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远山同志，组织上研究决定，你下岗了。＂那是1994年冬日，北风凛冽，天空灰蒙蒙的，就像我当时的心情。
厂倒了，我重新活过来了
＂宋远山同志，组织上研究决定，你下岗了。＂那是1994年冬日，北风凛冽，天空灰蒙蒙的，就像我当时的心情。
人事科长把解雇通知递给我时，目光游移，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手竟微微发抖。
鼻子一酸，但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特别是在厂里，在同事面前。
我原是国营轧钢厂的技术工人，家里三代务工，爷爷是建国初期进的厂，父亲接班，我从技校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进了厂。
二十年了，从十八岁懵懂少年到如今鬓角微霜的中年汉子，这厂区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厂区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台机器的脾气，我都了如指掌。
可如今，改革的大潮来了，国企不再是铁饭碗，我们这些曾经的工人阶级骨干，顿时成了时代的＂多余人＂。
厂子连年亏损，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领导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最后决定裁员百分之三十。
第一批下岗名单上，赫然有我的名字。
同龄的马师傅抽着廉价的红塔山，拍着我肩膀说：＂远山啊，咱们这些人，从进厂那天起，就以为是找到了靠山，抱上了铁饭碗，谁知道他娘的铁饭碗也会破呢？＂
他的眼圈红了，他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上学，老婆下岗在家已经三年了。
出厂那天，我把工作服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柜子，又用抹布把我的工位擦了一遍，锁好柜子，然后把钥匙交给了车间主任老周。
老周是个直脾气的东北人，平日里吆五喝六惯了，此刻却说不出话来，只递给我一包白沙烟，欲言又止。
我摆摆手，接过烟揣进怀里，扭头就走，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眼里的泪水。
厂门口，几个刚下班的年轻工人有说有笑地从我身边经过，丝毫没意识到他们哪天也可能像我一样被厂子抛弃。
出了厂门，我站在马路边，望着熟悉的厂房，鸽子灰的墙面，红砖砌的烟囱，蓝色的厂牌，＂光荣套＂里的集体照片……二十年的青春，就这么画上了句号。
家就在厂子附近的家属院，走路不到十分钟，可那天我走了足足一个小时。
我沿着护城河慢慢走，看着河水浑浊地流淌，飘着几片枯黄的落叶，像我此刻漂泊不定的命运。
回家路上，我在想，四十五岁的男人，初中文凭，只会操作轧钢机和看几张简单的图纸，这个年纪去哪找工作？
家里还有上高中的儿子，有风湿病在身的老母亲。
这日子，往后该怎么过？
推开家门，媳妇李淑芳正在做晚饭，灶台上炖着白菜猪骨汤，香味飘满了狭小的厨房。
看见我回来，她递给我一双布拖鞋，从我脸色就猜到了结果：＂真下岗了？＂
我点点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掏出烟，却没了抽烟的欲望。
＂别想那么多，吃饭吧。＂李淑芳揭开锅盖，盛了一碗汤放在我面前。
她是个贤惠的女人，我们是工厂组织的联谊会上认识的，她在隔壁服装厂做缝纫工，比我小三岁。
结婚十八年，她从没抱怨过一句，无论是我们住的这间不到五十平米的筒子楼，还是我工资里每月给老母亲的一百五十元赡养费。
李淑芳比我强不了多少，每月工资加奖金六百多块，扣除五险一金后所剩无几。
她得知我下岗的消息后，半夜里默默哭了一场，第二天却擦干眼泪，坚定地说：＂咱不能等靠要，不能光等那三百来块的下岗生活费，得自己想办法！＂
她是个巧手，会做布鞋，从小跟着她奶奶学的，做的鞋又软又舒服，单位里的女同事都喜欢让她帮忙做。
＂我看前几天报纸上说，火车站那边开了个小商品市场，咱去那摆个摊卖鞋，怎么样？＂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提议。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那股子窝囊气顿时消了一半。
＂行！咱不能被生活打趴下！＂我一拍大腿站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了集贸市场，买了些布料和鞋底，花了我们两百多块钱的积蓄。
晚上儿子做完作业睡了，老母亲也早早休息了，我和李淑芳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她缝制布鞋，我帮着剪布、画样子、上胶水。
＂这鞋底我垫了三层，结实，能穿好几年不坏。＂她认真地说，额头上汗珠滚落。
我看着她专注的样子，突然觉得很内疚：＂都怪我没本事，让你跟着受苦。＂
她抬头笑了笑：＂说啥呢，咱们是一家人。再说了，这年月谁容易啊？单位小陈家两口子上个月都下岗了，连个摊都摆不起来。＂
一周后，我们做好了第一批布鞋，一共十五双。
我借了邻居家闲置的小推车，天不亮就出发去火车站附近的小商品市场摆摊。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市场管理员看我是新来的，特意给我安排了个偏僻的角落。
我铺开塑料布，把布鞋一双双摆好，然后蹲在一旁搓着冻得通红的手，等待第一个顾客。
上午过去了，只卖出去两双鞋。
中午，李淑芳提着饭盒来看我，给我带了两个白菜肉包子和一瓶热茶。
＂卖出去几双了？＂她问。
＂两双。＂我有些沮丧。
＂别急，这才第一天呢。＂她宽慰我，顺手整理了一下摊位上的鞋子，让它们看起来更整齐好看。
下午三点左右，天开始飘雪花，我正想着再坚持一小时就收摊，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站在了我的摊位前。
她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穿着普通的黑色棉袄，梳着齐耳短发，不施粉黛却面容和善。
＂小贵啊，老板？＂她指着一双黑底蓝面的女士布鞋问道。
＂三十六块。＂我回答，心里已经做好了被砍价的准备。
她拿起鞋子仔细端详：＂这是手工做的吧？针脚很细密。＂
＂是啊，我媳妇做的，她从小学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了，结实耐穿，保证不会开线。＂我有些得意地介绍。
她点点头，把鞋子放下，又看了看其他几款，然后突然说：＂我全要了。＂
我愣住了：＂全...全要？＂
＂对，这些鞋子我全买了，多少钱？＂
我有些结巴地算了一下：＂一共十三双，三十六一双，那就是四百六十八块。＂
她二话不说，从布兜里取出钱包，数出一沓票子递给我：＂给，四百七十，不用找了。＂
我接过钱，手微微发抖：＂大姐，这…这也太贵了，我…＂
她看着我，眼神柔和：＂咱们都是被生活逼的人。＂说完，她让我把鞋子都装进她带来的编织袋，然后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单薄的背影在纷飞的雪花中渐行渐远。
我拿着那沓温暖的钱，心里又酸又甜。
那天回家，我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把卖鞋的经过添油加醋地讲给李淑芳听。
她激动地落泪：＂老天爷还是眷顾咱们的！这么快就把鞋子都卖完了，咱们得赶紧做新的去！＂
儿子从房间探出头来：＂爸，你真厉害！＂
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母亲也难得地笑了：＂儿啊，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一晚，我们全家干劲十足，连儿子也加入了做鞋的队伍，负责给鞋子打包装。
老母亲坐在一旁，一边看着春晚重播，一边给我们剪线头。
那是我下岗后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天不亮就去摆摊，李淑芳下班后就赶紧做鞋。
我们做的鞋子越来越多样，有老人穿的千层底布鞋，有年轻姑娘喜欢的花布鞋，还有儿童的虎头鞋。
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天能卖出去七八双，有时一双也卖不出去。
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我的手冻得像冰块，脚趾头也麻木了，但我从不喊苦。
每当我想起厂里那些还没找到出路的老同事，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马师傅前两天还来我摊位前晃悠，说他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四十块，干得腰疼背痛，晚上回家连饭都吃不下。
三个月过去了，我的小摊有了些回头客，他们喜欢李淑芳做的鞋，说穿着舒服，经久耐用。
我也学会了一些做生意的门道，比如哪天进什么颜色的布料，什么款式更受欢迎，怎么和顾客讲价还能保持微笑。
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好转。
忽然有一天，那位全部买走我鞋子的大姐又出现了。
她依旧穿着那件黑色棉袄，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还记得我吗？＂她笑着问。
＂记得，当然记得！＂我赶紧站起身，＂多亏了您那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她打开保温桶，是热腾腾的肉丝面：＂冷天的，给你带点热乎的。＂
我受宠若惊，连声道谢。
她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面，忽然说：＂我叫韩桂兰，想跟你合伙开个布鞋店，我出钱，你和你媳妇管理和生产，怎么样？＂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惊讶极了：＂大姐，您都不认识我，怎么能......＂
她笑了：＂我第一次见你摆摊，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
＂再说，你媳妇的手艺确实不错，我那天买的鞋子送了不少亲戚朋友，他们都说好，问我哪买的，我说是在火车站摊位上，有人还专门来找过你哩。＂
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我已经看好了一个店面，在小商品市场的北门，人流量大，租金每月六百元，装修简单点一两千就够了，进货方面我有些关系，能拿到较低的批发价......＂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姐，竟然已经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大姐，这......这太突然了，我得和家里商量商量。＂我局促不安地说。
韩桂兰点点头：＂理解，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她写了号码递给我，又嘱咐了几句就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李淑芳，她先是惊讶，继而疑惑：＂你说这人是不是有什么目的？现在社会上骗子可多了。＂
我也有同样的担忧：＂万一是骗子怎么办？我们可没多少钱。＂
老母亲在一旁听了，摇摇头：＂我看不像，那大姐第一次就把咱们的鞋子全买了，如果是骗子，早就下手了，不会等这么久。＂
我们一家人商议到深夜，最后决定先去看看店面，再做决定。
第二天，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韩桂兰说的那个店面。
果然在小商品市场的北门，虽然只有二十多平米，但门口人来人往，地段不错。
我犹豫了一天，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韩桂兰的电话。
＂喂，是韩大姐吗？我是宋远山......＂
＂哎呀，我还以为你不会打电话来了呢！＂她爽朗的笑声从话筒里传来，＂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想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谨慎地说。
＂行，那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
我们约在市场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见面，她已经等在那里了，点了几个家常菜。
＂边吃边聊。＂她招呼我坐下。
席间，我得知韩桂兰是我厂新提拔的副厂长冯向阳的妻子。
这个消息让我吃惊不小。
她看出我的惊讶，笑了：＂怎么，没想到我是厂领导家属？＂
我老实承认：＂是有点意外。＂
她叹了口气：＂我丈夫是空降到你们厂的，去年才调来的，我知道厂里人对他有看法，觉得他是来＇砍脑袋＇的。＂
＂那天我从厂办路过，听见有人议论下岗工人的困境，说什么＇卖红薯的让卖红薯的当了领导，卖红薯的还是卖红薯＇，心里不是滋味，就特意去火车站看看那些下岗工人在做什么。＂
＂我看见你蹲在寒风里，脸都冻红了，还在耐心地等顾客，就觉得特别心酸。我丈夫常说，改革是为了发展，不是为了让工人失业，可眼下的现实却是那么多人失去了工作。＂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家里也是工人出身，我爸就是纺织厂的，我知道下岗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疑虑消散了不少。
＂那您为什么选中我呢？＂我好奇地问。
＂我买走你的鞋子后，真的送给了亲戚朋友，他们都夸做工好，还问我哪买的。我想，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和产品质量，你们家的鞋子质量有保证，你这人又实在，值得合作。＂
我被她的坦诚打动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大姐，我们也没什么钱投资......＂
她爽快地说：＂我出资金，你和你媳妇出技术和管理，利润五五分成，怎么样？＂
＂太多了！＂我脱口而出，＂您出资金又找店面，应该分七成才对！＂
她笑了：＂看吧，我就说你是个实在人。行，那就六四分吧，我六你四，这总行了吧？＂
就这样，我们在小商品市场的北门租了个店面，开始了新生活。
店面简单装修后，取名＂淑芳布鞋店＂，李淑芳辞去了服装厂的工作，专心做鞋，我负责销售，韩桂兰则帮忙联系了些单位订单。
开业那天，韩桂兰带着她丈夫冯向阳来了，这让我有些紧张。
冯厂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眼镜，说话温和有礼：＂宋师傅，厂里亏损严重，不得不裁员，对不住了。＂
我诚恳地说：＂理解，厂子也难。＂
他环顾店面，点点头：＂不错，自己创业才有出路。你们有手艺，又肯吃苦，一定能成功。＂
临走时，他买了两双布鞋，一双给他母亲，一双给岳母，付钱时韩桂兰拦都拦不住。
＂规矩就是规矩，＂他严肃地说，＂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
第一个月就收回了成本，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李淑芳的布鞋在附近很快有了口碑，特别是她做的千层底老人鞋，又软又暖，许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半年后，我们已经请了两个下岗女工帮忙做鞋，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一年后，我们开了第二家店，就在火车站对面的商业街上，专门销售旅游鞋和时尚布鞋，主打年轻人市场。
而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轧钢工人，变成了小有名气的＂宋老板＂。
我经常想，如果当初没有被厂子裁员，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还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过着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领着那三百多块的工资，为柴米油盐发愁。
那张解雇通知书，反而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生活把我推到了悬崖边，却也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每当我经过那座老厂，看见烟囱里不再冒出滚滚黑烟，铁门紧锁，杂草丛生，心中总是五味杂陈。
那里埋葬了我的青春，却也催生了我的重生。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无数像我一样的国企工人被时代的浪潮卷入变革的漩涡，有人沉沦，有人崛起，命运的齿轮就这样无情地转动着。
韩桂兰后来告诉我，她丈夫冯向阳其实是被派去接管那个濒临倒闭的轧钢厂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挽救厂子，安置好职工。
＂他每天愁得睡不着觉，＂她说，＂那么多家庭的生计啊，他不忍心看着大家没饭吃，但厂子确实经营不下去了。＂
有时候，韩桂兰会来店里坐坐，我们就回忆那段艰难的日子。
她总说：＂人这辈子啊，不是你想往哪走就能往哪走，但走到哪儿，都得挺直腰板做人。＂
我常想，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是我们彼此的信任和扶持，让我们在风浪中站稳了脚跟。
如今，我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老母亲的风湿病也有钱治疗了，李淑芳脸上的皱纹虽然多了，但笑容比以前更灿烂。
我们家从筒子楼搬进了新建的商品房，七十多平米，虽然不算大，但比起从前已是天壤之别。
而那座老厂，最终还是倒闭了，后来被一家私营企业盘下，改建成了小商品加工厂，许多老工友也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
冯厂长调走了，听说又去了另一家困难企业；韩桂兰开起了第三家布鞋店，她常笑称自己是被我＂带坏的＂，本来只想帮人一把，结果自己也成了商人。
每当有下岗工人来找工作，我都会尽力安排，因为我知道那种无助和彷徨。
马师傅就在我的第二家店当了保安，虽然工资不高，但总比风吹日晒地干苦力要好。
我常对新来的员工说：＂咱们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但逼出来后才发现，天地原来这么大，机会原来这么多。＂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寒冷的冬日，那张薄薄的解雇通知书，那个偏僻的摊位，那位素不相识的大姐，构成了我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1994年，对我来说，不仅是下岗的一年，也是重生的一年。
生活给了我当头一棒，但我没有倒下；命运关上了一扇门，但我找到了另一扇窗。
也许，这就是人生吧，没有永远的失败，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逆境中坚持前行。
我想，我的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在改革大潮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中国人的缩影罢了。
我们被时代抛弃，又被时代拾起；我们失去了过去，却赢得了未来。
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最珍贵的财富。
来源：与无尽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