海上油气资源，而挪威在石油与海洋开发技术方面非常成熟，中挪企业是否可以携手进入拉美，共同开发资源，为未来开辟更多合作空间、改善彼此关系？

戴伟恩：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问题，我首先想跟您分享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其实，中挪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已经在稳步推进。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即将开始开发巴西最大的天然气田。这一项目的多个工程模块正是在中国建造，并由中国运输至当地。目前已有上千名中国员工在参与这一开发工作。这正是中国与挪威技术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一个典型案例。

此外，我们之前提到的碳捕捉与封存项目，也正在以类似方式展开合作。这类技术型合作不仅意义重大，更体现了我们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可以携手前行。

关于您提到的“竞争”问题，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竞争在全球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欧盟在制定战略时确实考虑到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不同层面竞争。对挪威来说，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中国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点不容置疑。我们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拓展各领域合作。

就挪威而言，我们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太多直接竞争。例如在三文鱼、海鲜出口领域，中国市场欢迎我们的产品；在绿色技术、能源合作等领域，很多中国企业也希望与我们开展合作。我们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互补，而不是零和博弈。

当然，欧洲整体层面在某些产业上确实与中国存在竞争，比如电动汽车等高端制造。但我认为，健康的竞争是推动进步的动力。关键在于要实现公平竞争，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消费者。

与此同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治理模式和优先议题，比如人权保障、社会稳定、公共服务质量等，这些也会影响国家间的合作方式和对彼此的看法。我们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开放和坦诚的对话。

我相信，只要我们本着合作、互利和价值创造的态度来看待伙伴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更加积极、稳定和有意义的双边关系。这是我们对待朋友的方式，也是我们对待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来源：观察者网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