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赖昌星坦白一生最爱2个女人，第二个甚至超过结发妻子地位

摘要：赖昌星就是后一种。他这出戏，唱得是高朋满座，也唱得是四面楚歌。戏台上人来人往，可他心里明白，真正跟着他从头唱到尾的，只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戏台的根基，一个是他戏台的华彩，只是唱到最后，他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一出，才是他最想唱的。

人这一辈子，就像村头戏台子上的一出戏。有的人，一辈子平平淡淡，锣鼓点子敲得不紧不慢；有的人，却活得惊天动地，一出场就是千军万马。

赖昌星就是后一种。他这出戏，唱得是高朋满座，也唱得是四面楚歌。戏台上人来人往，可他心里明白，真正跟着他从头唱到尾的，只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戏台的根基，一个是他戏台的华彩，只是唱到最后，他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一出，才是他最想唱的。

监狱里的墙是灰色的，看久了，人的心也就跟着变成了灰色。赖昌星，如今只是一个编号，再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赖总”了。他坐在小凳子上，手里捧着一个塑料杯，里面的茶叶梗子浮浮沉沉，像他这大半辈子。对面年轻的狱警按例询问他的思想状况，话语客气又疏离。

阿星浑浊的眼睛抬了一下，忽然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这一辈子，对不住很多人，但真正刻在心里的，就两个女人……”狱警愣了一下，停下了笔，看着这个曾经的枭雄。

阿星的思绪，早就飞出了这四方天地，飞回了福建晋江那个冒着咸湿海风的小渔村。那时候他还叫阿星，是个穷小子，除了胆子大，脑子活，就什么都没有了。家里兄弟多，饭都吃不饱，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

媒人领着曾明娜（阿娜）来的时候，阿星正光着膀子在滩涂上挖海蛎子。阿娜不高，有点黑，但一双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点怯生生的笑。她不嫌阿星穷，就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股劲儿，一股不甘心窝在渔村里的劲儿。

阿娜的家人不同意，觉得阿星是个“烂仔”，不靠谱。阿娜却铁了心，她对家里人说：“我信他，他以后肯定有出息。”为了凑够给阿星去香港闯荡的路费，阿娜把外婆留给她当嫁妆的一对金镯子，偷偷当掉了。她把一沓子揉得皱巴巴的钱塞到阿星手里，眼睛红红的，只说了一句：“到了那边，好好干，我等你。”

香港的日子，是泡在苦水里的。阿星在工地上扛过水泥，在后厨洗过盘子，什么苦活累活都干。阿娜随后也去了，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打工，每天站十几个小时。两个人租住在深水埗的“笼屋”里，一个铁丝网隔出来的铺位，翻个身都怕碰到邻居。

最难的时候，两个人分吃一个菠萝包。阿星咬一小口，剩下的都推给阿娜。阿娜不吃，又推回来。推来推去，阿星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个大男人，抱着瘦小的阿娜，在那个连风都透不进来的铁笼子里，哭得像个孩子。

他哽咽着对阿娜发誓：“阿娜，你信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住上大房子，让你天天吃菠萝包，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阿娜没说话，只是紧紧抱着他，用她那双因为常年泡水而变得粗糙的手，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这个承诺，成了阿娜后半辈子所有等待和煎熬的支撑，也成了阿星心里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阿星真的发达了。靠着倒卖电子产品和布料，他像一条泥鳅，在政策的缝隙里钻来钻去，硬是钻出了一片天。他带着积累的第一桶金，衣锦还乡，回到了厦门。他不再是那个光膀子的阿星了，人们都毕恭毕敬地叫他“赖总”。

他的商业帝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厂房、公司、车队，他什么都想搞，什么都敢搞。只是摊子铺得太大，他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他虽然精明，但毕竟是草莽出身，对那些现代化的管理和资本运作，一窍不通。

就在这个时候，蔡玲玲（玲玲）出现了。那是在一次市政府举办的招商洽谈会上，玲玲是负责接待的政府工作人员。她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裙，名牌大学毕业，谈吐优雅，气质不凡。她不卑不亢地向阿星介绍厦门的投资政策，几句话就把复杂的条文说得清清楚楚。

阿星听得入了迷。他见过很多女人，漂亮的，温柔的，但他从没见过像玲玲这样的。她身上有一种知识和自信带来的光芒，那是阿娜身上没有的。他看着玲玲用流利的普通话和外商交谈，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洽谈会一结束，阿星就向玲玲发出了邀请，许以高薪，请她下海加盟。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一个政府的“铁饭碗”，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个“土老板”。出乎意料的是，玲玲考虑了几天，真的辞职了。

玲玲的加入，像是给阿星这台轰鸣的野马机器，装上了精密的导航仪。她帮助阿星梳理混乱的公司账目，建立起现代的企业制度，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对政策的熟悉，为阿星摆平了很多他自己搞不定的麻烦。阿星负责在外面冲锋陷阵，喝酒交朋友；玲玲就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处理各种复杂的文件和关系。

渐渐地，阿星发现自己离不开玲玲了。每天睁开眼，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司的业务，而只要一想到业务，他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玲玲的身影。任何重要的决定，他都习惯性地要先听听玲玲的意见。他觉得，只有玲玲说“行”，那这件事才真的行。

阿娜此时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她按照闽南女人的传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公婆侍奉得舒舒服服。她不懂丈夫口中的“资本运作”和“股权激励”，她只知道丈夫回家晚了，要给他留一盏灯，炖一碗汤。

可是，阿星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身上的酒气越来越重，有时候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阿娜问起，他总是不耐烦地说：“应酬，都是为了生意。”阿娜就不再问了。她只是默默地收拾丈夫换下的衣服，清洗他带回来的疲惫。

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阿星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在一场极其盛大的公司周年庆典上，阿星豪掷千金，请来了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星董小姐。晚宴上，董小姐歌声甜美，人也靓丽。阿星作为主人，频频向她敬酒，两个人相谈甚欢。

那一晚，阿娜也去了。她穿着阿星特意为她买的名贵礼服，局促地坐在主桌上，像一个误入宴会的女佣。她看着丈夫和那个耀眼的女歌星言笑晏晏，看着周围人投来的暧昧眼神，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宴会进行到一半，一个和阿星关系极好的生意伙伴端着酒杯，大着舌头开玩笑，他指着阿娜，又指着不远处正和人谈笑风生的玲玲，对阿星说：“赖总，你这福气好啊，家里一个贤内助，公司一个女诸葛！”

阿星喝了不少酒，满面红光。他哈哈大笑，搂过那个朋友的肩膀，酒气熏天地说：“兄弟，你说错了。”他顿了顿，伸手指了指阿-娜的方向，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半个桌子的人听到：“那个，是我老婆，是给我生娃的。”然后，他转过头，目光灼灼地望向玲玲，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宣告：“这个，才是我的女人。没她，就没我赖昌星的今天！”

满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三个人的身上。玲玲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她端起酒杯，朝阿星遥遥一敬，一饮而尽。阿娜的脸，在那一刻，白得像一张纸。她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桌布，指甲都快要掐进了肉里。她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了大庭广众之下。

那次宴会之后，一切都变了。阿星的话，像一道无形的圣旨，确立了玲玲在这个商业帝国里独一无二的地位。公司里的人，都心照不宣地称呼玲玲为“蔡总”，她的办公室就在阿星的隔壁，公司的所有核心文件，都必须经过她的手。

阿星对玲玲的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为玲玲在厦门最贵的地段买了别墅，送她的跑车颜色可以一个星期不重样。他甚至在一次私下的聚会里，对他的铁哥们说：“阿娜是我的过去，玲玲才是我的现在和未来。”

这些话，像风一样，总能吹到阿娜的耳朵里。她不哭不闹，只是人变得越来越沉默。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仿佛那个家，只有在孩子的房间里，才属于她。

阿星的生意越做越大，名声也越来越响。他修建的“红楼”成了厦门一个传说般的存在，里面夜夜笙歌，宾客如云。关于他和董小姐的绯闻，也从坊间传闻，变成了印在八卦杂志上的铅字。阿娜在给孩子削苹果的时候，看到了那本杂志，封面是丈夫和那个女歌星相视而笑的照片。她的手一抖，刀子划破了手指，血珠子渗了出来，她却感觉不到疼。

她终于忍不住，和阿星摊牌了。那是一个深夜，阿星带着满身酒气回家。阿娜拦住了他，把那本杂志扔在他面前，声音颤抖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外面的那些话，还有那个蔡玲玲，你到底把我和这个家当成什么？”

阿星看着妻子苍白的脸和通红的眼睛，心里涌上一阵愧疚。但他很快就被烦躁所取代。他挥挥手说：“都是捕风捉影！生意场上的事，你不懂！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娘几个！”

他没有解释，也没有安慰。他绕过她，径直走进了书房，关上了门。门里门外，是两个无法再沟通的世界。阿娜靠在冰冷的墙上，眼泪无声地滑落。她知道，她和阿星之间，已经隔了一条她永远也跨不过去的河。

1999年的夏天，天气异常闷热，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远华案发，阿星建立的商业帝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消息传来的时候，阿星正在他的“红楼”里宴请宾客。他当场摔了杯子，脸色惨白。

他知道，天塌了。他必须跑，立刻就跑。在那个混乱的夜晚，他面临着逃亡前最痛苦的一个抉择：带谁走？

阿娜是他的结发妻子，是孩子们的母亲。按照宗族规矩和人伦常情，他必须带她走。不带她，他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陈世美，会被族人戳脊梁骨戳死。

玲玲是他事业和精神的支柱。在可以预见的黑暗逃亡生涯里，他需要她的智慧、冷静和手腕来应对一切未知的风险。没有玲玲，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瞎子，寸步难行。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抽了一整夜的烟。天快亮的时候，他做了决定。他叫来最信任的下属，沙哑着嗓子吩咐：“去，准备机票。阿娜和孩子们，还有……蔡总，都走。我们去加拿大。”

下属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赖总，这……这怎么行？”

阿星赤红着双眼，低吼道：“就这么办！快去！”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有人能想到，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看似荒唐的解决方式。他要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女人”，一起亡命天涯。

加拿大温哥华，风景如画。阿星用仅剩的资产，在这里买下了一栋带花园的豪宅。他以为，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暂时的避风港。他没想到，自己亲手为这两个女人，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比监狱更令人窒息的黄金囚笼。

住进豪宅的第一天，气氛就是凝固的。阿娜默默地选择了一间离主卧最远的房间，开始收拾行李，仿佛她只是一个被雇来照顾孩子的保姆。玲玲则很自然地走进了主卧旁边的书房，打开电脑，开始联系加拿大的律师，处理各种法律文件。

这个家，从一开始就分裂成了两个世界。阿娜的世界，是厨房、花园和孩子们的房间。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给孩子们做饭，送他们去临时的语言学校，在花园里种一些故乡的蔬菜。她几乎不说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前的哭闹和对峙，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麻木和沉默。

玲玲的世界，则是书房、客厅和各种各样的会客场所。她成了这个家的“外交部长”和“总管家”。她负责处理阿星复杂的移民官司，管理着那些藏在海外的秘密账户，甚至还要应对媒体的围追堵截。她依然穿着得体的套装，化着精致的妆，冷静、高效地处理着一切，仿佛她不是在逃亡，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办公。

阿星夹在中间，痛苦不堪。他每天都要面对这两个女人。饭桌上，阿娜会把一碗汤默默地放在他面前，那是他从小喝惯的味道。他刚拿起汤匙，玲玲就会递过来一份文件，用英语和他说着官司的最新进展。阿娜听不懂，她只是低头吃饭，仿佛对面坐着的，是两个陌生人。

晚上，阿星想去阿娜的房间看看孩子，阿娜会客气地把他挡在门外，说“孩子们睡了”。他回到主卧，玲玲常常还在书房里打电话，或者在电脑前分析案情。他想和她说说话，她也只是抬起头，疲惫地笑笑，说“等一下，我处理完这个就来”。

他试图平衡，却发现这个天平早就被他自己亲手弄坏了。他对阿娜怀有深深的愧疚，那是对一个陪他吃过苦的糟糠之妻的责任。他对玲玲，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依赖和占有，他需要她的智慧，也迷恋她带给他的激情和价值感。

有一次，阿星因为官司的事情心烦，喝多了酒。他回到家，看到阿娜正在客厅里默默地擦地。他走过去，想抱抱她，嘴里喃喃地说：“阿娜，我对不起你……”

阿娜的身体僵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说：“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阿星的酒醒了一半。他愣愣地看着阿娜的背影，那个曾经在他怀里哭泣，说“我信你”的女人，如今像一块捂不热的石头。他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他转身走向书房，玲玲正等着他。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玲玲什么也没问，只是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轻轻地放在他手边。

那一刻，阿星的心，彻底倒向了玲玲。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玲玲才是真正懂他、需要他，也为他所需要的人。

逃亡的日子，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几年下来，阿星的官司前景越来越不乐观，钱也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玲玲身上。他相信，玲玲那么聪明，一定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后路。

那天晚上，律师传来消息，说他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的可能性极大。阿星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提前回到家中，整个人都像被抽空了。他习惯性地走向玲玲的书房，想和她商量最后的对策。

书房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电脑屏幕的幽光。他轻轻推开门，准备叫她。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

玲玲戴着耳机，正用一口流利得让他感到陌生的英语，和屏幕对面的人快速交谈。她的脸上，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决绝和冷漠，和平时在他面前表现出的冷静和温柔判若两人。

阿星的目光，被她的电脑屏幕死死吸住了。那上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资产转移流程图，各种线条和账户指向的最终目的地，是一个位于瑞士的匿名信托基金。更让阿星浑身冰凉、如坠冰窟的是，他在屏幕的一角，看到了一份已经拟好的法律文件。那是一份“关系终止及资产交割声明”，上面清晰地写明，在赖昌星被遣返后，所有信托基金内的资产，将全部转移到受益人蔡玲玲个人名下。而文件的发起方，正是玲玲之前一直告诉他，那个“能为他们提供最后庇护”的海外机构。

那一刻，阿星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像一尊雕像一样站在门口，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他一直视若生命、甚至在他心中地位早已超过结发妻子的女人，那个他以为会与他同生共死的红颜知己，原来，早就为她自己铺好了一条与他无关的黄金退路。他所有的信任和依赖，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你在干什么！”阿星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怒吼，冲了进去。

玲玲被吓了一跳，她猛地合上电脑，但已经来不及了。她看着阿星那张因为愤怒和背叛而扭曲的脸，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