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一封特殊的借书函揭开了延安窑洞里的文化密码。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用遒劲的毛笔字写下：“觉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敬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借书信图片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一封特殊的借书函揭开了延安窑洞里的文化密码。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用遒劲的毛笔字写下：“觉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敬礼！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这封不足百字的短信，不仅记录着革命领袖的阅读日常，更折射出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在纸张匮乏的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私人藏书堪称移动的“战时图书馆”。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统计，转战陕北期间主席随身携带的书籍达60余箱，涵盖经史子集、兵法典籍。但即便如此，当谢觉哉需要查阅《明季南北略》等明代史料时，毛泽东的藏书库也出现了“断货”。

这并非偶然。抗战时期延安的纸张供应紧张到每张信纸都要正反书写，印刷厂常以马兰草造纸应急。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文澜作为延安首屈一指的史学家，其个人藏书自然成为重要文献库。据《谢觉哉日记》记载，他最终通过范文澜处借得《南疆逸史》等珍贵史料，为边区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信中提及的《容斋随笔》堪称毛泽东的“枕边书”。这部南宋洪迈所著的笔记体史论，主席生前反复批阅达40年之久。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他特别推荐：“这部书我是天天看的。”在延安的煤油灯下，毛泽东用蝇头小楷在书眉写下数百条批注，将历史典故转化为革命斗争的方法论。

更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提到的“笔记性小说”。1942年整风运动后，毛泽东特别要求干部研读《聊斋志异》，认为这些志怪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知识”。据警卫员回忆，主席常把《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书借给谢觉哉，两人就书中的吏治故事展开讨论，这些古代治理智慧后来都渗透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毛泽东与谢觉哉的书籍往来始于长征时期。1935年过草地时，谢觉哉曾将珍藏的《三国演义》赠予毛泽东，这部书成为指挥红军的“秘密武器”。到延安后，这对相差10岁的湖南同乡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在杨家岭批注史书，一个在政法学院考据典籍，每周的书信往来中必谈读书心得。

这种互动在1944年达到高峰。当谢觉哉主持起草《中国土地法大纲》时，毛泽东特意送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书中关于土地兼并的论述为土改提供了理论支撑。而谢觉哉回赠的《唐律疏议》手抄本，则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参考。

透过这封借书函，我们得以窥见延安文人的精神世界。在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中，毛泽东的案头始终摆放着《鲁迅全集》和《昭明文选》；范文澜在窑洞里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时，总要引用五部《资治通鉴》的不同版本；谢觉哉更是在日记中记录着每天阅读《水经注》《梦溪笔谈》的心得。

这些被包书纸精心包裹的典籍，在延河畔构建起独特的知识场域。当美国记者斯诺困惑于共产党人为何在战时坚持研读古籍时，毛泽东给出了答案：“读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正是这种贯通古今的智慧，让黄土地上的革命者既能写出《论持久战》这样的雄文，也能从《容斋随笔》中提炼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七十八年后的今天，这封泛黄的信笺静静陈列在中央档案馆。透过那些力透纸背的墨迹，我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心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让一群胸怀理想的革命者，在古籍的字里行间找到了照亮前路的星火。这份特殊的借书记录，不仅是毛泽东个人阅读史的珍贵切片，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修炼的生动见证。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