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8年7月，北京西郊会议室，张伯年拉开帆布包，最上面那张纸写着“刘光典，旅顺人”，这俩名字隔着34年，报纸上的“叛徒”和名单上的“代号”，到底哪个是真的？

1954年3月，台北《中央日报》头版大黑字：“刘光典弃暗投明”。

1988年7月，北京西郊会议室，张伯年拉开帆布包，最上面那张纸写着“刘光典，旅顺人”，这俩名字隔着34年，报纸上的“叛徒”和名单上的“代号”，到底哪个是真的？

中央接到材料，连夜抽人翻旧卷宗，翻卷宗才发现，这人1950年后就没了记录，1954年却突然标成“叛变”，之后再没下文，像凭空从档案里蒸发了。

1922年生在旅顺铁路职工宿舍，父亲走得早，15岁进药铺当学徒，白天碾药配剂，晚上就着油灯抄方子，硬啃下日语、英语，后来竟靠自学考进了辅仁大学。

日伪那几年，他在警察局当翻译，看着特务抓人，趁夜把搜捕名单烧在炭盆里，还悄悄放走两个被捕的情报员，没人知道这戴眼镜的年轻人是自己人。

1946年冬天，老乡洪国式找上门，一句“东北正缺你这样的人”，他没多问就点头。

辽沈战役前，他装成商人混进机场，把布防图藏在药箱夹层送出去，总前委看过情报，批了八个字：“胆大心细，堪当大任。”

1949年北平初秋，全家福里他穿着灰布中山装，笑得腼腆，怀里的小女儿揪着他领口的纽扣。

没过半月，组织递来密信：“台湾急需人手”，他把照片塞进贴身口袋，对妻子王素莲只说“去南方出趟长差”，转身就上了南下的船。

头回登岛扮成药材商人，在基隆港转了七天，把军舰泊位、炮台位置记在烟盒纸上，夜里躲进旅馆，用米汤在《本草纲目》里写密信，两周后带回《台湾防卫计划》，里面标着“淡水港雷区分布图”“高雄机场跑道长度”，铅笔字都磨花了边。

1950年再返时，船刚靠基隆，就见码头贴满“剿共”布告。

接头的上线没等来，倒是碰着同组的王耀东，两人蹲在城隍庙墙角啃包子，才知道组织被特务端了，现在是断线的风筝。

往新竹深山里钻，找了个废弃煤窑落脚，白天挖野菜，专挑灰灰菜、马齿苋，晚上烤地瓜，埋在火塘余烬里，皮焦了才扒出来，黑乎乎的瓤烫得直甩手。

没报纸没广播，就蹲在田埂上给除草的老农讲“咱们志愿军在长津湖把美国人冻成冰雕”，老农听不懂“志愿”俩字，他就拍着胸脯说“跟当年打日本一样，为老百姓打仗的兵”。

有回捡到孩子用的练习本，他撕下一页写“小宝，爸爸给你买了糖”，写完叠成小方块塞进竹筒，挂在树杈上，第二天又取下来烧掉——怕特务搜山时看见。

1954年春节前三天，天还没亮，山坳里突然传来狗叫，二十多个特务举着枪围上来，他跟王耀东往密林里跑，没跑出五十步就被树根绊倒，特务拿枪指着头，他啐了口血沫，只说了句“我刘某人不欠你们的”。

铁链拖在水泥地上哐啷响，刘光典被推进审讯室时，眼镜片上还沾着深山的泥。

头三年，特务换着法子审，先灌辣椒水，后上老虎凳，他晕过去几次，醒了只咳血不说话。

第四年换了“文劝”，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特务推过纸笔：“写两百字声明，说你脱离中共，立马放你回大陆见老婆孩子。”

他盯着纸看了半晌，突然笑出声：“写完烧给你们祖宗，他们缺这东西。”

1959年2月4日凌晨，松山监狱的铁门吱呀开了。

狱警递来死刑执行书，他接过毛笔蘸墨，手腕没抖，“刘光典”三个字笔画遒劲，像刻在石碑上。

囚服领口磨出毛边，他拢了拢，对隔壁监室的狱友喊：“活着的要把真相带出去！”

押赴刑场的卡车在黎明前的薄雾里颠簸，他望着东边泛起的鱼肚白，突然哼起在东北学的小调，枪响时，37岁的血溅在台湾冰冷的土地上。

枪声在黎明里散了，特务们却没闲着。

刘光典死后第二天，台北《中央日报》又登出“独家新闻”，说他“幡然悔悟，已由港返台”，还配了张模糊的照片——找了个眉眼相似的特务，在香港拍了“弃暗投明”的镜头，报纸上印着“刘光典现身九龙城”，其实那人身量比真刘光典矮半头，左手虎口根本没有常年握枪磨出的茧子。

北京这边收到情报，说“刘光典情况存疑”，那会儿两岸消息堵得死，谁也说不清真假。

组织上暂时停了对家属的联络，档案里悄悄标了“叛变待查”。

北平那个小院里，王素莲还在等“南方长差”的丈夫回家。

街坊看她的眼神都变了，有人往门上泼脏水，孩子上学被骂“小特务崽子”。

她把那些骂声咽进肚子，每天照样给墙上的全家福掸灰，给孩子缝补衣裳，只是夜里总抱着枕头坐起来，听胡同里巡逻的脚步声。

1960年冬天，她咳着血倒在灶台边，怀里还揣着个布包，里面是刘光典1949年临走前写的信，信纸都磨破了边，“等我回来”四个字被眼泪泡得发皱。

她才32岁，送医院时已经没气了，医生翻开她眼皮，说“是心病熬的”。

三十年过去，1988年秋，当年的联络员张伯年从档案室翻出泛黄的名单，帆布包拉链拉开时，金属齿咬着布料咔啦响，最上面一行就是“刘光典，旅顺人”。

中央成立专班，顺着这六个字查下去，台北故宫解密的《蒋介石批复手令》里，“刘光典坚不吐实”的钢笔字刺得人眼疼，旁边还画着红圈，批了“处决”二字；松山监狱的《狱中口供》更清楚，他写的全是“我为人民服务”，没有半个字“自首”。

1991年春天，民政部的红头文件送到王素莲的妹妹家，“刘光典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白纸黑字盖着国徽。

2003年，刘光典的儿女捧着半盒骨灰从台湾回来，骨灰坛上贴张纸条：“等统一再全回家”。

2008年清明节，他们把“革命烈士”证书复印件，塞进父亲褪色的入党志愿书里，那纸页边角都磨成了毛边，钢笔写的“永不叛党”四个字，洇在纸里三十年，终于见了光。

当年他答应带孩子去看的北平动物园狮子早没了，但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份写着“刘光典，旅顺人”的名单，玻璃反光里映着参观者的脸，像无数双眼睛在说：我们记得你。

来源：分享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