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因库，其存续密码深植于动态传承的实践土壤之中。福建作为全国非遗资源大省，现有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145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及705项省级非遗项目，构建起金字塔形的保护体系。其保护实践既彰显闽文化生态的在地性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因库，其存续密码深植于动态传承的实践土壤之中。福建作为全国非遗资源大省，现有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145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及705项省级非遗项目，构建起金字塔形的保护体系。其保护实践既彰显闽文化生态的在地性特征，又在国际非遗保护理论演进中贡献出具有标本意义的在地化方案。我们以“活态传承”为学术支点，融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破解非遗生命力与社区参与的共生密码。研究突破静态保护思维，聚焦“人-艺-境”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传统技艺的存续不仅依赖技艺本身的传承，更取决于其与社区日常生活的嵌合程度。这种嵌合催生出三重传承动力：文化认同的内生驱动、代际传递的情感纽带、创新发展的时代适配。基于此，我们提出构建“根系深植，枝叶更新”的传承范式，既确保文化基因的稳定性表达，又预留适应现代社会的演化空间，最终形成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有机嫁接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活态性：非遗存续的哲学根基与实践导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概念源于文化人类学“活历史”理论，强调其在当代社会仍具有功能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其界定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突出其通过代际传承与社区互动持续演变的本质特征。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态保存模式，活态性体现为三重维度：主体依存性要求传承人与社区共同参与（如福建木偶戏通过“进校园、进社区”构建传承体系）；时间维度接纳文化形式的流变创新（王文章提出的“活态流变性”理论）；空间维度强调与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合（需在原生环境中保持功能延续）。这一特性在学术语境中经历了从“民俗文化”到“活态遗产”的认知转型，其保护实践需平衡历史真实性与现代适应性，避免将活态文化降维为静态展品。其二，动态适应性。活态性排斥固化保存，强调文化形式在历史语境中的自我调适能力。如闽南民居营造技艺在当代建筑实践中融入抗震技术改良，既保持传统形制又回应现代需求。其三，系统开放性。非遗作为文化生态系统，需与政治、经济、技术等外部要素持续互动。福建非遗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即印证了这种开放性——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产业转化实现保护资金反哺，形成“以产养遗”的良性循环。这一理论框架颠覆了传统保护范式中的“博物馆化”倾向。黄仲山指出，活态性概念的确立推动保护实践从“抢救性记录”转向“过程性维护”，关注点从文化表象的留存深化为文化基因的激活。福建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转向：《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明确提出“活态传承”原则，通过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监测非遗项目的存续状态，而非简单量化传承人数量或档案完整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文化适配与范式创新。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非遗保护领域，需突破其环境经济学起源的局限，构建文化本位的理论模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指南》中确立的“三维框架”——环境可持续、经济包容、社会公平——为这种适配提供了基础。福建非遗保护实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具文化针对性的理论范式：首先，代际公平原则的文化诠释。传统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资源在代际间的均衡分配，在非遗语境中则转化为“传承链完整性”概念。福建通过建立分级传承人培养体系（如省级传承人带徒津贴制度）、推行“非遗进校园”长效机制，确保技艺传递不断代。这种制度设计暗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通过增强年轻群体的文化参与能力实现代际公平。其次，系统韧性建构。非遗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需抵御现代化冲击，福建经验显示：建立“弹性缓冲层”是关键。具体表现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圈层保护结构，核心区保持传统实践原真性，缓冲区发展文创产业，外围区培育消费市场；数字化保护的双向赋能，既通过动作捕捉技术留存技艺精髓，又借助虚拟现实创造新型展演场景。这种分层保护机制增强了系统应对变迁的韧性。最后，价值共生机制。非遗可持续发展需实现文化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的协同增效。福建将非遗保护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使传统工艺成为地方经济新增长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转化并非简单商业化，而是遵循“文化价值优先”原则——如闽茶制作技艺的产业化始终以茶道精神传承为前提，避免技艺异化为流水线生产。

社区互动：活态传承的动力机制。非遗的活态性本质决定了社区不仅是文化承载空间，更是传承实践的能动主体。福建非遗保护中形成的“双向赋权”模型，为解析社区互动机制提供了理论样本：第一，文化认同的内生驱动。社区对非遗的认同建构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记忆重构。通过节庆仪式（如妈祖信俗巡安）唤醒集体记忆，将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认同；二是符号生产。提炼非遗元素转化为社区标志（如“福建文化标识”评选），增强文化识别度；三是权利赋予。建立社区非遗事务决策参与制度，使居民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治理主体。这种认同建构超越了简单的文化自觉，形成布迪厄所称的“习性”（habitus）——将非遗实践内化为日常生活惯习。第二，知识生产的协作网络。非遗传承本质是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福建经验显示，当代知识生产呈现“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传统师徒制的现代化转型，建立标准化传承规程与弹性创新空间的平衡。如南音传承在保持工尺谱体系的同时，开发数字化教学平台；另一方面，跨界知识融合，推动匠人与设计师、工程师合作。德化瓷烧制技艺与3D打印技术的结合，既提升生产效率又拓展艺术表达边界。这种协作网络打破了封闭传承体系，使非遗知识生产具备开放创新性。第三，资源管理的参与式治理。社区参与非遗管理需突破“咨询-执行”的浅层模式，向“共治-共享”深层模式演进。福建推行的“三圈层”治理结构具有理论创新价值：核心圈（传承群体）负责技艺标准制定，协同圈（社区组织）承担活动组织，支持圈（政府与企业）提供资源保障。这种结构既保证文化本体的话语权，又激活多方参与积极性，暗合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第四，理论范式的整合与超越。将活态性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框架相结合，可构建“文化生态系统”模型。该系统包含四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实践主体系统（传承人、社区群体）；文化表征系统（技艺、仪式、符号）；制度支持系统（政策、法律、资金）；环境响应系统（社会经济变迁、技术革新）。系统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能量（文化活力）的流动与转化——当社区互动产生足够文化认同能量时，可驱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反之，政策红利与技术赋能又能强化社区参与，形成正向反馈回路。这一模型对传统保护理论有三重突破：首先，消解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将发展视为活态传承的必然要求；其次，重构本体与载体关系，强调非遗生命力既蕴含于文化形式本身，更生成于社区实践过程；最后，确立动态评估标准，以文化基因的延续性而非项目数量的增长作为核心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本质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本文以福建非遗保护实践为观测窗口，揭示“活态性”传承绝非简单的形式复刻，而是文化基因在现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译。研究发现，当非遗元素深度嵌入社区生活肌理，成为民众情感表达与精神依归时，传统技艺便获得了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既源自文化认同的内生驱动，也得益于与时代需求的创造性对话——寿山石雕融入现代设计，南音古乐探索数字传播，正是传统智慧在当代社会的适应性表达。值得关注的是，福建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超越地域边界：非遗保护不应囿于博物馆化的标本陈列，而要构建“传统根系深植，创新枝叶舒展”的生态化传承体系。这种体系既需要政策托举的外部保障，更依赖文化持有者的主动参与。当非遗成为社区发展的内生资源，当传统智慧照亮现代生活，我们方能期待：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化密码，终将在时代浪潮中活水长流，生生不息。

作者：晋诗宁，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