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大量的诗歌，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小说“文备众体”的源流有关，也与中国古代小说“诗稗共生”的特点有关。而研究相关的理论，早在古代即有“本事诗”“诗话”“诗笔”等诗歌层面的概念，然后发展到现当代，又出现了“诗文小说”“诗化小说”等小说层面的概念，以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大量的诗歌，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小说“文备众体”的源流有关，也与中国古代小说“诗稗共生”的特点有关。而研究相关的理论，早在古代即有“本事诗”“诗话”“诗笔”等诗歌层面的概念，然后发展到现当代，又出现了“诗文小说”“诗化小说”等小说层面的概念，以及“寄生说”“共生说”等诗稗关系层面的理论。这些概念和理论都试图对该类文体现象进行准确概括，但因其自身所具有的逻辑歧义性，致使学界迄今仍未形成统一理论，因此要进行相关研究就要正本清源，对上述概念和说法进行厘清。

诗歌层面：本事诗、诗话、诗笔

“本事诗”概念源自唐朝时期孟棨的《本事诗》，该书是唐朝时期著名诗人相关的诗歌故事集，因兼具诗歌和小说的双重性质而广受欢迎。但“本事诗”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古代小说中诗歌的研究，对此，孟棨本人在该书序言中即有清晰认知。而与“本事诗”概念类似的还有更广义的“诗话”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南朝钟嵘《诗品》。然后发展到北宋时，出现了目前已知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作品，即欧阳修《六一诗话》。再然后“诗话”便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诗歌评论体裁。但其相关问题和“本事诗”类似，即其适用对象为诗人、诗歌、诗派的评论和相关佚事记录，而非有意虚构的小说。虽然学界亦有“诗话小说”的提法，但总体来说“诗话”更倾向于诗与散文的混合体，而非诗与小说的混合体。因此，相比“本事诗”和“诗话”来说，“诗笔”概念更适合用于小说中诗歌的相关研究。

“诗笔”一词出自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八）》：“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可知早在宋朝时期，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大量韵散结合的“诗笔”现象。不过“诗笔”这个概念在目前学界仍有争议，因为古人关于“笔”的论述，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即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按照这种观点，“诗”与“笔”是很难组合为同一词，因为作为有韵之“文”的“诗”，在这种理念划分中，与无韵之文的“笔”是截然对立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六朝时期亦有“诗笔”一词的连用。这种现象发展到唐宋时更加普遍，甚至在宋朝时出现了杨公远名为《诗笔》的诗：“银管空虚藏兔颖，冰怀磊魂吐天葩。有时挥扫浑无碍，尽道毫锋自有花。”由此可见，所谓概念和理论最初是约定俗成的，会随时代发展不断演进，并非一成不变，不必过于苛求。如此“诗笔说”便可成立，正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说：“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於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

小说层面：诗文小说、诗化小说、诗笔小说

古代小说中诗歌研究相关的文体学概念发展到民国时，又出现了孙楷第先生的“诗文小说”理论，详见《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相关论述。由该论述可知，孙楷第先生所说的“诗文小说”，是指在明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等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下产生的“诗与文拼合之文言小说”。而其中的诗歌大都是“稍知韵语”的“下士俗儒”所作，因此具有“不文不白”水平不高的特点。可见该理论是从文学批判角度提出的，偏向于贬义。但若过度拘泥于其字面褒贬，就可能错失了其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可能性。因为一切理论的提出最初大都是基于某种现状的总结和评论，这种总结和评论固然有很多一开始就是褒义的，但也有些一开始是贬义的。而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只要是概括准确，便会得到学界的广泛承认，并被后世学者继承。孙楷第先生的“诗文小说”理论亦是如此，作为一种关于古代小说中诗歌研究的文体学概念，已经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并被用作理论工具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程毅中、王冉冉、周艳等人的相关论著。

由上述学者的相关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对“诗文小说”理论的应用已经不再局限于贬义和批评，而是当成对某种小说现象进行精准概括的通行概念。这证明“诗文小说”理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理论的应用并不普及，学术成果也很少，也就是说“诗文小说”理论并未得到广泛承认。其原因可能如下：一是相关理论缺乏逻辑学角度的详细论述，即其相关概念的属与种差没有经过逻辑辩证，内涵与外延不够准确清晰，容易导致理解方面的歧义，比如“诗文小说”不光可理解为含有诗文的小说，也可理解为诗歌、散文与小说等三个词的并列简称；二是相关理论的适用范围太过狭窄，仅局限于明清时期含有诗歌的文言小说，并没有拓展到之前朝代，致使其应用范围过于狭小，毕竟相关小说的真正高峰是明朝之前的志怪、志人和唐传奇小说；三是相关理论的感情色彩还是太倾向于贬义，且其贬低的不光是这种小说现象，还有相关诗歌作者的水平，因而很难被后世学者广泛接受。于是在“诗文小说”之后又出现了“诗化小说”的理论。

“诗化小说”理论主要来自国外，比如法国象征主义诗派，其倡导者古尔蒙在1893年曾有相关论述：“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然后该论述发展到20世纪意识流小说时更加盛行，正如美国弗里德曼所说：“随着意识流的出现，诗与小说结合起来了。”再然后相关理论在二十世纪20年代由周作人等人引入国内，称之为“抒情诗的小说”。引入后，该理论很快便进行了中国化，主要有两个演化方向，一是由朱光潜、刘西渭、唐湜、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人继续进行理论探讨；二是被应用于对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冯至、孙犁、汪曾祺、古龙等人的小说研究中。由此该理论的源头也被追溯到中国古代，比如六朝文学、李商隐诗歌等，而其应用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对外国小说和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亦被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这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是关于古代小说的研究，相关学者甚至认为唐传奇中即有诗化小说，比如罗宗强等人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

可见“诗化小说”理论比“诗文小说”理论的接受度更高，应用更广。但相应地，其理论问题也更多，首先是因为其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会导致边界不清，从而增加研究的困难；其次是因为其研究对象为追求诗意化的小说，而非单指小说中的诗词韵文，这就导致其不能完全应用于古代小说中诗歌的相关研究。因而我们在对《太平广记》中的诗歌进行研究时，采用的不是上述“诗化小说”“诗文小说”等国外及现当代产生的理论，而是来自古代“诗笔”概念的“诗笔小说”理论。该理论是建立在宋赵彦卫“诗笔”概念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大致可理解为古代小说中的诗词韵文即是“诗笔”，含有“诗笔”的小说即是“诗笔小说”。而“诗笔小说”中的“诗”，并非仅指现代文体学概念中狭义的诗，还包括词、曲、骈文、铭、颂、赞、谚语、谣谶等相关韵文。以此拓展，从更加广义的概念上来说，“诗笔”亦不限于韵文，也可指富有诗意的散文。由此，“诗笔小说”便可进一步演化为“诗化小说”概念。但相比“诗化小说”来说，“诗笔小说”的概念更适合本文的相关研究，这也是本文研究得以成立的主要学术依据之一。

又因为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太平广记》神怪类诗笔小说，由此还需要对“神怪小说”进行文体学分类方面的辨析。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神怪小说”的概念主要继承自“志怪”和“神魔小说”。其中“志怪”之说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相比之下，“神魔”之说出现得比较晚，可追溯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之后，亦有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提出的“灵怪”“神仙”“妖术”等分类。到当代则有“神怪”“神鬼”“神异”“仙鬼”“妖鬼”“鬼怪”“鬼狐”“妖异”“妖魔”等其他相关说法。这些说法众说纷纭，反映了学界相关研究的热度，但也造成了相关理论概念的混乱，因此需要厘清。对此，林辰先生在《神怪小说史》中进行综合比较后最终选定了“神怪”的说法，并对“神怪小说”下了这样的定义：“神怪小说，顾名思义，即演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社会生活的小说。”本文关于《太平广记》神怪类诗笔小说的分类，便是继承自林辰先生的说法。

诗稗关系层面：寄生说、共生说

诗词“寄生说”相关的学者主要是四川师范大学赵义山教授，其不光已经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也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力。但可惜该说并非无懈可击，因而受到了四川大学饶龙隼教授等学者的质疑。名家之间的争鸣自然各有道理。但综观来看，赵义山先生的词曲“寄生说”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对古代相关学说的继承，有着深厚的学术发展史基础。而且“寄生”一词能否从其他学科借用到文学，答案是可以，因为跨学科概念的借用古今中外都有。更何况“寄生”一词并非都是贬义，现实中既有有害寄生，也有有利寄生，古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即可理解为有利寄生。又，“寄生”一词在汉语语境中也并非完全来自生物学的借词，其有着更为深厚的哲学和美学根基，比如古人所谓的“人生如寄”等。因此“寄生说”在一定层面来看是成立的，但可惜不如“共生说”更合适，毕竟上述关于寄生论述中的有利寄生便是互利共生，且“共生”在当下语境中更偏向于褒义，更易被社会所接受。

而学界关于古代小说中诗歌研究相关的“共生说”理论，亦已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和学术成果，比如吴怀东《唐诗与传奇的生成》一书的第三章便是对诗、赋与小说共生性的专门论述。从其相关论述可知，在古代小说中不光有诗与小说的共生，也有赋予小说的共生。且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先秦典籍奠定了这样韵散结合的文学传统；二是由于诗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小说作者若想体现才气并被人赏识，就要在相关作品中加入诗文。由此中国古代小说便呈现出“文备众体”“诗文共生”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优点和特色。而古人亦十分喜欢进行韵散融合的实验，比如元稹《莺莺传》与李绅《莺莺歌》、陈鸿《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等一诗一传的匹配模式。除上述外，还有孟棨《本事诗》等为诗作本事、韩愈《石鼎联句诗序》等为诗写序的形式。与此同时，佛教俗讲和变文也对该现象产生过重要影响，对此，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所论述。

小说中诗歌的研究与单纯的诗歌研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基于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不同，即小说中的诗歌不可单独孤立地研究，要立足于其小说母体进行综合研究。与此同时，因小说中诗歌的虚构成分占比更大，其相关研究更应归入小说研究，而非诗歌研究。对此，林辰在《古代小说与诗词》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小说诗词毕竟不同于文人诗词。小说诗词是作为小说创作的一种工具被引进小说中来的，所以小说诗词虽然还保存着诗词曲赋的外形，却已经是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成为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段，成为小说的一种艺术技法了。”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