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二十六年，即 1937 年，风云变幻之际，武汉一跃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至关重要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中枢之地。彼时，湖北荆门人许莹涟，曾在山东、河南等地积极投身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有志之士，从北方风尘仆仆地返回武汉。目睹国势艰难，许莹涟心中燃起炽热的报国之志

民国二十六年，即 1937 年，风云变幻之际，武汉一跃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至关重要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中枢之地。彼时，湖北荆门人许莹涟，曾在山东、河南等地积极投身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有志之士，从北方风尘仆仆地返回武汉。目睹国势艰难，许莹涟心中燃起炽热的报国之志，一心想着在湖北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以此支援抗战大业。凭借自身的政治人脉，他向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呈递了这一宏伟设想，幸得黄绍竑首肯。

许莹涟随即精心拟订湖北乡村建设计划，将目光聚焦于鄂中江汉平原。计划中着重提出，要大力开垦广袤的芦苇荒地，变湖泊为肥沃良田，大规模生产粮食作物，为抗战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在文化建设方面，规划利用中、小学等教育基地，积极灌输新知识，传播新思想；同时，巧妙借助茶馆、酒楼等市井场所，开展社会教育，唤醒民众的觉悟，激发他们勤劳耕作的积极性。政治建设同样是计划的重要一环，致力于健全区、乡等基层行政制度，强化民兵组织，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提升地方的防御能力。而在卫生建设领域，计划坚决破除民众的封建迷信思想，推行科学诊断方法，还筹备着收容前方受伤将士，彰显人道关怀。​

许莹涟等人深知计划实施的艰难，为推动计划顺利落地，毅然决定向黄绍竑呈递 “万言书”。他们明确提出，以荆门、当阳、潜江等县为重点区域，在每县划定一个区作为乡村建设示范区。示范区将自筹经费，不给政府增添财政负担，只恳请政府下放权力，给予足够的自主空间。这一诚意满满的计划，最终赢得了黄绍竑以及湖北省政府的认可，交由建设厅负责督办。经多方考量，最终确定荆门县的沙洋区、当阳县的河溶区、潜江县的后港区这 3 个区为示范区。示范区区长由省政府直接任命，且与县长平级，专司乡村建设重任。许莹涟被委以荆门县沙洋区乡村建设示范区区长之职，并承担起各示范区之间的联络工作。乡村建设示范区一经成立，便备受湖北省政府的重视与大力支持。​

在湖北乡村建设所成立的 3 个县示范区中，胡起祥肩负起当阳县河溶区示范区的工作重任。

河溶，那可是妥妥坐落于汉宜公路沙洋至宜昌一线间的一个乡镇。乾隆年间就有官员向皇帝汇报：“臣查当阳县距荆郡一百六十里，其适中处所地名河溶，民居稠密，素称殷庶之区，且为荆州四达总路。”

清朝末年，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看上了当阳观音寺的煤，让盛宣怀疏通漳河航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民国时期，作为江汉平原农产品的要紧集散地，其地位之重，犹如定海神针。鄂中地面上，荆门、江陵、潜江、京山、钟祥这些个县，向来就是棉花、油料、稻谷的盛产区。每至丰收时节，农民们便凭借着水陆交通，将那农产品一股脑儿地运到河溶镇上来售卖。这不足 400 户人家的小镇，配套营生可谓是一应俱全。十几家茶馆、酒店、客栈，恰似雨后春笋般林立着，还有几家鸦片烟馆与妓院，偷偷摸摸地隐匿于街巷之中，成了人们交易往来、寻欢作乐之所。每至秋末冬初，商贾们你来我往，络绎不绝，镇上市井一派繁荣之象，财源滚滚而来。镇民大多靠着经营些客商业维持生计，鲜少有人愿意下力气去干那体力活儿，做上一季生意赚的钱，便足够应付一整年的开销，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性。

附近的农村地广人稀，农民们每年种植稻谷、棉花、油菜、芝麻等作物，丰收之后，物资那叫一个充裕。一到农闲之时，他们便常跑到河溶镇，要么一头扎进牌局里豪赌，要么钻进酒馆吸食鸦片，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那些衣衫褴褛、不成体统的醉汉。当然喽，镇上也不乏一些穷困潦倒，只能沦为乞丐的可怜人。与此同时，河溶镇还有那么一小撮土豪劣绅、富商以及地头蛇，他们肆意聚敛财富，牢牢把控着一方势力。彼时，土匪猖獗至极，杀人越货之事时有发生，河溶区所属各乡的联保主任、乡保甲长，竟有一部分与土匪暗中勾结，表面上顶着个地方干部的名号，实则就是给土匪当喽啰的。

就在这般乱糟糟的社会背景下，有几个满怀着一腔热血的 “书生”，一心想着奔赴农村，大干一场，开展乡村建设，支援抗战。可等他们到了地方，眼前这现实的景象，直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心也凉了半截。

前往当阳县河溶区开展乡村建设示范区工作的，拢共就 3 个人。张保华出任区长，胡起祥和李政平前去帮忙打下手。这三人里头，也就只有李政平之前干过一段地方上的活儿，张保华和胡起祥大学毕业后，一直都在教书，对于地方事务，那可是一丁点儿经验都没有。当阳县长曹心泉，乃湖南人，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有着丰富的行政任职经验。瞧着胡起祥、张保华、李政平是省政府派下来的，曹心泉对他们那是格外客气，仔仔细细地把河溶的复杂情形都给介绍了一番。听完三人的想法后，曹心泉表示已经通知原任区长做好交接，对他们的工作也表示支持。不过看着眼前这三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曹心泉忍不住提点了一句：“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这河溶镇上的张、贺两家，就是地方土匪恶霸，把控着地方上的势力，可千万不能轻易去招惹。

胡起祥、张保华、李政平到河溶接任之后，依照礼数，前去张、贺两家拜访。可对方那副老奸巨猾的绅士做派，一见面就叫人心里头腻歪得很。一番虚情假意的客套应酬过后，两家便毫不遮掩地开始争夺权力。先是安插自家的亲信，非要安排任用；接着又说某些鸦片馆、屠户（宰牛的）、茶馆、赌场是自家亲友开的，要求给他们罩着点儿。

以河溶区长为例，几乎都在张姓、贺姓、赵姓之间流转。今日河溶镇上的早酒牛杂，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以张家为例，有地名张家祠堂和张家大堤。

文史记载中就有1935年。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夏历甲戍)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制订了一项《划正各县边界甑脱区域办法》，颁行全国主要内容：“凡是各县边界，遇有犬牙交错，或与该管县境脱节，突出伸入邻县境内之甑脱区域，应将其突出部分，划归所在地的县份管辖，使各县边界整齐划一，便利行政管理，以增强行政效率。”

当阳县第二区(河溶区）区长兼划界代表张时耀在河溶镇绿野旅馆与江陵双忠的联保主任李梓楠签订的，将万城、马山划归江陵的《当阳、江陵划界决议》。

贺家更是不得了，日军占领河溶后后，觉得贺家房屋富丽堂皇，日军司令官占据的就是河溶贺家老宅。

原来的河溶中学就在贺家垸子内。

又有说法，董必武的同学贺阶平也是河溶人，1965年董老来到河溶中学，也曾问过贺阶平后人。

说到贺阶平的儿子贺金吾，也是个妙人。自幼家境阔绰，爱好听戏。

民国29年(1930)，奉节县首次成立地方法院，直届万县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领导，委任徐平寿为首席法官(院长)。首席检察官岳树堂(山东人)，推事贺金吾(湖北当阳人)，后贺金吾升首席检察官。先后创作有《半月戲劇》◇上海，半月刊·6卷6期·1947京戲爲什麽要有鑼鼓、《半月戲劇》◇上海，半月刊·6卷8/9期·1948漫談川劇·、《半月戲劇》◇上海，半月刊·6卷7期·1947從「走麥城」說起、《戏世界》◇记“麦城”：两岸垂杨遮漳水，一湾芳草护麦城1948年[第369期，8页]、《司法評論》◇成都，不定期·創刊號·1940蘇聯婚姻法之特質、难忘的印象之梅兰芳《半月戏剧》第六卷第十一、十二合刊，1948年11月15日。

解放后这位前辈摇身一变，改名贺耀武，蜗居在当阳官垱小学教书，对曾经过往一言不发。

言归正传，面对河溶镇这般局面，张保华完全没了主意，不到一个月，就悄没声儿地溜走了。

示范区的工作一下子陷入了僵局，许莹涟赶忙向省政府请示，铁了心要胡起祥继续把这担子挑起来。县长曹心泉也出面挽留，实在没办法，胡起祥只得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挑起了大梁。

抗战那会儿，区长这个职位本就事务繁杂得很。区公所人手又少，整天忙着征兵征粮这些支援前线的事儿，忙得是晕头转向，焦头烂额，原本订好的乡村建设计划，根本就抽不出空来管。可胡起祥年轻气盛，一股子血气方刚的劲儿，接任区长之后，在完成日常行政任务的同时，还是拼了命地排除万难，大刀阔斧地为河溶区的乡村建设干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只可惜啊，这些事儿后来反倒成了河溶地方恶霸控告胡起祥的把柄。

头一件事儿，为了加强乡村政治建设，胡起祥张罗着成立了自卫队。为了把自卫队武装起来，购置了 30 几支步枪、8 支手枪，好增强乡村建设的力量。自卫队的正副队长都是张、贺两家推荐的，队员也是从民兵里头挑选出来的。除了两名队长由商会给点微薄的津贴，队员们可都是尽义务的，大多是各商店的学徒、茶馆酒店客栈的伙计。训练的时候，一招呼就都来了，训练完了，就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

购置这批枪支的款项，筹集起来可费了老鼻子劲儿了。说是让各商店认捐，可实际上啊，是胡起祥多方施压，“逼” 着他们拿出来的，这也成了日后被人告状的一条罪状。为了成立自卫队和购置枪支，胡起祥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成员包括河溶镇长、商会主席、地方绅士和区长，一共 7 个人。一开始，由他们提名 40 多家家底儿比较殷实、有捐款能力的商户，接着把这些商户召集到一块儿开会，跟他们讲清楚成立自卫队的意义。商户们表面上同意了，让他们在捐簿上自己写上捐款的数目。

可等上门去催款的时候，商户们就开始耍滑头，左推右挡，就是拖着不给。当时时局紧张得很，购枪的事儿刻不容缓，胡起祥跟筹备委员们一合计，决定以开会的名义，把那些写了捐款的商户都叫过来。在会上，又把捐款购枪这事儿的重大意义反复强调了一番，还当场宣布，因为急需这笔钱，要求他们马上交款，不然就别想离开。说完，胡起祥就走了，留下筹备委员跟商户们扯皮。开会之前，胡起祥早就安排好枪兵守在大门那儿，没交款的，一个都别想出去。有些商户倒是愿意交款，可身上没带钱，那就派枪兵跟着他们回家去取。

就这么着，一天之内，总算是把购置枪支的款项给凑齐了。在这之前，胡起祥已经跟许莹涟联系好了，让他帮忙代购枪支。购枪的款项和取枪的事儿，都由筹备会的人去办，胡起祥为了避嫌，压根儿就不插手。听说后来日军占领河溶的时候，这支自卫队为了保家卫国，跟日伪军狠狠地干了一仗。虽说双方兵力悬殊，多数队员都英勇牺牲了，可还是有少数幸存者，加入了地方游击队，继续跟敌人死磕。

第二件事儿，就是胡起祥发动民工去修筑漳河堤垸。河溶区漳河两岸有大片肥沃的良田，可就因为水患太频繁了，常年都没法耕种。每到桃汛的时候，河水泛滥成灾，老百姓可遭老罪了。民国二十六年冬初，胡起祥把全区各乡的联保主任和保甲长都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讲明白修堤保收的重要性，还让他们当场确定出民工的人数，限定时间，分段去筑堤。可这事儿遇到的阻力可不小。一方面，沿河两岸的农民，因为多年歉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根本没那个力气去参加修堤；另一方面，他们脑子里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觉着天灾是老天爷定的，人力根本没法抗拒，对科学水利知识压根儿就不相信。在怎么劝都没用的情况下，为了能赶在桃汛期之前把堤垸修好，胡起祥没办法，只好动用武力，派枪兵去强征民工。

第三件事儿，胡起祥放走了一批被强行拉来顶充兵役的 100 多个壮丁。抗战那时候，河溶区的兵役任务是由各乡保甲负责的。可他们交上来的壮丁，大多都是老弱病残、流氓无赖，甚至还有专门靠出卖壮丁为生，交上去之后就跑掉的兵痞。胡起祥一看这些壮丁，气得火冒三丈。他心里清楚，就这些人，怎么可能上得了前线，跟凶狠的日军打仗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乡保甲长们把摊派的兵役款都给私吞了，该征集的壮丁不征集，却花钱雇些人来交差，一点儿民族气节都没有。于是，在师管区派人来验兵之后，胡起祥把这 100 多个不合格的壮丁全给放走了，还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冒充壮丁，不然绝不轻饶。这事儿可把各乡保甲长给得罪惨了，他们对胡起祥那是恨得牙痒痒。

第四件事儿，胡起祥在河溶镇上推行禁宰耕牛、禁吃鸦片烟、禁赌、禁娼这些举措，这下可直接跟河溶的恶霸们起了冲突。

把胡起祥做的这些事儿合在一块儿看，他自个儿觉着对老百姓有好处，对抗日战争也有利，本来就是乡村建设示范工作该做的事儿。可无奈他用的方式方法不太恰当，更关键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根本就不允许他这么干。到最后，河溶的土豪劣绅联合乡保甲长，颠倒是非，向湖北省政府诬告胡起祥，罗列了一堆所谓的 “非法行为”。曹心泉县长官场经验丰富，心里头门儿清这里头的利害关系。

他把胡起祥请到县政府，跟他促膝长谈了一整晚，表达了对他所作所为的同情。可面对省府转过来像雪片一样的告状信，他也不敢挺直腰杆说句公道话。对于河溶的张家和贺家，他可不敢得罪；对于胡起祥，他也不想昧着良心去陷害。没办法，只好使出调虎离山这一招，把胡起祥调到淯溪河区当区长，就想着把这事儿给平息了。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日军占领南京之后，武汉的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许莹涟和鲁坚在沙洋、后港的两个乡村建设示范区，也都相继没了下文，以失败告终。

来源：宋沮漳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