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对门住着李家。李家的大姐叫李巧兰，我从小就喊她巧兰姐。巧兰姐今年四十有八，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眼角爬满了皱纹，但眼睛很亮，像是装了两颗星星。

我家对门住着李家。李家的大姐叫李巧兰，我从小就喊她巧兰姐。巧兰姐今年四十有八，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眼角爬满了皱纹，但眼睛很亮，像是装了两颗星星。

巧兰姐的丈夫王建国在十年前下煤窑没回来，矿上赔了九万八。村里人劝她再找一个，毕竟儿子王小明那会儿才九岁，一个女人带孩子不容易。巧兰姐只是笑笑，把赔偿款存进银行，打点行李搬到县城。

那时候我在县城卖水果，常见巧兰姐骑着电动三轮经过。她在建筑工地做饭，每天四点起床赶去工地，收了晚饭就去夜市卖盒饭。有天下大雨，我看她电动车熄火了，想帮她推车，她说：“不用了，车没电了，我回去做饭晚了。”说着就拖着车跑了，雨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大雨那天后，我好几个月没见着巧兰姐。后来听村里人说，她从工地辞了工，在县城接了个美容院的保洁工作，晚上还是去夜市卖盒饭。

这些年我没回村多少次，每次回去都会看到巧兰姐家门口的那棵枣树越长越高。枣树是王建国死后村里人帮着种的，说是要给王家招财进宝。枣树下总挂着王小明的书包——那孩子爱看书，村小没人能比。

王小明长得瘦，有他爸的轮廓，但眼睛像巧兰姐，又大又亮。他不爱说话，但手脚麻利，四年级就能给巧兰姐收拾家里的电器。

那年春节，我回村看到巧兰姐晒被子，她脸上有了笑容，告诉我王小明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全额奖学金。我说：“巧兰姐，你这些年辛苦了。”她摆摆手，指着晾衣绳上的校服说：“值得，这孩子比他爸聪明。”

校服上有个补丁，用不同颜色的线缝的，像是把几种线混在一起用完的。

县重点中学离村有十多里，王小明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冬天结冰，巧兰姐就跟着他走几里路，看他骑上大路才回家。

人们都说巧兰姐命苦，但我看她这些年过得很有劲头。村委会主任王老四说，嫁给巧兰姐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可惜王建国命短。

有天，村里来了个卖保险的，找到巧兰姐家，说是给孩子上学买个保障。巧兰姐听了两小时，愣是没买，说手头紧。那卖保险的走的时候说：“大姐，您这么漂亮，这么能干，怎么不找个伴儿？”巧兰姐笑笑没答话，把门关上了。

李家隔壁住着刘婶，跟巧兰姐关系不错。刘婶老公是村小校长，对王小明特别照顾。刘婶常说：“这孩子有出息，跟他娘一个德行，硬骨头。”

王小明上高中那年，巧兰姐终于搬回了村里。她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卖些糖果、饮料、日用品。我问她为啥不留在县城，她说村里老人家多，需要个小卖部，再说房子也空着，回来住省钱。但我知道，是因为王小明上寄宿学校了，周末才回家。

巧兰姐小卖部的摆设很有意思。货架是王建国当年做的，有点歪但结实。角落里放着个旧收音机，天天播着戏曲，就是王建国生前爱听的那些。货架顶上还放着王小明小时候的照片，边角都泛黄了，是用塑料袋包着的。

那几年村里来了不少人找巧兰姐说亲，有开拖拉机的，有在镇上开小饭馆的，甚至有县城做生意的。巧兰姐都没同意，只是淡淡地说：“等小明上了大学再说吧。”

小卖部的招牌是我帮着写的，就一块木板，刷白漆，写着”巧兰小卖部”。字写得不好，但巧兰姐很满意，非要请我吃饭。吃饭那天，她拿出一瓶埋了十年的高粱酒，说是王建国的，一直舍不得喝。她倒了一小杯，放到门口，说是给王建国的。

“他要是在天有灵，该高兴了，”巧兰姐说，“儿子这么有出息。”

王小明高考那年，全村人都替他紧张。巧兰姐却很平静，每天照样开门做生意，只是晚上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村民路过，能看到她在灯下数钱、记账，偶尔抬头看看墙上王建国的照片。

照片框上挂着个红布条，已经褪色了，是王建国的遗物。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村里人都堵在巧兰姐家门口。王小明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村里人放鞭炮，巧兰姐却只是静静地坐在小卖部里，手里攥着录取通知，眼里含着泪。

她没哭。

晚上，村里人给王小明办了个庆功宴。桌上有十八个菜，都是乡亲们带来的。巧兰姐破例喝了点酒，脸红红的，眼睛像是更亮了。王小明坐在一旁，还是不爱说话，但脸上挂着笑。

宴席散了，巧兰姐和王小明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八月的夜风吹过来，带着稻田的香味。村道上的路灯一闪一闪的，照着母子俩的影子，一高一矮，一大一小。

就在这时，巷子口走来一个人，拄着拐，一瘸一拐地走近。路灯太暗，看不清脸，只能看到那人穿着件灰色的工装，像是从工地上来的。

王小明先看到了那人，愣在原地。巧兰姐也转过头，手里的扫帚掉在地上。

那人停在路灯下，抬起头。

路灯照在他脸上，是张饱经风霜的脸，有道长长的疤，从眉骨一直到下巴。

“巧兰…” 那人轻声喊。

巧兰姐颤抖着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人的脸，又缩回手。

“建国？真是你？”

那人点点头，眼泪就流下来了。

“爸？”王小明站在原地，声音发抖。

那人是巧兰姐的丈夫，王建国。十年前，他在矿难中被埋，但没死，被救出后失忆了，在外漂泊多年。前段时间，他在一家工地干活，看到报纸上王小明高考成绩的报道，记忆才慢慢回来。

他的左腿在矿难中受了伤，落下残疾，所以一直拄着拐。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事的。赶到巧兰姐家时，村里人已经挤满了院子。王建国坐在堂屋里，身边放着个破旅行包，里面装着这些年的打工证明和病历。

“我记不得自己是谁了，”王建国说，“医生说是创伤性失忆。后来在医院做保安，又去了工地，一直在找自己是谁。”

巧兰姐坐在一旁，眼睛红红的，手里紧紧攥着王建国的工作证。证件上的照片已经模糊了，但能认出是他。

王小明站在角落，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既陌生又熟悉。

那天下午，王建国独自去了王小明的房间。房间里贴着清华大学的校徽，墙上有个相框，放着王建国的旧照片。

“这些年，你妈给你讲过我什么？”王建国问。

“妈说您是个好人，说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我考上大学。”王小明回答，声音低低的。

王建国摸了摸儿子的头，眼泪又下来了。

后来我单独找巧兰姐聊天，问她怎么看。她说：“人回来就好，活着就好。”

我又问：“你相信他是王建国吗？”

巧兰姐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半块怀表。“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当年买不起整块，就买了一对断的，各自保管一半。他的那半块，背面刻着我的名字。”

她把怀表翻过来，背面刻着”巧兰”两个字。

“他回来时，口袋里装着另一半，上面刻着’建国’。”

王建国回来后，村里人七嘴八舌。有人说是好事，有人却担心是骗子。村委会主任王老四亲自帮着办了DNA鉴定，结果证实王建国确实是王小明的亲生父亲。

我问巧兰姐，这么多年她为什么不改嫁。她看了看门外正在收拾院子的王建国，说：“刚开始是为了小明，怕对不住他爹。后来是习惯了一个人，觉得挺好的。”

村里的枣树结果了，红彤彤的挂满枝头。王建国虽然腿脚不好，但手艺还在，帮巧兰姐把小卖部整修了一番，还做了新货架。

送王小明去北京前，巧兰姐做了一大桌菜。席间，王建国提议喝酒庆祝，拿出那瓶埋了十年的高粱酒。巧兰姐说那是给他的，他笑着说：“我回来了，还留着干啥。”

那晚，他们把酒喝完了。

火车站送别那天，天下着小雨。巧兰姐给王小明塞了一袋家乡的咸菜，说是让他想家的时候尝尝。王建国靠着拐杖，递给儿子一个小木盒，里面装着一块新手表。

“爸没什么本事，这些年也没陪在你身边。这表不值钱，但走得准，希望你在学校里一切顺利。”

火车启动时，巧兰姐拉着王建国的手，在站台上挥别。他们的身影在雨中逐渐模糊，但我好像看到巧兰姐靠在了王建国肩上。

回村的路上，我问巧兰姐感觉怎么样。她笑了笑说：“这日子，跟做梦似的。”

王建国在一旁说：“是啊，像梦一样。要不是看到报纸上小明的名字，我可能永远找不回来。”

巧兰姐看着远处说：“这些年，每到他爸的忌日，我就想，要是人还活着该多好。现在人真回来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办了。”

王建国握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一个人这么辛苦。”

“辛苦啥，小明这么优秀，值得。”

村口的小卖部门前，挂上了新招牌：“巧兰小卖部”几个字换成了”建国小卖部”。旁边还加了一行小字：“清华学子王小明家”。

很多人来买东西，其实是来看王建国。他坐在柜台后面，腿上盖着巧兰姐缝的毯子，一遍遍地讲述这十年的漂泊。

矿难后，他被埋在地下三天，获救时已经神志不清。醒来后，记不得自己是谁，只记得自己会一些木工活。他在医院修养了大半年，然后开始打零工。

“那些年，我总觉得心里少点什么，但又说不上来。”王建国说，“晚上做梦，梦见一个女人和小孩，但醒来就忘了。”

巧兰姐听着，眼泪流下来，又被她抹掉。

王建国说，是县里报纸上的高考喜报让他有了感觉。“那上面写着’煤矿工人遗孤王小明’，我心里突然一动，就觉得这名字熟悉。后来看到照片，那眼睛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就是像你，”巧兰姐说，“倔脾气也像。”

日子一天天过去，巧兰姐和王建国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不同的是，现在家里墙上多了王小明穿学士服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他从北京寄回来的纪念品。

村里人说，巧兰姐命好，丈夫从地下回来了，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巧兰姐只是笑，说是老天爷看她一个人不容易，给了补偿。

王小明放假回来，村里人又是一阵热闹。他长高了，也壮了，完全是个大小伙子了。他跟王建国学会了下象棋，两人经常下到深夜。

巧兰姐看着父子俩，眼里含着笑。她对我说：“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安排的？等小明有出息了，他爹就回来了。”

我说：“是缘分到了。”

巧兰姐说：“可不是。这些年我就想着，活一天是一天，把小明拉扯大就行。现在好了，一家人又团圆了。”

村里的枣树开花了，花瓣落在院子里，像下了一场小雪。巧兰姐扫着院子，王建国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自家的枣树发呆。

“当年我下煤窑，就想着多挣点钱，给小明读书用。”王建国说，“没想到折了自己，还让你们娘俩吃了这么多苦。”

巧兰姐放下扫帚，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苦也吃过了，现在好了就行。”

王建国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粗糙的手，眼里满是心疼：“对不起，这些年苦了你了。”

巧兰姐笑了：“有啥对不起的，你不也受苦了吗？”

夕阳西下，照在他们身上，一男一女，一个拄着拐，一个弓着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屋里传来王小明的声音：“爸，妈，吃饭了！”

巧兰姐起身，拉起王建国的手：“走，吃饭去。”

我走过他们家门口，看见桌上有三碗热气腾腾的面，还有些小菜。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说着话，笑着。门口的枣树下，挂着王小明的书包，风一吹，轻轻摇晃。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团圆。

来源：荷叶聊故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