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祐四年（1052）年末，宋仁宗因为一则谣言忧心忡忡：“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在北宋前中期，四川在朝廷眼中是个棘手之地，“蜀人多变”且极易传谣，而谣言总是与得蜀和失蜀有关：934年孟知祥据蜀自立，这是甲午始乱；994年王
皇祐四年（1052）年末，宋仁宗因为一则谣言忧心忡忡：“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在北宋前中期，四川在朝廷眼中是个棘手之地，“蜀人多变”且极易传谣，而谣言总是与得蜀和失蜀有关：934年孟知祥据蜀自立，这是甲午始乱；994年王小波、李顺发动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这是甲午二乱。于是上自仁宗下至百姓，人们相信马上要到来的第三个甲午年（1054），四川将再次陷入危机。
宋史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在《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下称《如临大敌》）一书中详述了“甲午再乱”谣言的始末。为了防患于未然，仁宗于皇祐四年十二月初六与宰相庞籍长谈后，任命枢密直学士、给事中程戡出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知州，处置谣言危机。直到1054年的上半年，四川的局势维持得依然比较稳定，“甲午再乱”的谣言似乎就要平息了，但在程戡调任回朝为参知政事、造反失败逃亡到大理的侬智高即将借道入蜀的消息传入四川后，局势骤然一发不可控。
黄博查阅大量史料发现，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谣言的王朝，它的诞生和灭亡都与谣言有关：宋太祖的开国离不开三个谣言的推波助澜；靖康之难形成的巨大历史创伤在南宋形成了“丙午、丁未之祸”的说法，一直流传到20世纪。“宋太祖终结乱世，宋仁宗创建盛世，这是我们相对来说熟悉的历史叙述，我想暂时离开这个熟悉的叙事逻辑，用谣言来重新去理解一段历史。”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黄博出版了多部面向大众的宋史通俗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读者注意。在讲述宋代谣言的《如临大敌》之前，他还在《如朕亲临》中探讨过帝王肖像（御容）在宋代政治生活中的多重象征意义，以及由肖像崇拜引发的中央-地方权力博弈。
无论是谣言还是御容，都不太像是历史学者会认真研究的课题。黄博自嘲是个“乐子人”，与一板一眼讨论宋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他对发掘历史中的“边角料”更感兴趣。“通过帝王肖像的观看和被观看，通过谣言里的内容和传播方式，我们能通过感官去感知历史。”
对于宋史研究者而言，一个额外的困难是受宋代的技术条件所限，听觉和视觉材料非常匮乏。就宋代的谣言而言，今人几乎不可能真的还原出谣言的流传细节和真伪。但黄博认为，谣言只是一个重新理解宋代的抓手。他在《如临大敌》结语中这样写道：
“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基层、涉及广泛的事件，往往难以被官方记录详尽地涵盖。而传闻正是这些事件的民间记忆，是历史真相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事实上，传闻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内容、传播的方式以及人们对传闻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大众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舆论氛围，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
黄博。受访者供图
01 “四川的特殊性本身就是一种谣言”
南方周末：你在2024年出版的《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下称《不与天下州府同》）中就收录了关于北宋中期“甲午再乱”谣言的文章。是什么让你决定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
黄博：很多时候，历史离当代生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像谣言这样的现象，是日常化的、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我想去看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我熟悉的宋代，会有怎样的谣言，当时的谣言能够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理解历史的新视角和新细节。
《如临大敌》以1054年的谣言故事为主线，穿插了一些其他的宋代谣言故事。宋代是由三个谣言开国的：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谣传契丹方面大举进攻镇、定二州；正月初二又在京城散布“策点检为天子”的谣言；正月初三又有号称精通天文的下级军官宣称天上有两个太阳，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暗示。在宋代的一些重要历史关头，都充满了谣言，比如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谣言？那一定是因为在那个时间节点有某种情绪，传播和轻信谣言的人，通过谣言去把情绪或意见抒发出来。所以谣言里其实隐藏着某种真相，我们可以在假信息里找到真问题。
南方周末：“四川”这个地名直到宋徽宗时期才开始在官方和民间普遍使用，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你觉得四川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为何特殊？
黄博：四川的特殊性本身就是一种谣言，而且这个谣言可能也跟我有关。我的上一本书书名是《不与天下州府同》，好像在宣扬四川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其实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所以单说四川“不与天下州府同”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它反映的其实是宋代朝廷的顶层视角。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统治者）一直追求加强中央集权。在结束五代的乱世后，宋代重新把分崩离析的天下汇集到一起，是中央集权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过程中，朝廷当然要追求“天下州府同”，在开封制定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全国上下一盘棋的。
但宋廷对四川有特殊关照，这种关照并不是说四川本身有多么特别，而是因为四川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里总是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兵变，产生了“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印象。宋人认为，四川的地理条件（盆地）造成了这种封闭性，很容易跟朝廷离心离德，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因素。
宋朝在完成天下统一的过程中，在大部分地方是一个正向的过程：终结五代乱世，建立新的秩序，社会变得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朝在这个过程中也增加了财政收入，扩大了版图，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四川的特殊点在于，从唐代的剑南西川节度使转型成为前蜀、后蜀政权的地方割据者都是些胸无大志的人，很少参与军阀混战，让四川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在传统社会，只要朝廷不折腾百姓，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自然就会实现经济繁荣，所以整个四川在五代十国后期其实进入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好的状态。
于是，宋朝统一天下对四川的正面影响就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明显。而且因为四川此前积累了大量财富，宋朝当局入蜀后分陆路和水路将大批财富运回开封。换言之，宋朝刚拿下四川的时候，对四川的地方经济进行了榨取型的破坏，导致百姓和官府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很多官员来四川就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不是直接贪污，而是通过对丝织业这样的高端制造业进行垄断性经营，比如要求工人无偿为之劳动。官员一边给朝廷输送财富，一边自己捞一笔，其实比一般意义上的贪污给百姓带来的压榨感要更强烈一些。
宋朝拿下四川的前30年多次出现动乱，特别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994年）。这个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一般的农民起义是很难有自己的理念的，我认为这个起义里应该有大量的前现代工人阶级。这是因为当时的四川有需要进行雇佣劳动的茶叶产业。茶园其实属于传统农业，但采茶季通常需要雇佣大量短期劳动力。这里就出现了商业资本甚至金融服务，以及有组织的生产生活方式。王小波、李顺起义很快组织起了一群人，提出了政权体制、政治口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均贫富”矛头并非指向富人，而是贪官污吏，那些利用强权攫取巨额财富的人。
这样激烈的矛盾冲突后，当时的宋人感知到四川的反抗性很强、老百姓不太听话，所以有“蜀人多变”的说法。
南方周末：当时的人好像认为四川和福建都不可靠。
黄博：四川是老百姓不听话，福建是读书人不听话。《宋史·奸臣传》收录了20人，其中10人是福建人。宋代以前，福建士人在朝廷中其实是没有存在感的。到了宋代，大量福建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作为新晋的官僚群体，他们为了迅速成长起来，肯定会走一些偏门的手段。
四川则是陷入了朝廷加强控制、百姓造反传谣的恶性循环。最后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状态，就是朝廷为了把这片区域稳定下来，采用了各种高压性的特殊政策，比如把四川盆地分割成四路，使得其中任何一路都不可能起事。比如在强调文治，宣扬仁政的大环境下，宋朝在四川则长期采取严刑峻法的政策，对犯小罪的人也处以重刑，甚至宋廷对于自己派到四川的军队都不放心，对四川的军队一直采取不训练、不发放武器的奇葩政策。
02 “一种扭曲的意见表达”
南宋绘画《搜山图》局部，作者不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资料图
南方周末：“甲午再乱”是一个怎样的谣言，它为何在北宋前中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并且在皇祐六年（1054年）酿成了大恐慌？
黄博：到仁宗朝，四川的确稳定下来了，但大家都很清楚这种稳定是很脆弱的。934年，原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成都自称皇帝，国号蜀；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攻入成都，称王建国，此为甲午二乱；1054年前，甲午再乱的谣言再次甚嚣尘上，按照这个逻辑，第三个甲午年发生一些大事可能是很顺理成章的。
之所以传言1054年会出现重大变故，就是因为人们心怀不满。这种谣言背后是有真情绪的。朝廷也知道，“盛世”是有水分的，所以宋仁宗听到这个传言以后没觉得它是谣言，而是很认真地在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其实直到1054年的上半年，四川的局势维持得依然比较稳定，“甲午再乱”的谣言似乎就要平息了，但在当时的地方官程戡调任回朝为参知政事、造反失败逃亡到大理的侬智高试图突袭四川的消息传入四川后，局势骤然一发不可控。这让1054年的这段四川地方史显得非常戏剧化。从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来看，这场大恐慌是必然会出现的吗？哪些利益相关方应对失策，导致了这个局面？
黄博：我们很难说什么是历史的必然，但今天来复盘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在什么时间节点能避免谣言酿成大恐慌。
侬智高进攻四川最早是作为军事情报流传出来的，朝廷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个谣言。最初，朝廷将之视作正常的军事情报加强边防，提高四川的军备水平，比如招募人手抢修城墙、运输大量兵器入蜀。这些措施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型恐慌，因为当时四川已经有五十年没打过仗了，老百姓看到路上一车一车的武器装备从外面运进来，如临大敌的氛围就太强烈了。
“如临大敌”其实比面对真正的敌人更难。民间流传了很久甲午年要发生动乱，再加上侬智高的黑天鹅事件，人们一下子就陷入了极度的恐慌。1054年下半年，四川百姓赶着结婚，生怕连结婚的机会都没有了；赶着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成金银珠宝，埋在地下然后逃难。
直到张方平出任益州知州，在1054年年底到达益州。他的解决方案是让百姓“静下来”：举办元宵灯会，把各地送到四川的武器退回，停止加班修城墙。一般意义上来说，真正有伤害性的谣言一定是产生恐慌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阻止谣言的传播或者揭示真相来辟谣，用处都不大。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恐慌，表现出不重视、不在意的姿态，让大众觉得危险并不是即将要来临。
南方周末：《如临大敌》的副标题“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孔飞力的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下称《叫魂》）。1054年的谣言恐慌与1768年的妖术恐慌有可比性吗？
黄博：1054年的谣言和孔飞力在《叫魂》中描述的谣言有本质不同。剪辫子然后摄魂之类的谣传被办成了一个案子，展现了乾隆中期整个社会的压抑感、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伤害。这个谣传中受伤的是那些外来者（僧道、游民），他们被认为对传统社会中处于定居状态的人群造成了威胁，朝廷通过办案展现了自己强大的控制力。1768年的谣言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展示，正是有权力的介入，才使得这个谣言越传越凶，并且在里面出现了编造和诬告。这个所谓的剪辫摄魂的活动本身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全国性的组织，只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介入，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谣言是不靠谱的。
在《如临大敌》中，谣言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种文化。中国古代社会对时间和命运/国运的联系有一种信仰。宋廷无法对“甲午再乱”这个谣言立案。
《叫魂》让我们看到，边缘人群受到了伤害，伤害他们的人群宣泄了自己的不满，一定程度上似乎是维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在“甲午再乱”的事件中，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老百姓抢着结婚、变卖财产、逃命，他们的利益受损了；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官员和朝廷被强迫加班加点，为谣言做了很多工作。所有人都被这个谣言裹挟了进来。
但另一方面，通过这起事件，朝廷为了平息事态，出台了一系列缓和性的政策，大家其实得到了好处：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执政能力，后期可以得到提拔；朝廷调整了对四川因历史惯性形成的糟糕政策，缓解了与四川百姓的紧张关系——“甲午再乱”的谣言平息后，双方共同经历了这样一场巨大的挑战，感情不一样了，此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四川发生类似的情况。到了南宋，四川是宋王朝的西部支柱，在抗金、抗蒙上发挥作用。通过这样一个共渡难关的方式，把前几十年积累的不信任和猜忌化解掉，对朝廷来讲也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
对四川百姓来说，这又是一个通过谣言来表达民意、让朝廷转变严刑峻法的机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表达，那只有通过谣言的方式。所以在“甲午再乱”的谣言中，大家既都是受害者，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些代价也多少带来了回报。
南方周末：按照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说法，谣言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黄博：这是百姓反抗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尽管谣言是一种扭曲的意见表达，但它会使地方官府或朝廷重视，至少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回应。
宋代与明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对物议是比较宽容的。宋仁宗与宰相庞籍讨论“甲午再乱”的谣言时，第一步反思的是这个谣言里提到的危机是否真的会发生，如果真的发生是否需要做预备性工作，而不是首先想到让大家闭嘴或辟谣。大臣给皇帝提出的意见里，谣言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宋代台谏给皇帝提意见，喜欢“风闻言事”，所谓风闻的事情，很多就是谣言。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还提到，某种程度上来说庆历新政是被谣言挫败的。
黄博：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过程中都有大量的谣言，这是很正常的。改革一定会有谣言，一是因为改革一定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会反对，而通常来说他们也找不到比较合理的理由去反对，那就只有通过造谣来反对。比如庆历新政的目标是减少财政支出，提高政府效率，官僚集团的利益必然受损，但是站在王朝国家的角度，官员们也没有正当的反对理由，于是反对派只能造谣改革派是在搞朋党，造谣改革派的骨干对仁宗有异心等。
而对百姓来讲，改革意味着他们需要面临新的环境，当他们不理解改革的意义时，会对它产生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其实就是谣言。比如说保甲法，保甲法是为了增强民间的军事力量，而百姓对它的理解变成了抓百姓去当兵。一个改革、一个政策通常是复杂的，对大众来说复杂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那就要把它转化为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理解，而任何事物只要简化就是谣言，就会有失真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很多重大事件里都有谣言的身影。虽然谣言是一个边角料的话题，但它也并非不重要，不值得书写。
03 “红羊劫”的真相
古今中外的一些流传较广的涉及灾难预言的文本（《推背图》《诸世纪》《克雷姆纳预言》《我所看见的未来》）。资料图
南方周末：牛津大学中国史学者田海研究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谣言后指出，谣言对不具备强大国家机器的前现代国家而言都是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孔飞力相反，他认为1768年的谣言爆发后，乾隆能组织起镇压活动其实展现了乾隆朝的国家力量。你是怎么看谣言的传播控制与国家的治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的？
黄博：这其实有点超出我的研究范围了，我只能从历史案例里去体会。我们看到比较成功的案例中，“不做事”比“做事”好，张方平的策略就是以静制动。控制能力和谣言引起的恐慌不是正向关系，而是成反比的——你做得越多，后果可能越严重，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谣言流传时的国家行为其实是在强化谣言的真实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执政者需要暗中做一些事情，比如对信息渠道有所把控，搞清楚所谓即将到来的危险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度其实不是很好把握的。有一个反面例子：侬智高起兵后进攻广州前已经有传言说他要进攻广州了，但当时的广州知州认为这是谣言，没有做任何准备。等侬智高真的进攻时，广州被打个措手不及，百姓纷纷往外逃，在城门那里发生了严重踩踏事件。这位知州就属于典型的一味辟谣的官员，他没有去做调查，收集整理信息，假装淡定，酿成了严重后果。
而张方平在成都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的，他知道侬智高不可能入蜀。当年的治蜀名臣张咏说过，面对谣言“在乎识断”，就是指你有没有判断力。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北宋之后，干支纪年与国家命运之间有神秘关联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依然非常流行。南宋中后期普遍流行“丙午、丁未之祸”也就是“红羊劫”的说法（其实一直流传到20世纪），我们要怎么理解此类谣言长期在中国古代社会保有生命力？
黄博：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甲午再乱”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创伤，是四川的特殊历史进程形成了这个刻板印象——连续两次在甲午年发生大事后，第三个甲午年到来之前人们会有担忧。但事件解决之后，原本存在于朝廷和四川人民之间的情绪对立和紧张关系也消解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谣言。
“丙午、丁未之祸”也是一个历史创伤。虽然它从汉代一直流传到宋代，但其实对宋人而言，“丙午、丁未之祸”指的就是1126年-1127年的靖康之难。宋人无法理解北宋的灭亡，因为北宋末年虽然有不少问题，但还不至于到亡国的状态。朝廷体制、国家状态、经济社会状态，并不是末世的景象。你看《清明上河图》，根本想不到灾难马上会来。但北宋就是那么戏剧性地迅速走向了毁灭。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分析北宋灭亡的原因，但它太复杂了，当时的人们无法理解复杂的东西，那“丙午、丁未之祸”是最简单的解释，它告诉你，历史上只要到了这个年份就会有灾难发生。
第二，我觉得“丙午、丁未之祸”其实是宋人在甩锅。我们今天去看靖康之难，其实可以很清晰地感知到它和“甲午再乱”不同，如果宋徽宗、宋钦宗以及朝廷中的大臣应对得当，北宋的灭亡真的是可以避免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坚持一个策略不动摇：主战的话，就一直打下去，坚决不投降，不泄气，凭借宋朝庞大的体量是有可能扛得住的；反之，要么就是坚持议和不动摇，答应金人的割地赔款的要求，虽然损失很大，但保住命再说。事实上，金朝最初也并不想一举灭亡宋朝，只是要从宋朝那里捞点好处，金人的野心是被宋朝不断的“骚操作”越搞越大的。但宋朝当时的做法是，一会儿想打，一会儿想和，一看金军势大，就想投降，金军一走，又觉得自己好像又行了，又不愿意履行投降和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谈“丙午、丁未之祸”其实是在给北宋末年的昏君和奸臣甩锅，把人祸说成是天意。
如果把时间线放大，从汉代到清代，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中，总能挑出一些灾难性事件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出现在丙午丁未，形成所谓的每逢丙午和丁未就会出现灾祸的印象。我在书里仔细分析了，真正意义上的灾难其实只有北宋末年那一次。
04 “宋代居然还有粉丝”
南宋时期建造于四川的广安白塔。IC photo丨图
南方周末：近年来流行文化中出现了一股“宋朝热”，“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观点非常流行，海外汉学界亦有“宋代近世说”（比如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你的宋代谣言史研究其实打破了对北宋（特别是仁宗朝）政通人和的浪漫主义想象。宋朝真的是帝制时期一个特殊的朝代吗？我们要怎么理解当代人对宋朝的浪漫主义想象和真实的宋朝历史之间的差距？
黄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也是一个远远超出了宋史研究和学术圈的问题。宋代居然还有粉丝，这放在一百年或者五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过去，特别是近代以来，宋代不见得有多高的地位，积贫积弱，被同时期跟它对峙的金、元按在地上摩擦，北宋南宋两次悲惨的亡国，都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宋代的印象。
在我小时候，宋代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形象。现在去看历史地图，很多人都不敢想象宋代的版图居然那么小——北宋其实就很小了，南宋更小，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江浙沪地区加上四川、两湖、两广等。
我印象中宋代的风评开始变好，其实是在2000年以后，到2010年前后出现井喷的状态。在学术圈也好，文艺圈也好，宋代整个形象的翻转是最近十几二十年的事。这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在蒸蒸日上。为什么近代人提到宋代都评价负面？因为它会勾起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凌辱的历史记忆。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我们才会有余裕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整个社会的发展或者说文化的进步和繁荣。这时，宋代的闪光点才会被我们发现。
我们能从《清明上河图》看到宋代商业的繁荣，从宋代的绘画、文学中看到当年的“文艺青年”的所思所想。当我们远离“救亡图存”的叙事后，我们开始发现宋代人过的日子还不错。我们会有一个投射，把今天追求生活愉悦的状态投射到宋代。
关于宋代的特殊性，宋人在学术思想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解决了中国文化的“自我”问题。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儒家学说，那就是用来考试的，没有人把它当作日常生活的信仰或生活方式。四书五经的体系是宋代人建立起来的，理学的出现——从周敦颐到二程（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把整个古代中国的学术集大成之后形成了所谓的理学，建立起了中国古人的“文化自信”。与传统儒学不同，理学第一次构建了从世界观、宇宙观到日常生活的庞大框架体系，以儒家的角度加以解释。在这一点上，“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是没问题的。
反倒是在政治上，宋代不见得有多么了不得的地方，它其实仍在中央集权制加强的那个过程中。不过宋代比明清时期可能好一点点，比如商业发达的社会环境下，统治者展现出的商业思维、对财产的尊重和对商业的理解，而不仅仅只是展现野蛮的、权力的傲慢。虽然在统治过程中宋代统治者也动用了权力，但和其他朝代还是明显有气质上的不同。比如杯酒释兵权，宋太祖是给大将们赏一笔钱，让他们去买田买地当富家翁，而不是直接抢老百姓的田分给大将们。王安石变法想增加财政收入，但不是直接加税，而是通过政府自己下场发放低息货款的方式赚钱（青苗法）。
我自己其实没有刻意要告诉读者“宋代没有那么好”。我只是想通过这些故事、这些细节展现出宋朝的一个具体面向，至于它好还是不好，我是不太在意的。每个人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理想的投射，这很正常，看历史有时候是在看自己。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编 刘悠翔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