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隆冬，东北风呼啸着穿过县城的街道，我站在车站月台，握着往返常州的硬座票，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昨晚母亲在煤油灯下弓着身子为我缝衣服的背影。

缝衣的母亲

＂走了还要记得加衣，别又像上回似的感冒了。＂母亲把那件刚缝好的背心塞进我手里，眼神闪烁。

1987年隆冬，东北风呼啸着穿过县城的街道，我站在车站月台，握着往返常州的硬座票，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昨晚母亲在煤油灯下弓着身子为我缝衣服的背影。

那一刻，不知为何，鼻头一酸，泪如雨下。

四周的旅客熙熙攘攘，有的拎着编织袋，有的抱着纸包的年货，车站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次列车即将进站＂的通知，那机械的女声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

八十年代初，我从地区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里一家乡镇纺织企业当技术员。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到处都是＂办实业，奔小康＂的口号。

说是技术员，其实就是跟着老师傅王德林学织布机操作和简单维修。那时候，一台台从上海淘汰下来的老旧织布机在我们厂里日夜轰鸣，生产的布料供不应求，每天加班加点也赶不上订单。

＂小李，手脚麻利点，咱这批布周五必须出货！＂厂长老汪常拍着我的肩膀说，眼睛里满是对这个下乡知青子弟的信任。

今年春节，我好不容易请了七天假，回了趟老家。说是老家，其实就是苏北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黄岗村，尘土飞扬的土路，低矮的砖瓦房，锅台上的煤烟把墙壁熏得发黑，和县城里的水泥楼房、柏油马路比起来，简直像两个世界。

＂儿啊，瘦了。＂母亲第一眼看到我就皱起了眉头，接过我的行李，摸了摸我的脸，眼里满是心疼。

家里的老屋还是记忆中的样子：门前一棵老槐树，院子里堆着冬储的干柴，堂屋里那台七十年代买的老式缝纫机还摆在靠窗的位置，上面盖着一块绣花的防尘布。

父亲坐在火炕上，手里捧着县广播站刚配发的收音机，正津津有味地听着《新闻联播》。他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腰椎早年受过伤，如今已经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大队部做些零活贴补家用。

＂爹，我回来了。＂我把从县城带回来的点心和补品放在桌上。

父亲抬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欣慰的笑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简单的几个字，却包含了多少思念。

往年回家，临走那天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叮嘱：＂再住两天吧，多陪陪我们老两口。＂然后塞给我各种腌制的咸菜和晒干的野菜，恨不得把家里的存粮都装进我的行李袋。

可这次却不同。春节一过，我提起要赶回厂里时，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唠叨让我多留几天，只是点点头说：＂是该回去了，厂里需要你。＂

那语气里的释然让我有些不适应，仿佛她一夜之间想通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启程。合上箱子，看了看墙上那张全家福，照片里，十六岁的我站在父母中间，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

夜深了，我口渴起来喝水，发现堂屋里亮着煤油灯，一缕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推开门，看见母亲坐在灯下，弓着背，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缝一件棉背心。

＂娘，这么晚了还缝什么呢？＂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给你做件背心，常州那边靠江，潮湿，容易受寒。＂母亲的声音有些哑，可能是操劳过度的缘故。

煤油灯下，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手指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变形。她曾是村里有名的纺织能手，十八岁就能织出最复杂的＂喜鹊登梅＂花纹，村里姑娘出嫁，都爱请她帮着做嫁妆。

如今那双灵巧的手，指节粗大，骨节分明，皮肤因长年浸泡在肥皂水中而显得粗糙起皱，却仍然在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御寒的背心。

＂明天再做吧，您眼睛会坏的。＂我走到母亲身边，看着她手中的活计。

＂不碍事，趁你明天没走，量量合不合身。＂母亲头也不抬，手下的活计一刻也没停。

灯光下，我看清了那件背心，外层是深蓝色的确良布料，里层是细软的棉花，针脚密而均匀，是母亲的拿手活计。这样的背心，县城里的服装店要卖十五块钱，差不多是我三天的工资了。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就常在灯下为我和父亲缝补衣物。那时候物资匮乏，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破了就补，小了就改，从不轻易扔掉。每到冬天，母亲都会把我的旧棉袄拆开，洗净晒干，重新絮上棉花，再一针一线缝好。

儿时的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和母亲缝纫的细微声响，安心入睡。那时候我常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挣大钱，让母亲不再辛苦。

＂娘，我厂里工资涨了，这不，给您和爹买了点补品。＂我从包里拿出人参和燕窝，还有一条上好的羊毛围巾，塞到母亲手里。

＂钱留着自己用，别瞎花。＂母亲嘴上这么说，眼睛却亮了亮，小心翼翼地把礼物收进柜子里，像是存放了什么稀世珍宝。

那天晚上，我在母亲的房间帮她找针线，无意中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发现里面藏着一摞信件和一张厂里的下岗通知书。拿起来一看，日期是去年十月的，信封已经被拆开，里面写着＂因厂效益不佳，决定实施减员增效措施＂的字样。

我一下子愣住了，为什么母亲从未提起过她下岗的事？这半年来，每次通电话，她总说＂厂里挺好＂，还说＂年终奖发了不少呢＂。原来，这都是安慰我的话。

第二天早上，我假装出去买早点，实际去了隔壁王大娘家。王大娘是村里的热心肠，和我母亲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什么事都瞒不过她的眼睛。

＂大娘，我妈那个厂...＂我吞吞吐吐地问。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王大娘一边往火炕上添煤球，一边絮絮叨叨，＂你妈那个纺织厂早关门了，国营变集体，集体又改制，说是效益不好，一大批人都回家了。＂

她摇摇头，语气里满是无奈：＂你妈下岗那会儿，愁得好几天没睡好觉，我劝她跟你说说，她就是不肯，说你在厂里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不能让你分心。＂

我心里一沉，原来母亲一直瞒着我，就是怕影响我的工作。

＂不过你妈厉害着呢，＂王大娘继续说，＂回来后就靠着一台老缝纫机做起了缝纫活儿补贴家用，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需要缝制衣物，都找她帮忙。赶集的日子，她还到镇上摆个小摊，帮人改衣服，一天下来能挣个三五块钱呢。＂

王大娘絮絮叨叨地继续说：＂你妈呀，还资助了咱村李家和张家的两个孩子上大学呢，都是好苗子。去年，李家那小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家里掏不起学费，是你妈拿出积蓄帮了一把。你妈说，她没能送你念大学，总得为村里做点事。＂

我心里一阵酸楚。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但因家境不好没能实现。高考那年，我差了十几分没考上大学，最后去了地区师范，毕业后就分配到了这家乡镇企业。母亲却默默资助了村里的孩子，而自己却省吃俭用，下岗的事也不肯告诉我。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几筷子酱菜，还有一碟炒青菜，朴素却温暖。

＂娘，您厂里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坐下来，直截了当地问。

母亲的手顿了顿，放下筷子，眼神闪烁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厂早该关了，效益不好。国家政策是好的，就是有些人不会经营。再说了，我手艺还在，日子总能过。＂

她端起碗，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吃面，凉了就不好吃了。＂

＂那我这个月不回厂里了，在家陪您和爹，帮着做些农活儿。＂我盯着母亲的眼睛，坚定地说。

母亲摇摇头，眼神也变得坚定：＂不行，孩子。厂子需要你，你刚当上班长，这时候请长假像什么话？我的儿子不能懦弱。＂她顿了顿，声音柔和下来，＂你爹身体不好，还指望你出息呢。＂

。他从前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腰椎早年受过伤，如今已经干不了重活，只能靠母亲补贴家用。

＂可是您一个人...＂我欲言又止。

＂我一个人怎么了？村里不还有你王大娘、李婶子吗？咱老李家的孩子什么时候怕过苦？＂母亲的语气变得有些严厉，那是她教育我时的口吻。

记得父亲生前常说：＂咱家孩子要为国家做贡献，不能光想着自己。咱是普通人家，没什么大本事，但做人得有志气。＂那时我不太懂，如今却有些明白了。母亲一直默默支持我实现这个愿望，从未要求我回来照顾他们。

那天下午，我陪父亲去村口的小店打了二两散酒，回来路上，父亲突然说：＂你娘这人，嘴硬心软，从不肯说累。当年为了供你上学，变着法子省钱，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现在厂里让她回家，她心里难受着呢，就是不肯在你面前露出来。你是她的骄傲，她怕你担心。＂

我默默点头，心里揪疼。那个在我记忆中总是坚强、能干的母亲，原来也有脆弱和无助的时候，只是她从不在子女面前表露出来。

临行前那天，我偷偷将加薪后的积蓄——两百多块钱放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那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原本打算买一台收录机，现在看来，这钱留给父母更有意义。

母亲却在我要出门时，塞给我一个布包。

＂拿着，这是娘给你做的棉衣，冬天穿。＂她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疼爱。

我打开一看，是一件精心缝制的棉背心，针脚细密均匀，里面还暗藏一个小口袋。

＂小时候你老丢东西，这次特意给你缝了内袋，钱和车票都能放。＂母亲摸着背心说，眼角有些湿润。

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了母亲瘦小的身躯。这些年我在外打拼，总想着出人头地给父母争气，却忽略了最简单的陪伴。那一刻，我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和无尽的温暖。

＂娘，等我年后回来，一定多住几天。＂我哽咽着说。

母亲轻拍我的背，就像小时候安慰我一样：＂好，娘等你。你在厂里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家里没事。＂

＂小李，上车了！＂售票员的吆喝声把我的思绪拉回现实。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我擦干眼泪，拎起行李，跟着人流上了车。靠窗坐下，透过布满尘埃的车窗玻璃，我看到站台上的人群渐渐远去，心里想着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和她缝制的背心。

回到厂里，冬日的车间里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和棉絮的气味。老汪看我回来，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小李回来了！正好，新订单下来了，县里要迎接上级检查，准备搞技术改造，咱们得拿出点成绩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全身心投入到新工艺的研发中。那段时间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累得躺在车间的小床上就睡着了。背心里的那个小口袋总是装着母亲给我的一张全家福，每当遇到困难，我就摸一摸那张照片，仿佛能感受到母亲的力量。

＂王师傅，您说这台织布机能不能改一下，让它多织几种花样？＂一天，我突发奇想地问老师傅。

王师傅抽了口烟，摇摇头：＂这老古董，能正常运转就不错了，哪还能指望它变花样？＂

＂我看县城那家服装厂，引进了新式缝纫机，速度快了不少。咱们是不是也该...＂我不死心地问。

＂那得花多少钱哪！＂老师傅摆摆手，＂厂里哪有那闲钱？＂

我没有灰心，晚上回到宿舍，翻出从技校带回来的教材，开始研究机械原理。母亲下岗的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如果能改进工艺，提高效率，或许能帮助像母亲那样的工人保住工作。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车间里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了攻关小组，开始琢磨如何改进织布机。那段时间，我们吃住都在车间，手上磨出了茧子，脸上蹭满了机油，但没人喊苦喊累。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我们的改进方案终于有了眉目。通过调整织布机的传动装置和更换部分零件，我们成功地使产量提高了三成，而且能够织出更复杂的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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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乡。带着奖状、奖金，还有厂里特意奖励的一块＂光荣牌＂。一路上，我想着父母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有多高兴，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般雀跃。

刚进院子，就看见母亲坐在老槐树下，手里拿着针线，在缝制一件衣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斑驳陆离，她的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却依然专注地一针一线。

＂娘，我回来了！＂我激动地喊道，像个孩子一样跑向母亲。

母亲抬起头，眼睛因为久视而有些模糊，但在看清是我后，脸上立刻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回来啦？吃饭了没？我熬了你爱喝的绿豆汤。＂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习惯性地问着，关心的话语就像她的针线一样，一针一线缝补着我的心。

我放下行李，从包里拿出那张荣誉证书，递到母亲手中：＂娘，这是我们厂新研发的工艺获得的奖，您看。＂

母亲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证书，脸上满是骄傲。她喊来正在院子里劈柴的父亲：＂老头子，快来看看，咱儿子得奖了！＂

父亲放下斧头，接过证书，激动得手都在颤抖：＂好！好哇！＂他的眼眶湿润了，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老人，此刻竟有些语无伦次。

＂爹，这是奖金，五百块。＂我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父亲。

父亲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我，眼里满是复杂的情感。他没有接：＂留着吧，娶媳妇用。＂

＂不，这是您和娘的。＂我坚持道，＂没有您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取得这个成绩。这钱，您和娘拿去补贴家用，或者添置点家具，房子也该修修了。＂

母亲听了，眼眶红了，她那双为我缝衣的手，粗糙却温暖，曾经撑起一个家，如今还在继续支持着我前行。

＂娘知道你能行，你爹在天上也会高兴的。＂母亲声音哽咽，＂咱李家的孩子，从来都不辜负期望。＂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孝顺不是物质上的回报，而是不辜负父母的期望，成为他们心中的骄傲。就像母亲那件亲手缝制的背心，看似普通，却承载着最深沉的爱。

村里人听说我得了奖，纷纷来家里道贺。王大娘带来了自家酿的米酒，李叔提着自家养的老母鸡，张大爷拎着地里刚挖的新鲜蔬菜...邻里之间的情分，在这个普通的乡村显得格外珍贵。

晚饭后，我和父母坐在院子里乘凉。村里的广播站里放着《东方红》，远处的田野里，青蛙呱呱地叫着，萤火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

＂娘，这次我要在家住上十天，帮您和爹把屋顶修一修，院墙也得加固一下。＂我轻声说。

母亲点点头，没有像往常那样推辞：＂好，娘等着你。＂

那晚，我躺在儿时的床上，闻着熟悉的稻草气息，听着窗外的虫鸣，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宁。想起母亲那双缝制背心的手，想起父亲骄傲的眼神，我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帮着修缮房屋。院子里堆满了木材和砖块，我和几个左邻右舍的后生一起干活，热火朝天。母亲忙着给我们准备茶水和点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午饭时分，我正在院子里和父亲商量如何修缮屋顶，突然看到母亲提着一个布包向我走来。

＂儿啊，这是娘这段时间做的背心，都给你带上吧。＂母亲把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五件背心，每一件都是精心缝制，针脚细密均匀。最上面那件，是用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蓝白格子布料做的。

＂这布料...＂我有些惊讶。

＂是你小时候的一件衬衫，娘一直留着呢。＂母亲笑道，眼里满是温柔，＂这次给你做背心，特意用了这块布料，想着你或许还记得。＂

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一股暖流包围。。

窗外，春天的阳光洒在院子里的老梨树上，新芽正在悄然绽放。远处，村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闹，笑声传得很远。这一切，构成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

那件被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背心，就像是一封无声的家书，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和亲情的温度。每当穿上它，我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母亲的爱。

多年后，当我自己也成为父亲，看着妻子为孩子缝制衣物时，我终于完全理解了母亲的心情。。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