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城的秋天来得突然。早上出门还是短袖，傍晚就得裹上薄外套。单元楼旁的梧桐开始落叶，一夜之间，满地金黄。

县城的秋天来得突然。早上出门还是短袖，傍晚就得裹上薄外套。单元楼旁的梧桐开始落叶，一夜之间，满地金黄。

我叫张明，今年四十八岁，在县城第二建材市场卖五金配件。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也算安稳。妻子在县医院做护士，儿子在市里的大学读书，一家人齐齐整整。

“当当当——”

那天晚上，我正在阳台摆弄花盆里的多肉植物，门被敲得很急。

“谁啊？”我问。

门外没人回答，只是敲门声更急了。

我放下喷壶，走过去开门。站在楼道里的是住7楼的小陈，他气喘吁吁，像是跑上来的。

“张哥，703的赵大娘摔倒了，现在送医院去了。”

我搓了搓手上黏着的泥土：“摔得严重吗？”

“好像是骨折，家里没人，是我刚好路过听到她喊救命。”小陈说着掏出手机，“我已经帮她叫了救护车，社区居委会阿姨让我们帮忙登记下她的亲属信息。”

我楞了一下：“她不是一个人住吗？”

“应该有家人吧，可能在外地。”小陈挠了挠头，“张哥，您不是和赵大娘比较熟吗？”

事实上，我对楼上那位赵大娘并不熟悉，只是偶尔在电梯里碰到时打个招呼。她搬来已经两年多，却很少有人去她家。我只知道她姓赵，六十多岁，独居，长得瘦瘦小小，走路总是带着老式布口袋。

“行，我去医院看看。”

挂在墙上的老式液晶电视还在播着《今日说法》，主持人旁白说：“当他推开那扇门，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谜。”

我换好衣服关上电视，顺手拿了两个我家种的梨子。

县医院离我们小区不远，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急诊科的白炽灯管有一根闪个不停，地上还有上午雨水带进来的泥脚印。护士台边坐着几个低头玩手机的家属，表情疲惫。

赵大娘正躺在急诊留观室的床上，脸色苍白，左腿打着石膏。

“是你啊……”见到我，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有些尴尬。

我递上梨子：“听说您摔伤了，来看看。您家里有人吗？要不要联系他们？”

赵大娘摇摇头：“不用麻烦他们，我自己能行。”

但医生说她左腿胫骨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后期还需要在家休养至少三个月。

“您有儿女吗？”我问。

赵大娘的目光飘向窗外，窗玻璃上贴着一层旧旧的防晒膜，已经起了泡。

“有……但是，他们都忙。”

我听出她语气不对，没再多问。办完住院手续后，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病历本的扉页上。

“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住您楼下，方便。”

走出病房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赵大娘望着窗外发呆，枕头旁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药瓶和一个掉了漆的旧钢笔。

十天后，赵大娘出院了。社区医院的医生每周会上门复查，但生活起居成了大问题。右脚站着洗碗做饭都费劲，更别说上下楼梯买菜了。

那天我加完班回来，在小区门口的报刊亭买了份晚报。透过塑料窗，我看到赵大娘拄着拐杖，站在小卖部门口，似乎在等人，脸上的神情有些焦急。

“赵大娘，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走过去。

她转过头，愣了一下：“哦，小张啊。我想买点东西，但拿不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收银台上放着一袋米和几个土豆。

“我来帮您拿吧。”

就这样，我开始每天给赵大娘送饭。这事儿不是我刻意计划的，而是顺其自然发生了。一开始只是偶尔帮忙买菜，后来发现她行动不便，做饭很危险，就干脆多做一份带上去。

我爱人知道后，还特意把自己下班后做的红烧肉分一盒给她。

“你胃不好，少吃酸的。”赵大娘看我把泡菜搁在一边，突然说道。

我抬头，有点诧异：“您怎么知道？”

“你每次来都不碰醋溜菜。”她低头扒饭，不看我的眼睛。

赵大娘的公寓与其他空巢老人的家不太一样。没有塞满各种保健品的柜子，没有贴满老照片的墙，甚至连电视都很少开。家里干净得出奇，唯一的装饰是餐桌上的一小盆紫色非洲紫罗兰，花盆是用旧饮料瓶剪开做的，却被照顾得很好。

角落里有个旧书柜，上面摆着一排医学书籍和几本泛黄的《读者》杂志。

“您是医生？”有一次我注意到书脊上的字问道。

“曾经是。”她回答得简短。

随着日子的推移，我们的对话慢慢多了起来。大部分时候，我会说说自己店里的琐事，她会安静地听，偶尔点点头。

“今天来个年轻人，买个卷尺讲价讲了十分钟，最后还是走了。”我说。

赵大娘笑了笑：“人都这样，为小事争执，大事却常常放过。”

我顺口问：“那您有什么大事没处理吗？”

她的手突然停在碗边，筷子夹着的一片青菜掉回碗里。窗外恰好有辆电动车驶过，车上的音响正放着流行歌曲，歌词断断续续传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有啊，”她看向窗外，“但已经太晚了。”

她没再说下去，我也没再追问。

冬天到了，气温骤降。有天早上，我拎着刚出笼的包子上楼。赵大娘开门时，我发现她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

“没事，可能是天冷，老毛病又犯了。”她摆摆手。

我放下包子，看见桌上摆着几盒药。都是治疗心脏病的，有一盒已经吃空了。

“您心脏不好啊？”

“嗯，老毛病了。”她随口说着，转身去厨房倒水，脚步有些蹒跚。

我注意到她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穿着护士服，笑得很灿烂。照片旁边放着一个已经褪色的红色塑料喇叭花，应该是很早以前流行的那种儿童玩具。

“您女儿？”我指了指照片。

赵大娘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摇头：“不是。”

我没再追问。每个老人都有自己不愿提及的往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金秋十月到寒冬腊月。赵大娘的腿渐渐好转，能拄着拐杖在家里走动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区里贴满了红色的”福”字。我照例带着晚饭上楼。

敲门后，却没人应。我有些担心，又敲了几次，里面依然没有动静。

情急之下，我试着推了一下门，没想到门没锁。

“赵大娘？”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厨房的一盏小灯亮着。赵大娘倒在厨房的地板上，旁边是打翻的药瓶，白色的药片撒了一地。

我赶紧拨打120，然后蹲下来检查她的情况。她还有呼吸，但非常微弱。

救护车很快到了。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情况不太乐观。

在医院的走廊上，我不停地踱步。护士问病人的基本信息，我才发现自己对赵大娘知之甚少。

“姓名？” “赵淑华。”

“年龄？” “应该六十七八岁吧。”

“家属联系方式？” 我摇摇头：“不清楚，她好像没什么亲人来往。”

护士看了我一眼：“那您是？”

我愣了一下：“我是……邻居。”

病房前的长椅上，我翻开赵大娘的手提包，希望能找到家人的联系方式。包里东西不多：一个老旧的钱包，里面有几百块钱和一张医保卡；一本发黄的《本草纲目》，书里夹着几张草药处方；一部老式翻盖手机，电量只有一格。

手机里几乎没有联系人，通话记录也寥寥无几。最后一个拨出电话是一个月前，打给了”社区医院”。

正当我准备放弃时，钱包的夹层里掉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遇紧急情况，请联系王兰，电话137xxxxxxxx”。

我立刻拨通了这个号码。

“喂，请问是王兰女士吗？我是赵淑华老人的邻居，她现在住院了，情况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一个中年女性急切的声音：“我马上过来，哪家医院？”

两小时后，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匆匆赶到。她穿着深色风衣，头发挽成一个髻，眉目间有种说不出的焦虑。

“您好，我是王兰，赵淑华的同事，也是她的老朋友。”她简单自我介绍后，直接向医生询问病情。

“您认识赵大娘多久了？”等她办完手续，我问道。

“三十多年了。”王兰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眼睛盯着前方的墙壁，那上面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禁烟标志。“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她是心内科主任，我是普通护士。”

“她没有家人吗？”

王兰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有，但很复杂。她年轻时候，丈夫出了事，为了给女儿治病，她不得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没有说完，因为医生走了出来。

“病人情况暂时稳定，但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病人年纪大了，还有些老毛病，恐怕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王兰点点头，然后转向我：“谢谢你这么照顾她。这些年，她一直很孤独。”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您是怎么认识她的？”

“就是邻居啊，我住她楼下。”我解释道，“她摔断腿那会儿，我每天给她送饭。”

王兰突然定定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

“张明。”

她的眼睛瞪大了：“你是张家集的人？”

我点点头：“对啊，我爷爷那辈就住在张家集。您怎么知道？”

王兰的呼吸变得急促，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很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坐在秋千上，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

“这是你吗？”

我拿过照片，感到一阵恍惚。照片泛黄，但我认得那个秋千，那是张家集小学门口的那个，我小时候经常玩。但照片上的小男孩，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

“好像是我，但是……我不记得这个阿姨是谁。”

王兰深吸一口气：“那是淑华，赵淑华。她是你姨妈。”

我感到一阵晕眩。

“这不可能，我姨妈早就……”我突然想起母亲说过，她有个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去了很远的地方。后来传说她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王兰说，“但现在，你应该去看看她。”

当我走进病房时，赵大娘——现在我知道她是我姨妈了——正靠在床头，神色疲惫。看到我进来，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然后低下头。

“您……是我姨妈？”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点头：“是的，我是张家集张立国的大女儿。”

张立国是我外公的名字。

“为什么……”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但最后只憋出这两个字。

赵淑华——我的姨妈——伸手示意我坐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嫁人后，生了个女儿。你出生那年，我丈夫出了车祸，没了。没多久，我女儿被查出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当时医疗条件差，我托关系把她送到了上海的大医院。”

她说着，声音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治疗费用很高，我的工资根本不够。后来听说有人愿意资助，条件是我必须去边远地区的县医院工作十年。我答应了，把女儿托付给医院的同事照顾，自己去了甘肃的一个小县城。”

“那您为什么不联系家里人？”

她苦笑了一下：“我走之前，和你母亲——我妹妹——闹了很大的矛盾。她觉得我抛弃家人，抛弃孩子。其实她不知道，我是别无选择。”

我想起母亲偶尔会提起的那个”任性的姐姐”，说她为了自己的前程抛下一切，甚至抛下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呢？”

“十年后，我回到上海，却发现女儿已经不在了。她撑了七年，最终还是走了。照顾她的同事也因为内疚，移民国外了。我没有勇气回家乡，就一直在各地医院工作，直到退休。”

她的目光穿过我，仿佛在看很远的地方。

“命运真是奇怪，我搬到这个小区，竟然遇到了你。刚开始我不确定，后来听你提起张家集，还说你母亲姓张，我才敢确认。”

“所以您知道我是谁？但为什么不告诉我？”

赵淑华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然后又缩了回去：“我不配。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能照顾好，有什么脸面认亲戚？”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远远近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这半年来，你每天给我送饭，陪我说话，比我的亲人做得还要多。我总想着，等腿好了，就搬走，不打扰你们的生活。没想到……”

她没有说完，眼泪却掉了下来。

我突然想起赵大娘——不，应该叫姨妈——家里那盆紫色的非洲紫罗兰。记得小时候，母亲也养过这种花，说是她姐姐当年留下的。

“我会告诉我妈，您还在。”我说。

她摇摇头：“不用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不，您是我姨妈，是我的亲人。”我坚定地说，“您摔伤后，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真相？”

“我想看看，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否还会帮我。”她的声音很轻，“看来，你和你母亲一样，心地善良。”

病房的灯光很暗，照在她憔悴的脸上。我注意到她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红色的塑料喇叭花。

“这是什么？”我指着问道。

她微微一笑：“这是你五岁生日那天，我送给你的礼物。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你。”

我依稀记得，小时候确实有这么个玩具，一直珍藏到上初中。没想到，它竟有这样的来历。

第二天，我把母亲接来了医院。多年不见的姐妹相逢，泪水代替了言语。母亲后来告诉我，当年家里人一直以为姨妈出于自私离开，谁也不知道她是为了救女儿。

姨妈住院两个月后出院了。医生说她的心脏问题需要长期调理，不能太操劳。出院那天，我和母亲一起去接她。

“搬到我们家住吧，院子里还有一间收拾好的屋子。”母亲说。

姨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母亲，眼里满是犹豫。

“来吧，姨妈。”我接过她的包，“家里人都等着您呢。”

春天来了，院子里的桃花开得正艳。姨妈坐在门前的藤椅上，膝盖上搁着一本医书。我的女儿小丫头蹦跳着跑过来，喊她”太姨奶奶”，然后把一朵刚摘的桃花插在她的头发上。

姨妈笑了，那笑容像是融化了几十年的冰霜。

“明明，”她叫我小时候的乳名，“你知道吗？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让失散的人重新相遇。”

我点点头：“是啊，谁能想到，我每天送饭的邻居大娘，竟是我失散多年的姨妈。”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风很轻，带着桃花的香气，吹散了往事的尘埃。

来源：笑料百宝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